社会|张玉环 从凶手到无罪,被迫缺席的27年

稿源: | 作者: 聂阳欣 日期: 2020-08-13

8月4日,江西省高院宣判张玉环无罪。在羁押了9778天后, 这个曾经被认定为杀害两名男童的“凶手”,重获自由

本刊记者 聂阳欣 发自南昌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8月4日傍晚18时40分,张玉环穿着黑灰条纹的短袖T恤和黑色五分裤,胸前挂着一团红花,在媒体和村干部的簇拥下,回到了阔别近27年的张家村。

 

母亲张炳莲、前妻宋小女、儿子保仁和保刚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宋小女看到张玉环,扑上去抱住他。张玉环眼眶一下子红了,宋小女激动得晕了过去,被送往医院。母亲拉着他坐在新铺好的床边,颠来倒去地对记者说:“他受了好多苦,受了好多委屈。”

 

张玉环留着寸头,黑发,两颊肌肉已松弛,眼尾有了几道深褶。他已经年过半百,而当年离家时,他还只是个26岁的青年。

 

1993年10月24日,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两名男童被害,其中,一名6岁的孩子被人用麻绳勒死,另一名4岁的孩子则被人用手掐死,随后被抛尸在村西北方的下马塘水库。时年26岁的张玉环被锁定为嫌疑人。经过长达八年的案件审理及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江西省高院”)最终裁定,维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南昌市中院”)的原判,认定该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2年初,张玉环被转移至南昌市监狱服刑,期间坚持申诉,寻求平反机会。

 

2020年7月9日,江西省高院开庭再审“张玉环故意杀人案”。律师王飞、尚满庆称,张玉环此前两份有罪供述均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做出,属于非法证据,认定为本案物证的麻绳、麻袋,以及他手指上的伤痕,缺乏鉴定,不能证明其与本案的联系。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以“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物证不具关联性”为由,建议改判张玉环无罪。

 

法院虽没有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但在8月4日的宣判中,听取了检、辩双方意见,认为张玉环的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除有罪供述外,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间接证据亦不能形成完整链条,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判决他无罪,当即释放。

 

回家之后,张玉环面对记者,有点紧张,说每句话都会有短暂停顿,双手不停地抓裤子和胸前的团花。待母亲和儿子走出房间后,他怅然说道:“我已经认不出儿子和母亲,儿子长大了,母亲老了。房子也不认识了,一切新鲜得像坐飞机一样。”

 

“社会变化得太快了,现在我就跟傻子一样。手机我没用过,只在牢里见管教干部用,坐牢之前我有BP机。”他说。他仿佛从1993年穿越到现在。过去近27年的时光之路上,堆积了四五百封申诉信,脑子里的时间始终没越过1993年那个秋收季节。

 

秋收

 

张家村在进贤县城的东边,一条主路贯穿整个村子,直通南面的523省道。二十年里,这条路从砂石路变成了水泥路、沥青路。村里的房子沿主路而建,鳞次栉比,一半是老式的红色砖瓦房,一半是新盖的水泥小楼房。村子里如今人已不多,只能看到老人,还有带小孩的年轻媳妇,很多人因为孩子读书和外出务工,陆续搬去了县城。

 

但田地没有荒。炎热而多雨的七八月之交,水田里的早稻刚刚被收割,晚稻的秧苗已经插了,等待着10月下旬再一次的收获。常年不在村里的人,也会记得家里的田地。

 

1993年10月,张玉环从上海赶回来割晚稻。他是家中次子,小学时成绩不好,跟着父亲找的木工师傅学手艺,十三四岁就随师傅去福建做工。1990年代初,他辗转于福建、上海两地接活,一年中,只有春耕和秋收时才回村里,干完农活,又匆忙离家。妻子宋小女有先天性心脏病,做不得重活,“他在田里做事,我坐在地上看。饭多半也是他做,他做得好吃,我不行,用大锅煮饭,明明煮好了,我还要扇一道火,就烧糊了。”

 

张玉环一家在村里算过得不错的人家,负担也少。村里人均日收入几元钱的时候,他因为常年外出做木工,一天就可能赚到十几元。宋小女说:“那个时候好多跟我们一起结婚的,分家时还要分到父母的外债,我们一分钱债都没有,还分到一只小猪。”

 

变故发生在收割晚稻的那几日,此后,一切都不同了。1993年10月24日上午,张玉环把收割好的稻谷拖回家,铺在晒谷场上。下午,他听说同村两个小孩找不到了,其中一个是对面邻居家的。他跟着村里人一同找,直到晚上也没找到。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张玉环惦记着晒谷场的稻谷,新收的稻谷要晒两天。其他人都已把稻谷收进了屋,准备改天再晒,但张玉环等不及,因为第二天他要动身去上海。他在稻谷上盖了一层塑料膜,独自在晒谷场守着,怕被人偷。

 

谁也没想到两个小孩竟是死了。第二天中午,附近北岭林场医生张幼玲听说,小孩尸体在村西北面的下马塘水库里被发现,直觉有些不对劲:“我们跟下马塘水库隔了一座山,是丘陵,不高,但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能走过去,而且,我们张家没有田地在那个地方,小孩不会记得路。”他顾不上午休,冒雨骑自行车去水库,被告知尸体已经转移到后山,又调转车头,在小道上飞奔,心里的疑惑更大了:枯水期的水库只剩下底部一层水,怎么会淹死人?

 

他赶到后山时,村民们正准备埋葬尸体,一群人围着打土坑。大家不敢看小孩尸体,用草席遮住放在一边。张幼玲走上前掀开,头皮一下就麻了:一个孩子面上有两道从嘴角向外延伸的勒痕,另一个孩子的脖颈两侧,分别有四个瘀痕和一个瘀痕,那是一只手掐过后留下的痕迹。他让家属赶紧去报警。很快,警方认定是他杀,并且是熟人作案。

 

张玉环去不了上海了,警察封锁了村子,挨家挨户录口供。他雨夜守谷的举动变得非常可疑,在后来的公安机关案卷里,雨夜守谷成了抛尸前的掩护,他被认为是一个胆大心狠的杀人犯。警方列举了几条怀疑张玉环的理由:村民反映,他在案发后一反孤独沉默的常态,情绪激动,变得活跃;他左手、背部有几条带血的伤痕;死者生前曾将他家炊房里的盐、酱油等物倒入水缸;现场打捞上一个麻袋,而张玉环家麻袋数量较多。

 

“凶手”

 

1993年10月27日,张玉环被警方带走。一个星期之后,他先后做出了两份有罪供述,在作案地点、作案经过、作案工具、藏尸地点、抛尸过程和藏尸工具等方面互相矛盾。

 

后来在再审的法庭上,张玉环解释,两份有罪供述均在24小时不间断的刑讯逼供下做出,他当时处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状态:“他们放出狼狗咬我,咬在大腿上,裤子也被咬破了,满腿都是血……将我双手反铐在背后,用扫把撬手臂,同时对我拳打脚踢。我的肋骨被打断一根,要我按办案人员意思编造口供,不然就活活打死我。”

 

警方根据张玉环的口供,从他家取出一根镶嵌红头绳的麻绳,认定这些是勒死其中一个被害人的工具,又将从水库里打捞上来的麻袋认定为运尸工具。警方鉴定得出结论:张玉环上衣提取物与打捞上来的麻袋都是黄麻纤维,同时,“张玉环左食指和右中指的掌指节背侧的伤痕手抓可形成。”除此之外,本案未做任何其他鉴定,包括对认定的关键物证麻绳、麻袋做DNA鉴定,以及对认定为抓伤张玉环的小孩的指甲做提取物鉴定。

 

家人以为张玉环只是去协助调查,很快会回来。不料,数日后警察到村里宣布:案件已经破了,张玉环是嫌疑人。当时,有罪推定的思维依然普遍,村里人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结果。村民后来告诉本刊记者:“即使有非议也不敢说。没看到是谁干的,谁也不敢出头。”

 

受害者家属把怒火发泄到宋小女和张玉环的母亲身上,横眉怒视,甚至出手打人,村长也把张玉环从家谱里除名。然而,家人一直无法相信他是杀人凶手。

 

1995年1月26日,南昌市中院一审开庭,判决认定,张玉环用手卡、绳勒、棍打的方式,将两名男童杀害,并抛尸水库,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庭上,张家人第一次见到被带走后的张玉环,听到他说有罪供述是屈打成招,大哥张民强很愤怒,当庭骂道:“不应该承认,即使打死了,也是死你一个,不会牵连家里人。”

 

张玉环当初因为担心连累家人才认了罪,没想到认罪仍连累家人,回到看守所后非常后悔,就把床单绑在窗户上上吊,幸被狱友救起。自杀不成,他决心为自己讨个公道。他在上诉材料中写道:“想起自己的冤情,我曾经自杀过,要不是同号子的囚犯救了我,我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我希望政府认真尽快地把案情追查清楚,恢复我的自由。”不久,江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张民强回忆:“当时心里好高兴,等待重审,一等就是八年。八年当中,走了南昌市政法委、南昌市中院、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每到一个部门,人家都知道这个事,但回复都是‘等’!” 张玉环难以忍受漫长的等待,又自杀了一次,用牙刷捅自己的喉咙,再次被人救下。张民强理解弟弟的苦楚:“他在看守所八年,人生这八年完完全全浪费了,判又不判,又不放人。”

 

2001年11月7日,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南昌市中院重审判决再次认定该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判决结果与原审相同。张家人大失所望。张民强说:“弟弟在法庭上辩护的时候,邓小斌律师还在法庭上为我弟弟竖起了大拇指,认为弟弟辩护得非常好,我弟弟一定可以无罪释放。”张玉环再次上诉,但被驳回。同月28日,江西省高院作出终审裁定,张玉环被判死缓。

 

家信

 

张玉环在看守所的八年里,家人无法探视,他只能通过写信与外界交流。

 

1996年11月,江西省高院作出发回重审决定20个月后,他给母亲张炳莲写信:“我最后一次求妈妈,想叫您带着我的儿子去省政府叫喊我的冤情,在省政府呆(待)十来天,没有钱,讨饭都要坚持下去,也许会引来社会上的痛(同)情,有可能也会碰上个大清官,我只有这样做才能为我洗清明白。”

 

他知道家里难,但不知道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自从警方宣告他是杀人嫌疑犯,宋小女在村里住不下去,带着年仅4岁和3岁的两个儿子投奔娘家。她先去卖菜,却越卖越亏。“我总想着张玉环,又不会算数,经常多找钱给人家。”后来,她去深圳打工,把大儿子给张炳莲抚养,小儿子交给自己的父亲。1997年,父亲去世,从此两个孩子都待在张炳莲身边。

 

之后,村里重新分责任田,张玉环和宋小女不在村里,田地被收走,还在读小学的儿子张保仁和张保刚分到了半人份的田地,张炳莲和小儿子分到两人份的田。全家共有六七亩水田,七八亩旱地,所有的农活都由张炳莲和两个孩子承担。

 

“我们七岁就跟着她(祖母)种田,种水稻、花生、西瓜、芝麻,西瓜熟了就把它搞掉,种花生。花生搞掉了就接着种玉米或者种油菜,有季节性的。”张保刚回忆,“种稻谷的时候,我们早上三四点就要起来,扶着牛去耕田。”

 

张炳莲精打细算,舍不得用肥料和打虫药、除草剂,土地一年四季没空着,但收成不好。张保刚和哥哥一年只有年三十那天才能吃一次肉。“她种了好多,可是没肥料长不出来,人家的玉米杆手臂一样粗,她的玉米杆像手指一样细,我还以为玉米就该是这么小的。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也很奇怪,为什么人家都不用除草,我天天都要去拔草,三亩地要拔好久。”

 

2001年1月24日,张玉环给母亲写信,商量和宋小女离婚。“我听说她在福建找了一位男朋友(我也不清楚是真,是假)?妈,这次过年小女回家对你还好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您,如果下次万一她要离婚,就要她离吧,我有一项任务托付小女,就是保仁、保刚抚养问题。”

 

宋小女离婚是迫不得已。她到深圳后,因为不识字,没能当上服务员,在餐馆后厨做帮工,包饺子、洗碗、拖地……什么杂活都干,还牵挂着张玉环和两个孩子。劳累、失眠、愁闷,她还患上了子宫瘤。“我以前在张玉环身边,连感冒都没有得过,在深圳心里压着事,我也没发现,子宫瘤越来越痛,不得不开刀了。” 她害怕,若是出什么意外,儿子没人照顾。

 

她最终同意和弟弟一直向她推荐的男人见面,提了三个条件:“第一,我家张玉环被冤枉关起来了,我随时要去看张玉环;第二,帮我照顾我儿子,不用对他们多好,比别人好一点就行;第三,我想去乡下看婆婆。”男人点头,宋小女改嫁了,两人一起去西安开了两元商品店。又过两年,宋小女接儿子们过去一起住。

 

儿子们太小,又去了外地,不能来看望张玉环,他隔几年便给儿子们写一封信。2004年元旦,张玉环在信中嘱咐兄弟俩:“你们不要太顽皮了,在学习上努力追求上进,为将来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彼时,张保刚早已辍学,他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家里条件不怎么好,成绩也不怎么好,就没读了。”张保仁一直在家读完初中,没再继续上学。上学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村里小孩不和我玩,跟我说,‘你是杀人犯的儿子’,即使去旁边镇上读中学,同学还是会议论,你去读书,村里的小孩也会去,都会知道的。”张保仁回忆。

 

2005年,兄弟俩从西安出发,去潮州打工,此后珠海、苏州、广州、福建,一路漂泊。张玉环无法及时掌握他们的行踪。2008年3月,他鼓起勇气向儿子们敞开心扉:“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敢去面对你们……我也很想一家人能够快乐幸福地在一起,我也想能够自己照顾、抚养、教育着亲生骨肉,我也很想很想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可是,现实无法成全我,更无法改变这一切。”信寄到西安时,兄弟俩去了广东,那封信又被退回到张玉环手中。

 

申诉

 

被定罪之后,张玉环和家人从未停止申诉。

 

宋小女的方式是写上访信。因为身体原因,她只读过四年一年级(一直复读),不识字,信是用拼音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写出来的,内容很简单:“你好,我是张玉环的妻子,我老公是被冤枉的,我大儿子(当年)4岁,小儿子(当年)3岁,你们要帮我洗刷冤屈。”寄信地址她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往北京送的,寄了五六封,全部石沉大海。

 

张玉环的大哥张民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重审判决后,他多次写信申诉到江西省高院立案处,但无人过问。好心人跟他说:“张玉环的案子在这里是没有用的,你要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看看是否有人帮你立案,一旦立了案就一定会翻案,像张玉环这样的案子如果真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三个张玉环也要立即执行死刑的,张玉环保住一条命是有原因的。”

 

当时,张玉环刚到南昌监狱服刑,被分去做衣服。因为不服判决,他用剪刀把做的衣服全部剪掉,被管教罚禁闭。张民强知道后劝他,一边努力做事,争取减刑;一边继续申诉,“我们就写给最高院、最高检、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一个礼拜写一封信,四个地方都写一遍,一个月就过去了。”

 

有时候,张玉环把自己写的申诉材料交给张民强,大哥会帮他改掉错别字,改顺语句,再拿到打印店让店员输入电脑里,批量打印。张玉环在监狱里面一星期寄一封信,张民强在外面也一星期寄一封,一直寄到2017年。16年中,只在2008年10月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回函,说已经转给江西高院,但一直没有下文。

 

张民强后来跟律师王飞和尚满庆说起这件事,才发现那封回函并不意味着进入了再审程序,这只是一个信访程序,也才知道律师每次交给法院材料,都会拿到回单,而他们寄去的信没有回单。“走了好多弯路,也没有专业人士教我们,请律师要钱的,我们家没有钱。”张民强介绍,有好心人曾给他推荐了两名律师,但他家出不起钱,连差旅费也承担不起,最后不了了之。

 

2016年,在张民强看不到再审希望的时候,江西乐平奸杀案再审,原告被改判无罪。这个案件像一个信号,让一些像张家这样的人意识到,江西司法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转折

 

张幼玲至今还记得这样的景象:暑气蒸腾的夏季午后,他骑车穿过田地,汗流浃背,见张玉环的母亲顶着日头,一个人在田里干活。这让他心如刀割,自我安慰道,“我是出于正义感,他(张玉环)罪有应得,就应该是这样。”

 

可接下来的一件事,让他产生了动摇。2002年,他的一个朋友持刀抢劫,和张玉环关在同一个牢房里。他去看望朋友时,问张玉环情况怎么样。朋友说,张玉环在牢里绝食、闹腾,一直叫冤。2012年,朋友出狱,去张幼玲家喝酒,跟他说,张玉环还是一直叫冤。

 

2016年底,张幼玲看完乐平案的报道,想起张玉环,心里像堵着一块石头:“张玉环究竟是不是被冤枉的?我要把这个弄明白。”当年,他看出小孩的死不是意外,让人报警,张玉环之后被抓。而此时,他想为张玉环争得一个机会。

 

2016年的12月,他找到江西记者曹映兰介绍此案。曹映兰认为值得报道。她后来回忆:“当时乐平案刚刚宣判无罪,给一些有同样遭遇、但一直申诉无果的人看到了希望。” 2017年1月24日,她来到张家村采访。稿件最后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发,但她相信,张玉环是受冤枉的,就把张玉环案介绍给自己在报道乐平案时认识的律师王飞和尚满庆,希望他们能免费代理。

 

王飞和尚满庆看完判决书,觉得难以置信:“这么简单的案件,这么不充分的证据,我甚至觉得都没有证据,就把人给判了。”终审裁定书上称:被告人张玉环从责任田抱禾草回家,进厨房喝水时,见本村小孩张某荣(男,六岁)、张某伟(男,四岁)在他家的屋檐下玩,将台阶上的土往阶下扒,联想到张某荣以前打过他儿子,倒掉过他家的油盐,心生怨恨。

 

“为了小孩调皮去杀人,这是一个成年人干的事情吗?他(张玉环)有两个孩子,跟被害的男孩年龄差不多,我觉得做父母的,推己及人,他不会有杀心,除非精神有病。所以,我直觉判断这个案子有问题,然后再看证据,所有所谓的物证都是,张玉环嘴里边说出来一个东西,公安就去找一个东西,但问题绳子和麻袋跟这两个小孩有什么关系?这是没有证据能证明的。”王飞向《南方人物周刊》说道。

 

案件的判决也处于相对特殊的时期,尚满庆分析:“那个时候其实是严打末期,刑事政策是‘两个基本’,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就可以认定案件,它实际上是降低了刑事的证明标准。结合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可以去试一试。”

 

2017年3月,王飞和尚满庆到南昌监狱与张玉环会面。尚满庆对张玉环的第一印象是木讷,“我个人感觉张玉环确实不像杀人犯,我们接触过真正的杀人犯,而他估计是跟人打架都很少的家伙,杀人可不是在家里宰鱼那么容易的,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那天他很兴奋,像小孩一样。我们跟他会见的时候隔着玻璃,拿着电话交谈,他身体自然不自然地在向玻璃靠近,想要接近我们,他的管教干部就让他坐下说,他的兴奋是溢于言表的。”

 

拿到案卷后,王飞发现了更多疑点:“张玉环供述里称用手卡了其中一个孩子的脖子长达三四分钟,但尸检却显示,孩子颈前皮下及肌肉未见出血,这不符合法医学的基本常识;在警方认定的死亡时间11时30分后,还有多位小孩称在12点多看到被害人在后山上走路;缺乏DNA鉴定也使得判决书上认定的抓痕、麻绳、麻袋并不确定是否与案件相关,而且这些都无法再检测了。被害者尸体在当年被早早火化,这也是家属多年来怀疑张玉环是凶手的原因之一,火化并没有经过家属同意,有他人干预的嫌疑。”

 

2020年7月下旬,《南方人物周刊》曾向当年办案警察咨询“张玉环案”细节疑点,对方回复:个人不能接受采访,要得到组织同意。本刊记者之后向进贤县公安局、进贤县政法委和南昌市公安局提交采访申请,但截至发稿时,尚未获得答复。

 

2018年五一前后,王飞去了一趟张家村,走访判决书里提及的人,前往被认定为作案现场的张玉环家和抛尸现场下马塘水库。这次调查再一次佐证了他的想法。“一个不真实的杀人案通常伴随很多不合逻辑的情形。我找到当时协助警方办案的村长,他说警方让他把张玉环找过来的时候,张玉环正在吃饭,吃得很香,也很自然,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都杀了人,还吃得这么香?张玉环的屋子,门口就是村里的主干道,道路两边都是房子。说他杀人的那个房间,就是靠路那侧的房间,窗户一点遮挡物都没有,连玻璃也没装,这太不真实了。”

 

其后王飞把这一次调查的笔录提交给法院,2018年6月,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立案复查,2019年3月份决定再审,2020年开过两次庭前会议后,于7月9日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王飞、尚满庆为张玉环进行无罪辩护。庭审中,检察院建议改判张无罪。8月4日,江西省高院宣判张玉环无罪。在羁押了9778天后,张玉环重获自由。

 

张玉环得到平反,但王飞和尚满庆不认同法院认定的“疑罪从无”:“张玉环根本称不上疑罪从无,都没有直接的证据,没有正当性的理由去怀疑他,如果仅凭一个人表情不自然,以前和他人有口舌之争,就把人抓进去,刑讯逼供让他招认,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杀人嫌疑犯,对吧?”

 

回家

 

2019年3月,看到再审裁定书以后,张玉环相信自己一定会平反。“全家人、这么多律师都在帮我,我不担心。”

 

2020年7月,张玉环案重审,宋小女提前带着两个儿子从福建赶回。7月9日,她穿上新衣服,花了两个小时梳头,戴上儿媳买给她的蝴蝶形镶水钻发夹,等待张玉环回家。“等张玉环回来,我就变成长不大的孩子了。”宋小女笑道,但很快,她意识到这样溢于言表的情绪不大合适,就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补充说:“我还要跟我老公一起生活,他对我特别好,赚钱做家务,不要我做任何事。”不过,当天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8月4日宣判前,张民强被进贤县政法委叫去商谈张玉环释放的事项。张民强希望弟弟能“堂堂正正地从法院大门走出来”,“当时他们同意了。”但法院宣判张玉环无罪时,后者并没有现身。当日19时左右,他被直接送回张家村。审判长称:“出于疫情的原因,决定不让张玉环出庭,直接从监狱释放。”

 

张玉环回到家中,看到房子已经多年没人住,瓦片碎在地上,植被从屋里裸露的泥土中破土而出。当年结婚时,他亲手打的高低床、五斗柜和衣柜也都腐烂成木片,难以看出原来的模样。张炳莲在自己的屋里,收拾出一间房,铺上新买的凉席和被褥,旁边放着宋小女新买的牙刷和毛巾。

 

他被亲人和媒体包围,显得有些局促,双手乱摆:“村子里的人,都不认识了,变化太大了,连我的母亲和儿子也认不出,母亲和大哥头发都白了。我的儿子,当年只有三四岁,现在这么大了,我的孙子都有11、12岁了,还从没见到过。”

 

张玉环过去在监狱里,只能看着家人的照片,在探视的时候听人说:“你有孙子了,你有两个孙子了,你有三个孙子了,你有四个孙子了。你一出来就子孙满堂。”

 

“宋小女改嫁,我不恨她,她也是生活所逼。儿子刚才见面时怪我,心里恨我,我也能理解,我没有做好父亲,也没做好儿子。”他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两间拆迁房,让他和儿子有住处,再分几亩田地,让他孝敬老娘。张保仁和张保刚的户口在这里,他们孩子的户口也在这里,未来,他们可能会结束在福建的漂泊生活,回到故乡,和张玉环一起生活。但宋小女在张玉环适应环境后,就会回到重组的家庭。

 

“我两个月前刚查出糖尿病,眼睛也不行了,很大的字也认不清,要戴老花眼镜。最可怕的是我和社会脱节了,我连空调都不会开,昨天是我第一次摸到空调遥控器、手机,我儿子给我买了一个,也还不会用,他让我慢慢学。”张玉环说。

 

8月8日,张玉环一家九口离开张家村,搬到了在进贤县城新租的一套三居室,月租1000元。张玉环向媒体透露,希望先在家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再申请国家赔偿。他也要求司法机关追究“刑讯逼供”人员的刑事责任。

 

张玉环无罪释放后,他的侄子写道:“‘张玉环案’无法一白遮百丑,更不能做到以风光的冲喜,去抹平整个家庭长达27 年的冤屈和命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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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28期 总第646期
出版时间:2020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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