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弘 那个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无常|2020青年力量

稿源: | 作者: 何豆豆 日期: 2020-09-10

“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快能过去的事情。”

获奖理由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演员袁弘在疫情时期除捐款外,主动参与到物资采购、与各方联络的工作中,积极传播转发疫情相关资讯、持续发声。除了加入韩红基金会,他还加入了民间组织“野路子突击队”,和众多自愿的、无名的队友一起竭尽所能地为抗疫作出贡献,原本对医疗知识一无所知的他,如今对各类防护物品的认识精确到了型号。家乡经历磨难,他也跟着经历了一场对于生命的凝视与反思。

 

 

特约撰稿   何豆豆 本刊记者 张宇欣 发自北京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尽管得到有效控制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不是当下最大的话题点,全民都奔忙于复工后各自的生活里,身为武汉人的演员袁弘谈到这场持续数月的“战斗”仍会陷入沉思。气氛随着他的讲述自然而然变得沉重,“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快能过去的事情。”

 

袁弘的一位发小在北京工作,身在武汉的父母不幸感染,初期排不到医院的病床只能在家隔离,没有口罩。另一位在武汉的发小听说后,主动去送口罩。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症状,隔着小区门口,远远地打个招呼,口罩放在地上,谁也不凑近。北京发小在电话里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谢谢了。”武汉发小特别自然地接了一句:“说这些干嘛,明年过年如果哥几个都在的话,一起喝酒。”

 

外人很难感受到这句话里有“可能死亡”的含义。袁弘说,如今给朋友们讲这个故事想想都可笑,但在当时,每天一睁眼就是坏消息,每天都能听到谁家里有人病倒了,那种玩笑话绝对是基于现状的下意识反应。

 

“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不会觉得‘无常’这两个字有什么,都觉得是哲学层面的事,好像自己也感受不到,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无常。”

 

“我们只是想做这个事”

 

2019年12月23日,袁弘和妻子张歆艺带着儿子去休息度假。此前他们就决定接下来的1、2月份不接工作,好好放个长假出去玩一圈。1月上旬,零星的关于“肺炎”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谁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情况。

 

事态越发严重,袁弘开始从手机里看到铺天盖地的消息。原本和发小们约定好要在武汉吃年夜饭,突如其来的状况让这场饭局变成了视频见面会。分散在新西兰、北京、武汉等地的朋友们全部连线,以家庭为单位,在视频里互相拜年鼓励。

 

在外回不来,袁弘只能每天抱着手机查看一些跟武汉相关的信息。那段时间,他觉得自己活在手机里。不管是新闻资讯、民间信息,或是各种物资信息,他的注意力全部在里面。妻子跟他说话,他才能切换到现实,对一切都觉得恍惚。

 

张歆艺很早之前就跟韩红基金会有联络,当韩红开始组织关于疫情的募捐时,他们马上联系了捐款。随着加入进来的艺人越来越多,为了更高效地运转,大家很快就讨论了分工。袁弘和张歆艺分在了国内采购组,他们也在韩红基金会公布的第一批捐赠人之中。

 

除此之外,袁弘还加入了一个叫作“野路子突击队”的自发组织,在疫情期间募集资金采购物资,并通过“云豹突击队”和“123救援队”输送到武汉各大医院。队长冯佳是一位设计师,团队里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全部义务付出,袁弘称他们为队友。因为是民间组织,不需要走太多流程,野路子的基本模式就是在朋友圈募捐,找认识的人帮忙,有人愿意出钱购买物资,再找渠道送进武汉医院。大家都希望把物资送到最急需的地方,袁弘打听了一圈发现,哪里都急需。家里一位姐姐在武汉一家妇幼医院工作,那里也是告急状态。

 

“以野路子的名义大家一起做一些事情,”这种出于自愿的主动让袁弘一度感到自豪。因为是武汉人,袁弘心情不一样,出钱出力之外,他更有一份急迫。他管野路子叫“民间急救组织”,所有组织里的人都是凭信任做事。每天大家都有两方面的信息需要处理:从武汉的亲朋好友处得知哪家医院需要东西,从外部咨询查证哪里可以弄到这些对应的物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的各种型号,因为紧缺而价格攀升的医疗物资,还有海外的物资信息,袁弘以前不懂这些,但在那段时间,他的脑子里都基本有了概念,他说自己绝对想不到有一天会和医疗行业走得如此近。

 

因为加入了组织,他才发现募捐原来不难,最难的是如何买到物资并送进去。没有渠道,医生护士们就收不到,收不到就只能眼看着他们穿着雨衣套着塑料袋去面对病毒。袁弘回忆,当时和队友们最大的心理安慰就是来自各个医院的收到物资的反馈,这让所有人有很大的成就感。

 

演员张双利和袁弘合作过一部戏,每当买完一批物资钱不够的时候,他就捐款,一次又一次。袁弘说,您捐的够多了,我们还会在其他方面筹集的。张双利总说,没事,“袁弘你有任何需求,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就和我说。”袁弘告诉他这个组织是自发的,不会有人名公示和发票等等,大多数人都是无名英雄。除了张双利,彭于晏、华晨宇、吴奇隆、刘诗诗、陈赫等艺人也都捐了款,所有人都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想做这个事。”

 

采访这天,袁弘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了三张纸。他把每个联络他参与进野路子的人都记在了纸上,有演艺圈的朋友,有他曾经捐助过的公益组织。每个人或组织的捐款他算出总数,用圆珠笔工整地誊写在纸上。在野路子的任务完成后,他将这三张纸拍照发了条朋友圈,但纸他一直舍不得扔。

 

天也蒙蒙亮了

 

袁弘在那个时期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很多时候,除了转发各种信息,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大密度的信息一度裹挟着每一个人,真真假假,担忧之外则是迷茫;但只要野路子的物资又成功抵达了某个医院,心情又会再次振奋、鼓舞。大家的情绪在两极间反复,撑到了好消息接踵而至。

 

据袁弘描述,野路子从一开始参与救助,一直到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还在工作。4月8日,武汉解封,其他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物资缺乏的情况,野路子继续惠及各地。近期安徽洪灾,袁弘也参与进去和大家搞了一批救援用具比如救生衣、皮艇等,由老伙伴云豹突击队送进去了。

 

袁弘很感谢妻子张歆艺。疫情期间,他整个人时常处于低迷状态,每天抱着手机低着头,内心挣扎又矛盾。家里的事都是妻子在管,阿姨不在身边,孩子还小,都是自己带。朋友们都劝他轻松一点,但他做不到,实在是轻松不起来。他一度很畏惧看手机,生怕又看到哪个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婶婶伯伯生病了,但又害怕错过任何一条消息。“不来消息你心慌,来消息你又难受。”因为是公众人物,袁弘每天都会收到武汉众多亲戚朋友的求助信息,而他自己也感受到了巨大的无助。

 

一位朋友在国外,以前别人问他们是中国哪里人,大家都说北京上海,老外还说怎么遇到的中国人都是北京上海的,他们会说那你知道武汉是哪里吗?老外不知道。那段时间全球开始关注武汉,老外问他是哪里人,他都直接说自己是武汉人。

 

另一位朋友的朋友原本在孩子断奶后出国旅行给自己放个假,走了之后疫情暴发,到现在都无法回国。近半年一直是爸爸带着几个月大的幼子,妈妈漂流在外。如今当作玩笑话来讲的故事,在当时远远跟玩笑挂不上钩。每一个当事人都切身感受到了疫情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或是变化,或是变故。

 

袁弘的远房哥哥在最前线,也是最早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一批人。他们目睹了定点隔离医院的建立,目睹了病人数量暴增、无力收治等最初的混乱情形,也目睹了情况一点点好转,到最后武汉逐渐清零解封。每两三天,袁弘会问一下前线的情况,那些棘手的、艰难的,他都基本了解了。

 

不只袁弘自己,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人深入一线拍摄纪录片,有人扔下国外的生意回国扎进各种厂子找物资,有人去当志愿者,有人出钱又出力。

 

袁弘从焦灼无助的情绪中得到一些缓解大概是4月份。看到疫情控制住了,他才稍微放心一点。但因为是武汉身份证,买不了机票高铁,住不了酒店,“去哪里大家都如临大敌。”

 

袁弘以前自认为是个很难流眼泪的人,但在当时,看到一个新闻他动不动就会鼻酸流泪,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觉得作为武汉人,这个事挺伤的。”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袁弘明显感到自己变得很节省、很计较,以前想买一个东西立马就买了,那时候就会想一想,这个钱数在脑子里会立马换算成口罩、物资,然后舍不得花。

 

如今和妻子张歆艺聊天,会经常聊到“珍惜”这个话题。经历了这场疫情,袁弘觉得眼前一些平时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就是幸福,但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是多么奢侈。前段时间张歆艺在厦门工作,一家三口就当了几个月的厦门人,后来上海有工作,全家又到上海待着。

 

野路子的许多参与者身在武汉,袁弘和他们还没见过面,感觉有点遗憾。前段时间,发起人冯佳到武汉和野路子的朋友们聚会,大家在一件防护服上签了名。袁弘在微信群里找到这张照片给我看,冯佳把这件防护服带到了北京,等着他补一个签名。

 

前不久,那个父母感染被送口罩的发小在长沙工作,袁弘正好也在长沙。那场推迟了大半年的年夜饭终于在长沙吃上了,俩人从下午6点聊到凌晨4点,泪流满面,抬头看,天也蒙蒙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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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1期 总第649期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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