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疑似新冠肺炎老人之死——坦桑尼亚疫情缩影

稿源: | 作者: 陈又礼 日期: 2020-09-25

相比“新冠肺炎”,他有着不得不去对付的、更残酷且顽梗的敌方大军:艾滋病毒、疟疾、伤寒……其中的领军者,是贫穷和孤独

特约撰稿 陈又礼 发自坦桑尼亚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老人以撒卡倚着摇摇欲坠的土墙,蜷坐在灰尘里。他干细的胳膊支在同样干细的大腿上,一双昏浊的老花眼盯着某一个随机的点,一发怔就是几个小时,像是被吸进了黑洞。仅剩的一丁点头发在最近的这大半年里该掉的掉、该白的白,胡须倒像被施了肥,参差地往外冒,缠成无数个死结,估计到死都不会有柔顺、美观的一天。

 

6月初的一个下午,“新冠肺炎临时调查小组”(其实是镇委会)来到克拉圭村,四处打听“卡巴卡的父亲”的下落。几个一脸狐疑的村民告诉他们:直穿进这片香蕉林的最里头,你会看见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头子,便是他了。

 

“卡巴卡的父亲”就是以撒卡。他唯一的儿子卡巴卡在5月7日开货车去肯尼亚送货时,在边境关卡上被测出新冠肺炎阳性、遣返坦桑尼亚,并被送进达累斯萨拉姆(坦国第一大城市)的穆希比黎医院接受治疗。

 

以撒卡对此一无所知,在听调查小组叙述整个事情经过时,他还是发着怔,好像这一切都是别人的故事。

 

相比新冠肺炎,他有着不得不去对付的、更残酷且顽梗的敌方大军:艾滋病毒、疟疾、伤寒……其中的领军者,是贫穷和孤独。

 

疑似患者

 

调查小组的成员们东西南北地询问了好一番,最终得出结论:老以撒卡“疑似”新冠肺炎病毒携带者。原因:5月初他和儿子卡巴卡有将近两个小时的共处,虽然卡巴卡没有进草垛子,但他用家里的铜锅煮了一杯茶喝,之后老以撒卡既没有洗锅,也没有洗杯(据村民们描述,他几乎从不洗碗)。

 

更何况他还咳嗽,这几年来就没有停过。村民们说,老以撒卡的肺里好像住了一头饿牛,每次只要牛扯起嗓子来一低吼,仿佛胸腔骨都要给震碎了。

 

调查小组紧急讨论了几分钟,到底要不要找个地方把老头儿给隔离起来呢?要找的话,又得往哪儿找呢?

 

难处在于,第一,名义上的“新冠肺炎隔离中心”在一百八十多公里以外的布科巴镇上,距离远;第二,镇医院本来就小,现在却必须接收方圆三百公里以内的所有疑似患者,早已人满为患;第三,老以撒卡孤身一人,身份证明在几年前被弄丢了,他又不识字,住院手续、差旅费、出院后何去何从,一旦接手,都会成为负担。

 

再加上,调查小组成员们左顾右盼了一番,都一致觉得:老头儿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本质上说来,不已经跟“隔离”差不多了吗?周围一大圈都看不见任何人家的草屋,要不是有不得已的原因,村民谁也不会跑来串门。前些年老头儿还会时不时出现在村里的小酒棚里,一喝就烂醉如泥,但这三年多,自从他不知怎么捣鼓明白了土制香蕉酒的造法后,便连外出买醉的一里路也干脆省掉了。

 

于是老以撒卡就这么一个人住在无边无际的香蕉林里,静悄悄的。好在克拉圭村所在的卡格拉省雨水充沛、盛产各类香蕉——饭蕉、果蕉,还有用来酿酒的——他哪儿都不用去,就能勉强自给自足。偶尔村民经过、听见他在空旷林地中的干咳声,才会想起他来。

 

离老以撒卡家最近的邻居(距离约800米)、卡巴卡的发小穆萨告诉调查小组,大家之所以对以撒卡避之不及,不仅因为他只要一喝醉就惹出乱子,更因为打从他不出门起,他就再没有到公立医院去拿过政府向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免费发放的药物,体检更不必说。艾滋病患者的一条命,几乎全靠抗艾药物撑着,一旦停药,身体状况就会急转直下。穆萨一家说瞥见过他浑身长满大片的疱疹、掉皮溃烂,创口一层层渗进皮肉、穿筋至骨,成群的苍蝇扒在上面,赶都赶不走……

 

村民议论纷纷:这人一定活不了多久了。

 

谁知到三个月过去、三年过去,老以撒卡却依然无声无息地活着。他那个开货车的儿子卡巴卡每个月用手机给穆萨打五万先令(约合150元人民币),穆萨用这个钱买了红糖、盐巴、几盒火柴、五斤大米、五斤大豆和一矿泉水瓶的食用油,放到老以撒卡家香蕉林的边上。这就是以撒卡和外界的所有联系了。

 

父亲和儿子

 

老以撒卡记不清自己是在哪一年有的卡巴卡了,只记得卡巴卡出生的那一年,常年湿润的卡格拉省遭遇五十年一见的大旱,香蕉林被烤得几近冒烟,村民们的牲口死得七七八八,到处是腐臭的气息。

 

那一年出生的孩子们,据当地人说活下来的只有五成左右。以撒卡给儿子取名“卡巴卡”,在当地的土话里意思是“硬朗”。

 

据镇办公室里的资料记载,旱灾导致民不聊生的时间是1982年,由此推算,卡巴卡的年纪在38岁左右。

 

隔年,卡巴卡一岁多,他的母亲、以撒卡的发妻跟同村的一个矿工跑了路。村民们说这是因为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之前干死的香蕉林还没有长好,以撒卡体弱又酗酒。女人刚生了一个女婴,却没有奶水,孩子熬了两个月还是饿死了。她在某一个夜晚用讨来的一点米给一家人煮了顿饭,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点肉,等两人吃完睡下后,她什么都没有带便走了。

 

之后卡巴卡就这么饥五顿饱一顿地磨完了小学和初中的十年。初中会考前三个月,他知道自己考不过,直接退学,去镇上拉木板车给人送货。三年后他有了一些积蓄,自己考了驾照,借钱买了一辆二手货车,成为一名货车司机,一直跑长途到今年。

 

2009年卡巴卡娶了老婆、陆续有了四个孩子,从跑国内长途到跑国际长途,生活水平随着收入一点点往上涨,他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2016年,他买了两辆大货车、额外聘了一名司机,还带了两个小徒弟。因为业务扩展,卡巴卡搬出了卡格拉省,带着一家人迁到了坦桑尼亚第三大城市阿鲁沙。打那时起,他回老家克拉圭村的次数更是少之又少。

 

阿鲁沙位于坦桑尼亚北部,距离肯尼亚边境不到两百公里,因着靠近各大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和乞力马扎罗雪山,是各国入境游客、在坦外裔人士的主要聚集和居住地。除此之外,由于人员混杂、阶级分化,阿鲁沙曾是公认的全东非治安最糟糕的城市,只要天一黑,几乎出门必遇恶事,直到近几年政府加大管制和维稳力度,臭名才算是被洗掉了。

 

如今的阿鲁沙车水马龙,各国风味的高档餐厅、咖啡馆、艺廊、购物中心越开越多,载着各样肤色的观光客的越野吉普也随处可见。

 

穆萨说,卡巴卡不止一次在电话里提到过对阿鲁沙的喜爱,“他常说阿鲁沙是东非真正的国际大都市之一,就是不管什么收入水平、什么肤色、什么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在这里生活。”两年前有一次,穆萨问他:“你自从搬到阿鲁沙,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了,不打算看看你爸吗?”

 

卡巴卡沉默了一小会儿,说:“一个从小到大没管过我的爸,不看也罢。”

 

国际化城市

 

2020年3月3日,一个女人离开阿鲁沙去了比利时,在那呆到3月16日又回到阿鲁沙。她搭乘一辆私家出租车至位于市中心的超级市场买了一些储备食物,返回住处自行隔离,没过多久,政府的防疫相关部门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自己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相关症状,要求住院、接受官方治疗。

 

这是坦桑尼亚确诊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阿鲁沙城瞬间炸开了锅。因为人口密集且流动性大、城市卫生状况糟糕、贫富悬殊,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座国际化城市在抵御疫情方面都尽显劣势。

 

从第一例出现的3月中旬到3月底,卡巴卡都在外出车,他在坦桑尼亚最南部与赞比亚交界的姆贝亚省从农民手里买生腰果,拉到中部的辛吉达省加工,再拉到东海岸的达累斯萨拉姆(坦国第一大城市,以下简称“达市”)给腰果收购商,赚运费和差价。途中他陆陆续续从手机新闻和小旅店小酒馆的电视上看到关于肺炎的消息。3月22日,他给妻子苏比娜打了通电话,叮嘱她不要带几个孩子串门、尽量买口罩存着、多用肥皂洗手。

 

苏比娜问:“口罩要去哪里买呢?”卡巴卡也不知道,就让她自个儿打听去。

 

25日傍晚,卡巴卡抵达终点站达市。当时达市已经开始出现不少疑似病例,全国大中小学已全面停课,超市和商店的某些商品被抢空,100毫升的洗手液从1美元涨到了7美元,一盒手套20美元,而口罩,更是有钱都买不到。

 

25日是我在达市的最后一天,那是个寻常的星期三,车站、咖啡馆、快餐店、生鲜市场、超市、商务区到处都像往常一样人头攒动。达市的人口密度是3100人每平方公里,和阿鲁沙一样是国际化城市。城市看起来杂乱无章得很,又有着某种运转规律,各部分之间相互牵扯、共生共死。

 

比如说,除了大型的超市、各类机构和企业有专用物流之外,其他几乎所有单位,都由打日工的体力劳动者用木板车从城郊拉各种蔬菜食品、日用品和其他商品进城,点对点供给大型市场里的个体户摊位,这些摊位再找小面包车或用木板车送去给订了货的顾客、餐厅、公司和酒店。

 

无论是在达市还是阿鲁沙,拉木板车的人都随处可见。他们跟当年的卡巴卡一样,赤着上身,风大的时候就披个马褂,在大街小巷里吹着口哨左溜右拐,除了上坡时需要咬紧牙关,其余时候就算是堵车堵到人发昏,也还是能自由穿行。他们挣一里路的钱,就吃一里路的饭,流几两汗,就喝几两酒,一天也停不下来。

 

在市中心喀瑞雅戈等公交车时,我问一个在路边树荫下等活儿的木板车夫:看到新闻上说的肺炎了吗?

 

他斜瞄了我一眼,平淡地说:“都吵炸天了,能看不到吗?”

 

“你们成天聚在喀瑞雅戈,全市人最多的地方,有没有一点担心呢?”

 

“担心什么?我家里五个孩子,搞不到今晚饭钱才让人担心好吧?”

 

“口罩呢?政府不是发了公告,说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吗?”

 

“口罩?那玩意儿从我出生起,就只在电视上和医院里看见过,别开玩笑了,咱们坦桑尼亚没这个东西,可不像你们中国。话说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不戴?”

 

其实早上出门时我是戴了的,可热带的湿气和潮热没过多久就憋得我呼吸困难。

 

那天在城里六个多小时,我只看见大超市里的五个收银员和三个开私家小轿车的人戴了口罩。新闻、广播、告示栏里的各样规定,他们看过、讨论过、惊讶过、害怕过之后,仿佛与自己的生活再无关系。

 

货车司机

 

5月4日那天,卡巴卡时隔四年回到老家克拉圭村。

 

他对穆萨说,4年了,除了首富新修了更大的房子,这个村子还是一点也没变,感觉再过40年,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他们买了酒,一起去了穆萨看守的玉米田边上。玉米田的所有者是村里的首富,常住达市,一年也回不来一次。全村、甚至邻村所吃的玉米,都由此而出。穆萨在这里当守夜人已经有几个月了。

 

他们一直喝到凌晨,浑浑沌沌地进守夜的小棚子睡到隔天早晨7点多,俩人一块儿煮了茶喝,还摊了几块饼吃。

 

9点过的样子,卡巴卡开始往家走,估计到家时是9点半左右。两个小时后他离开,到了穆萨家。他告诉穆萨,自己给父亲留了10万先令(约合300元人民币),所以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自己都不会打钱给他了。

 

穆萨问他,老头儿身体不好,最好吃些有营养的,这点钱是不是太少了?

 

“他拿了钱能去干什么,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钱就算了,你也总该劝他去医院拿药(抗艾药物)吧?怎么你拿自己的药就跑得勤呢?”

 

穆萨记得卡巴卡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又仰起头来看了看明晃晃的烈日,说:“药是免费的,他要愿意,早就去拿了。都七八十岁的人了,就别再折腾他了,他想这么过就这么过吧。谁能左右别人的生死呢?”

 

说完卡巴卡就离开了。之后他取了寄存在镇上的货车,带着徒弟,直接开车前往肯尼亚。

 

他们沿T2国道一路开到了坦肯边境的纳芒噶。5月7日早晨,他们抵达关口,准备过关入境。

 

卡巴卡看见一长串的人排着队接受检查,要是体温超37.5度,就会被带到隔壁一个房间去,有的过一阵子出来了,有的就一直没出来。

 

一直到将近正午,才终于排到了卡巴卡。体温计对着太阳穴滴地响了一声:37.8。

 

卡巴卡被带进那个房间,徒弟站在门外,听见他不断嚷嚷:“不对啊,我连咳都不咳,你现在告诉我我得了这个什么肺炎,没有搞错吧?”那天在纳芒噶城,共50名试图从坦入肯的卡、货车司机被查出新冠肺炎阳性。

 

据肯尼亚官媒报道,至5月中旬,这个口岸所检测出的新冠肺炎阳性的司机,共182名。5月16日,肯尼亚政府宣布封闭与坦接壤边境。此外,卢旺达、赞比亚、乌干达等与坦桑尼亚相邻的国家,都前后关闭所有对坦口岸。

 

而卡巴卡和其他司机被遣返回国后,都被送去了穆希比黎医院(全坦12个被官方指定的新冠肺炎病人收容点之一)。卡巴卡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星期,据他自己说,没有受什么罪,“轻轻地病了一病,反倒是因为成天躺着不动,还胖了一两公斤。”

 

5月25日出院时,有人(卡巴卡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人)来找他以及其余十几个同一天出院的新冠肺炎痊愈者,让他们签了一份保密协议。卡巴卡签完之后,对方告诉他,拿协议的副联,可以去阿鲁沙城里的某某车库取货车。

 

买到回家的大巴车票时,卡巴卡借售票小哥的手机给妻子苏比娜打了一个电话。苏比娜说自己开的小餐馆倒闭了,四个孩子都在家,家里吃的用的都是她跟娘家借的。

 

“总之阿鲁沙情况还是不好,到处都听说有死人的,你快回来吧。”说完她抽泣了两声,就挂了电话。

 

“去祷告吧”

 

隔天,卡巴卡在上大巴前买了两份当天的报纸,想看看现在这肺炎在国内到底是什么形势,确诊病例有多少、死亡人数又有多少。奇怪的是,他翻来翻去,除了一些类似肺炎对贸易和各行业影响的报道,没有找到什么具体的消息。

 

唯一一则让卡巴卡多看了两眼的新闻,是关于26日当天卫生健康部长的讲话。部长说:“……卢蓝西城(位于坦桑尼亚东海岸线的中型沿海城市)里的新冠肺炎收治点的最后一个患者今晨出院,多天以来,这个收治点都没有接收到任何新病例,所以在本周内,卢蓝西点将被关闭。这是近期全国85个指定收治点里被关闭的第74个,剩余的11个,相信也会在短期内因患者数量剧减而被逐渐撤销。”

 

第二天到阿鲁沙后,卡巴卡惊讶地发现,除了偶尔一两个戴口罩的白人、商店门口用以洗手的水和洗手液之外,整座城市的运转好像从来没变过道。他取了货车,找到当时落在车上的手机,把车停在路边,点开油管看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的新闻:

 

4月27日,木沙库伊奇玛,一名81岁的退休高级法院法官,在达市的卡伊鲁奇医院去世,几天前他因新冠肺炎阳性被收治,但在他的死亡证明上,死因一栏却写着“自然死亡”。他的一位近亲去达市市政府办死亡登记时,看见在一本封皮上写着“新冠肺炎葬礼登记册”的本子上,木沙名字前的编号是第256个。而当晚在木沙之后、被埋在同一块墓地的死者,有16人。

 

5月4日,总统约翰·马古富力开除了坦桑尼亚国家健康实验所(也是全坦唯一一间能测试新冠病毒的机构)的所长,原因是,总统从一个木瓜、一只鹌鹑和一头山羊身上各取了一份样本,并标上人名,送去实验室做新冠检测,结果三份样本皆呈阳性。总统接着就发表了公开讲话,说对检测试剂盒的准确度和真实性高度怀疑,望民众不要受到舆论和外媒的蛊惑。

 

卡巴卡还搜索了至今感染者的数目,结果发现,官方统计的最后一次更新是在4月29日,打那天起,感染人数、痊愈人数和死亡人数就始终是509、183、21。截至9月13日,这个数据都没有更新。

 

谷歌的新冠肺炎全球分布图显示,全球只有两个国家感染人数未知,一个是朝鲜,一个坦桑尼亚。

 

“那时心里真的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不可思议……好比我从5月4日起住了两个多礼拜的医院,除了我和其他那些被治疗的人,这十几二十天对全世界而言,都是不被知道、也不被计算的。就是觉得自己被手术刀从整条时间线上给切掉了一样。”卡巴卡在电话那头对我说。

 

回到家后,他们彼此庆幸了一会儿,一块儿喝了汽水。汽水刚喝完,苏比娜说要去教堂,5点钟有祷告会。

 

“你不是逢星期天才去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积极了?”卡巴卡问苏比娜。

 

“总统说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祷告能救我们。你要不要来?”

 

卡巴卡说自己累了,想睡觉,苏比娜就带着四个孩子噔噔噔地走了。

 

卡巴卡又开始用手机搜总统关于祷告的讲话。在那个视频里,马古富力说,我们坦桑尼亚,真要对抗新冠肺炎,既没有足够的医院、足够的病床,也没有足够的医护和专家,更别说什么呼吸机和口罩了,可是我们坦桑尼亚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一天不工作就一天没饭吃,这可怎么办呢?我们能说所有人都回家隔离、都别干活了吗?……大家都去祷告吧,为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你的家庭、你的生活和未来。要记得,疟疾、登革热、埃博拉,我们坦桑尼亚都挺过来了,不要害怕,恐惧一旦膨胀,信心就会收缩。要知道,在人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

 

卡巴卡心想,当人走到一个地步,发现除了祷告已经无能为力,应该是痛苦呢,还是轻松呢?

 

两周后的6月8日,总统马古富力宣布:坦国再无新冠。一周后的16日,他又宣布,6月29日,全国的各级院校将全面复课。

 

6月底我也回到了阿鲁沙,这座城市如往日一般熙熙攘攘,就连店铺、餐馆门前摆放的水桶也成了摆设,想洗就洗,不想也行,没有谁会指责、提醒你。大家都继续着各自的日常生活,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因为旅途中吸入很多灰尘,我有一些咳嗽,为免引起他人担忧,我戴了口罩。等餐时,餐厅小哥笑我:“我们总统都说新冠肺炎已经不存在了,你还戴这个做啥?”

 

死因要写什么呢?

 

6月初,在“新冠肺炎临时调查小组”走了之后,穆萨联系不上卡巴卡,便给卡巴卡的妻子苏比娜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老头子“被疑似”了。结束通话之前,穆萨对她说:“卡巴卡上次回来时最后问的那个问题,确实问倒我了,是啊,谁能左右别人的生死呢?尤其是在一个像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直到卡巴卡走了之后、过了好几天,每次路过听见他爸咳嗽,我都琢磨,对他爸来说,COVID-19大概只是一串不太真实的代号,相比起艾滋病毒和疟疾,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总之非洲人不像白人,我们早就被各种病给摔打惯了……不过你说他爸这么活着,真的会比死了更好吗?”

 

苏比娜的回答是:“什么活不活死不死的,能活着就是好的。你朋友(卡巴卡)这么说,完全就是不想负责任。他3月份在达市的时候,我问儿子,达市现在病人好多啊,你担心你爸吗?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他说,‘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怎么管过我的爸,有什么好担心的?’卡巴卡总是埋怨他爸,谁知道还是周而复始,转眼间,他自己也成了这么一个人。”

 

8月3日,穆萨发现自己在两天前给老以撒卡送去的油米豆糖还躺在香蕉林里,一动未动,便打电话给调查小组。他们赶到时,发现老以撒卡已经去世两天了。

 

下葬的仪式不出意料地潦草,除了卡巴卡、苏比娜和穆萨,没有第四个人。

 

“像他爸这么一个已经被村子给‘抹掉’了的人,还指望谁会来参加葬礼吗?”穆萨悄悄告诉苏比娜。

 

之后卡巴卡去村办公室登记死亡时,又碰上了麻烦。死因要写什么呢?克拉圭村正因蚊子疯狂滋生而疟疾肆虐,两个星期里因脑型疟疾死了好几个人,老以撒卡本身是艾滋病患者,又停药停了这么久,但同时,他又是“被疑似”的新冠肺炎患者。

 

卡巴卡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讨论了一会儿,他们告诉他,新冠肺炎这个就别写了,写艾滋病吧,毕竟连总统都说了,我们国家没有什么肺不肺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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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1期 总第649期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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