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传统瑶寨的现代发条

稿源: | 作者: 聂阳欣 日期: 2020-10-24

河边村属于结构性贫困,这是一个没有富人的村庄,村里没有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致富,现代市场经济却对他们产生了冲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贫困,必须把他们接入到现代的列车上”

本刊记者 聂阳欣 发自西双版纳勐腊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西双版纳雨季的最后一个月,雨水比往年更加丰沛。进入10月后,地处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南腊河流域的河边村,几乎每日都有一两场雨。

 

河边村是瑶族人依山聚居建起来的村寨,属于蓝靛瑶支系,村里的老人自称“简门”,在瑶语里意为“住在森林里面的人”。村庄四周层层山林,翻过东边的山就是老挝。十几年前,村民开始种植橡胶树,天然橡胶已成为村里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村民们从每年3月下旬开始割胶,到11月才停割。雨天没办法割胶,女人们在屋檐下纺纱,或者剥玉米,男人们则在处理杂活,到了晚上,便一起吃饭喝酒,讨论9月中旬那次野象来袭,哪家人的稻田毁了,哪家人的花椒苗受损。

 

河边村传统的生产活动都带有几分随机性:种水稻和玉米可能会被野象侵扰,养猪要防范瘟病,种砂仁、割胶要看天气,养野蜂则靠运气,老人会说:“命好能采到蜜,命不好就养不成。”生产活动无法掌控,村民们长久以来只能看天吃饭。

 

谈论起最近的阴雨和野象侵扰,村民们有些担忧,却不至于绝望,因为最近几年来,他们的收入已经不再只靠这些无法掌控的传统生产,更多来自于小云助贫中心为他们设计的“瑶族妈妈客房”。

 

2015年3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带着团队进驻河边村,创立公益组织小云助贫中心,开始帮助这个传统瑶寨走出贫困。

 

“扶贫的元方案,就是把现代性扩张到没有掌握现代性伦理的群体。这个村庄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市场经济之间是有断层的,河边村实验是想办法让他们有机地接入现代。”李小云找到的连接点是“瑶族妈妈客房”,团队在改造每一户村民的房屋时,嵌入一间民宿房间,引进一个现代产业,将古老的河边村接入到现代的列车上。

 

新屋建设

 

周志学2011年离开河边村,到深圳打工,在一家酒店里,从帮厨一路干到炒菜师傅。家里兄妹四人,他是老大,迫于生活压力,很小便要外出赚钱养家。村里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去东部沿海城市,大多数人也只是在山下打打零工。

 

他在外打工多年,几乎没有个人生活,积蓄全都补贴给了家里。第一年,他独自在深圳过年,卷了张草席铺在楼顶,一箱啤酒喝了一夜,想念河边村从除夕过到元宵、家家户户办杀猪宴的年。

 

周志学想和家人在一起,但回家挣不到钱。河边村普遍种植水稻和玉米,水稻、玉米自己吃用,玉米还用来喂猪、喂鸡,多余的粮食才会拿去卖,但并不多。畜禽也是自家吃,一年能卖一两头猪,便算不错了。2008年前后,村里才开始种植橡胶树,但要生长八九年才能出胶。河边村人也种甘蔗,每年年底卖了甘蔗,才有余钱买衣服和生活用品。

 

周志学没想过自己会辞工回家。2015年,老家发小频频给他发来消息,说村子里好多人家都准备盖新房了。周志学疑惑,哪来的钱呢?可是大家都备起了木料,村子周围三百亩的集体林,合适的树都砍光了,再想找木材,得去外面买,或承包其他村子的山。周志学动心思了,冬季砍下来的木料最佳,他赶在年底辞工回家,准备盖房子。

 

回乡第二天,听说李小云老师召集大家开会,周志学心想,李小云是谁?村支书李福林说:“那是北京来的教授,大老远过来帮我们村子,说要帮我们弄规划,弄房子。”

 

自从李小云来到村子,不断有新东西塞入村民们的生活和认知。以前只有政府修桥这样的大事才开会,现在两三天就要开一次。村里的房屋原来只有一层,人畜混居,李小云给大家画了张新居图纸,干栏式的三层木楼,顶层带宽敞的阳台。

 

周志学没看过这样的房子,也不知道怎么建,村里人都不会。邓雪梅家率先备好木材,被李小云选定做了示范房。大家就照着示范房的模样,跟着李小云请的木工师傅建房。设计是三层,但雨林降水多,木制阳台会漏水,要用瓦片全遮住,示范房就只建了两层。

 

“有了示范房的经验,大家都学会怎么建房了,家家户户拆旧房,盖新房。因为施工费太高,所以大家都自己建。搭框架的重活互相帮忙,轻活儿就自己干。我还请了别的师傅。把各种能用的办法都用上。”周志学从2017年春天开始建新房,第二年夏天完工。那几年村里每天都回荡着施工的声音,速度快的人家一年不到就能建好。

 

村里人陆陆续续都住上了新房子,大家以为这位大学老师的目标达成了,没想到这才是开始。村里又一次开会,李小云提议,要在大家新建的木楼里装修一间客房,赚住宿费。村民们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李福林回忆当时的场景:“我们跟他说,‘老师,我们这里哪有人过来住啊?’他说,‘只要做好了,环境好了,大城市里会来人住的。’”

 

村里人将信将疑,谁也没主动建客房。村民黄文强说:“我爷爷、我爸爸,要买什么都靠卖甘蔗,每天都是种田种苞谷,养猪养鸡,怎么到了我这里,要搞客房?”

 

李福林、邓先勇和邓建发三家最先被说动。李小云团队给出了客房的设计图,公益筹得一笔建造客房的资金。“客房怎么布置,卫生间盖在哪里,我们都听他们的,他们怎么说,我们怎么搞。”李福林介绍,李小云带来了一批游客入住,“过去我们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但外面有客人来住,我们挺高兴,做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是看房间干不干净。”

 

客房收入一晚上300元,其他人看到能有这样的收入,纷纷开始在自家建起客房。

 

李福林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城里小孩来雨林参加夏令营,“他们说喜欢上山看树,城市里都看不到这样的树。我早上给他们蒸玉米,当天摘下来的玉米吃起来好像更甜更香一点,孩子们就说,李叔,我们还想吃。”他感觉客房没准真能一直做下去。

 

周志学原本打算盖完房子再去深圳,但因为客房建好后家里没人打理,他又留了下来。李小云团队在村里开了电脑培训班,发动年轻人都去学。周志学白天干活,晚上学打字,学做Excel表格。那时,他还不知道李小云这样做的用意。

 

扶贫实验

 

李小云与河边村的结合,始于他对解决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难题的思索。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以来,政府在扶贫领域投入的力度逐年加大。李小云认为公益组织可以和政府进行优势互补的合作,直面政府难以抵达的“最后一公里”,撬动更多资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过,他发现,2013年以前公益组织在精准扶贫领域几乎“集体缺席”。

 

2014年底,李小云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做扶贫调查,去了很多山路泥泞、房屋简陋的村庄。晚上睡在四处漏风的房子里,他突然想:“这里如何吸引人?又如何留住人?”琢磨了许久,他决定选择一个贫困村,以公益组织为载体,驻村开展一场扶贫实验。

 

李小云选择了距离勐伴镇12公里的河边村。“我第一次到村里,第一印象就是全村没有一栋砖混房,都是没窗户的破旧木房,进村只有一条8公里的曲折土路,开车要40分钟,雨季来临时就无法通车。” 2015年,河边村人均收入4303元,同年人均支出为5098元,举村负债。

 

最初几个月,李小云一直在找这个村子贫困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村里人对他说:“找钱太难,不会找。”李小云从这一地方化的表达上感受到他们的苦处,“他们习惯将挣来的钱称为‘找来的’,对他们来说,挣钱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花精力去‘找’,从别人不屑干的工种中寻求一份工,即使是能‘找到钱’,换取到了低廉的报酬,也要比寻常人付出更辛苦的劳动。”

 

“村里的人每天都在忙碌,早上6点就出去找猪食喂猪、砍甘蔗等等,有时甚至还会半夜去割胶。妇女到其他村去收西瓜,需要在温室大棚闷热的环境下作业。她们早上5点多就得骑车下山去做零工,在大棚里干到天黑,一天挣100元,主人家不管饭也不管油费。”李小云介绍。

 

李小云认为河边村属于结构性贫困,这是一个没有富人的村庄,村里没有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致富,现代市场经济却对他们产生了冲击。“如果像原来一样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村子是落后,而不是贫困。但现在小孩要得到教育,要有医疗保障,就要支付各种费用,这是现代生活,依靠传统的方式不行,所以它出现贫困状态,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贫困,必须把他们接入到现代的列车上。”

 

传统和现代的连接点是什么?这里四面环山,农业产量难以提高,开办工厂也不现实。李小云和团队最终选定,依托河边村雨林资源和气候条件发展旅游业,要将这座村寨打造成度假小村和夏令营营地。做旅游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瑶族妈妈客房”的想法就此产生,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也必须建设起来。

 

在小云助贫中心提出解决方案后,政府的“兴边富民”项目为入村道路硬化投入了592万元,“整乡推进”项目为村内完成了道路硬化,“异地搬迁”项目给了村内房屋挡土墙建设和村民房屋建设大部分的资金支持。助贫中心又争取了资助型基金会的支持和社会公益众筹,为建设“瑶族妈妈客房”、儿童活动中心、集体猪舍等筹集资金。

 

截止到2018年12月,村里共建成47间“瑶族妈妈客房”,客房和餐厅累计收入近80万元。然而,客房经营主要是李小云的团队和志愿者在做,联系客源、签订合同、开具发票、分配客房……村里人做不了这些,他们只知道什客人什么时候住进自己家。李小云开始忧虑:发展了一套与村民技能、文化有着巨大差异的产业,团队撤出后,该怎么持续?

 

城里的客人

 

2019年2月,周志学被李小云拉到他家,告知要选他做刚成立的“雨林瑶家专业合作社”的总经理,负责客房的运营,“我当时就说不可能,我不会,谁知道立刻就开全村大会。就这么定下来了。”周志学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

 

在外打工的李进也被父亲李福林叫回了村,跟着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董强学习开发票、做账,接手合作社的会计职务。“之前没接触过这类业务,比如发票是什么?用来干嘛?每个月盈利多少钱,亏损多少钱,怎么算?”

 

邓生勇也被选入合作社,负责村里的绿化工程。该种哪些花儿他不懂,但“村里村外都是树林,花要显眼的红色和黄色”,品种就照着手机里的图片挑选。种下后,造型剪成什么样,也靠手机查,“有什么好看的造型,能做的就做”。

 

合作社的团队就这么组建起来了。这些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一开始都想打退堂鼓,李小云把他们劝住了。李进回忆:“李老师找我们谈话,说‘河边村就靠你们几个人带头了,你们不做这个村子就完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做。”

 

合作社收取客房收入的10%,用于支付合作社成员每人每月一千元的工资,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用度。成员们按照李小云布置下来的任务和要求,逐步推进工作,搞绿化、修建排水沟。周志学说:“李老师不在,我们每周会讨论,这个做完了,下一步该做什么。大家在村里走,这里缺什么,那里要干嘛。李老师之前说村里不能露土,我们就去买花苗,预算用完了,我们几个人就跑去山上挖树回来种。”

 

客源暂时还依赖于李小云和他的团队。2019年全村客房和餐厅的收入超过一百万元,每家客房的平均收入在一万五千元左右。新产业为村里注入了崭新而蓬勃的经济活力,然而问题也纷至沓来。

 

此前,分配客房的规矩是讲究公平,每家客房轮流接待客人,客人入住前,合作社派人检查客房的卫生条件和配套服务,大家的收入接近。这套规矩的弊端在于,尽管每家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但大家分配到的客人是均等的,时间一长,一些村民对于客房的打扫和服务就懈怠下来。周志学觉得不能再遵循公平原则了。2019年10月的会议上,合作社成员们一致决定,择优分配。

 

旅游散客的流失也让村里人对300元一晚的定价产生质疑。李福林称:“这个价格太高了,比景洪市区的旅店价格还要高,西双版纳的游客不会住下的。”但周志学明白,李小云想发展的是高端度假业,所以他们要下力气搞绿化,做景观,种植芒果、木瓜等热带水果,让住进来的客人享受田园风味。

 

每次有客人来,主人家要穿上瑶族传统服饰去迎接。周志学希望能够挖掘出更多瑶族特色吸引客人,比如织布、染布等文化体验,目前还在做规划。客房的环境也相对简陋,李小云在村里专家楼内设计了一套装修风格,用上白色的方格窗,欧式地毯、布艺沙发,放置书架和茶具,以此作为一种“示范”,但村里没有哪户人家能做到。

 

“我们也很想进入市场,但现在的定价太高,而服务跟不上。”周志学说。

 

为了保持村子干净卫生,各家牲畜集中放到田地旁边的圈舍里养,但一些村民还是在家里养鸡。这时李小云会向村民们强调:“你们的客人是城里人。”

 

但大多数村民并不知道城里该是什么样,李福林今年作为村民代表去深圳参加一个扶贫主题的会议,第一次看到大城市的他说:“深圳的海很大,下起雨来也不会浑浊,不像我们这里,一下雨,溪流就变浑了。”

 

自己的乡村

 

很多东西需要反复教给村民,不要让狗叫,不要让鸡叫,做好打扫工作,不要让泥土裸露出来,有时候一个问题要讲好几年,李小云也很无奈:“河边村和城市不一样,你进入城市,城市改造你,这里没有城市环境,要按照城市规则来要求他们,就很难理解。”

 

李小云说过,客人来酒吧喝酒要记账,但下一次,村民还是会忘。河边村的村民习惯了互相上门吃饭,欢迎任何一个来家里吃饭喝酒的客人。李小云很难跟他们解释喝酒记账背后的商业逻辑,只能反复提醒他们去做,“你只能从具体的一件事情去教他们。”

 

但李小云很欣慰的一点是,河边村的人特别愿意面对现代化的东西,一下子就接受了人畜分离的生活方式,接受了现代电器。面对城里人,他们会逐渐放下羞涩,热情地打招呼。“他们通过瑶族妈妈的客房在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们也会谨慎地去做好这件事,比如自发在客房摆放花朵。这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而不是生硬的对撞。”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杨程雪见证了客房从新建到发展的过程。在她看来,村民们从大体上看,没有所谓“建设度假村”的意识,但从小的事情上,能看出村民观念的变化,“比如村里小孩去上幼儿园,虽然只是在村内,就几步远,但家长都会帮他们换上干净的衣服,梳好头发,背上书包再去上课,这其实就是村民意识到正式场合要穿戴整洁的表现。”

 

合作社的年轻人还不能完全独立运营客房,规划村子的建设。有人提出,可以招揽有实力的企业进驻,以商业模式开发。李小云不愿意,他认为这样做就将农村的资源和政府投资转变成了企业获取高额利润的资产,企业拿走大部分利益,而村民只成为“景区管理员”。

 

他更愿意花力气培养村里的年轻人。他称之为“乡村CEO计划”,因为“经营乡村需要超过现代企业的基本素质和智慧”,但只有村民自己变成经营者,以股份公司或合作社的形式将自己的资产盘活起来,“河边村可能就真正有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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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6期 总第654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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