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渡口编年 郭熙志的平民挽歌

稿源: | 作者: 邓郁 日期: 2020-10-31

20年间,郭熙志不断地从深圳折回到老家铜陵大通渡口,拍摄他的同学、亲戚和邻居三个家庭,见证他们在朴素日常里的悲欢。经剪辑后的三家片子长达8小时,加上尚未完成的最后一部《故乡》,共同构成《渡口编年》系列。 而经年的拍摄与折返,最终成为生活本身

 

本刊记者 邓郁 实习记者 胡佳璐 发自安徽铜陵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停渡

 

1998年,140年没有停船的安徽大通“清字巷”渡口停渡了。

 

运转了数年的集体企业铜陵县轮船公司推行股份制改革,不满的下岗工人砸坏了渡船玻璃,到经理办公室闹事。“我们连粥都喝不上,揭不开锅了。”

 

在上海读研的文学青年郭熙志听到消息,返回故乡安徽大通,发觉乡邻和周遭变得陌生而激烈。他敏锐地以个人身份拍摄下纪录片《渡口》。

 

对故乡的陌生感还来自空气中无处不在的热和欲。旧时的工厂改装成卡拉OK,合作社变成私人酒店,凡娱乐场所,名必“维也纳”“莱茵河”“左岸”……“好像在薄暮之时每个人都变得焦躁了,浑身想使劲儿却没有地方宣泄。”

 

不是人人都愿意面对镜头。脾气冲的下岗职工吴八音常撇嘴,“有什么好拍的?等我上岗你再拍。”

 

卖大米、卖煤球、摘野菜,吴八音和丈夫周朝阳都试过。几个月下来,周朝阳瘦得“像具骷髅”。穷怕了,他心一横,找条小“划子”,和老婆一起跑起了摆渡。野船,只能夜里摸黑。一次一个船客收5块,眼看日子就要亮堂了。

 

1999年10月17日,两人从船上跌落水中,人没了。

 

“早晨,下着毛毛雨,那个船在中间转,周朝阳二哥跑去看,没有人了,一下就凉了,就知道出事了。”郭熙志回忆。

 

唯一的儿子周鑫年纪尚幼,被一圈大人围着,不知所措。长大后,他才渐渐悟到父母的“死因”。

 

“因为他生的是我,是个儿子。爸爸估计有压力。”周朝阳夫妇逝去后,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件破棉袄,从里头摸出来一万多块钱。“头一年(1998年)发大水,我们五十多天没吃过肉,都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我感觉他们,真的是为了钱把自己给丢到水里去。”受访时,周鑫的语气沉沉的。

 

二十多年前,地方政府提出“要用土改的方式来推进股份制改制”。郭熙志说,“到后面几年,才给下岗职工每月发放一百多块的补贴,但也不够糊口。”如果当时有略为缓和的方式进行改制,如果能鼓励不同的船只合理竞争,如果周朝阳他们小心一点,悲剧是否不会发生?一切无法重来。工人讨要说法也好,期待吃大锅饭也罢,都阻挡不了改制的洪流。

 

《渡口》播出后,获中国纪录片短片竞赛金奖并入围香港国际电影节。拍摄并未就此中止。郭熙志预感到时代的剧变,把视角锁定在他所熟悉的周家、贺家和陶家这三个家庭,开始了长达20年的拍摄。

 

厚道本分、忠诚于党的老船队队长陶礼贵和老伴思忖再三,决定到县城里开小餐馆,破釜沉舟。一个天蒙蒙亮的清晨,他们拉着家里几套桌椅,匆匆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和悦洲。

 

开店之初,吃白食的、地痞骚扰不断,税也高,经营不易。几年后,路边的小馆子变成了“大通土菜馆”,大儿子陶程学到了母亲的独门手艺,当起了大厨加老板。再往后,土菜馆又转成了大厅摆着皮沙发、有两层楼的大酒楼。“河豚、螃蟹、老鳖、带鱼、刀鱼,来吃的不少。钱来得很快。”

 

陶礼贵四十多岁创业就开始给两个孩子铺路。但事不遂人愿。陶程生活不顺意,寄情赌博,赔了大半身家。老二陶军在和初恋分开后,心灰意冷,四处浪迹。

 

去年,身患癌症郁郁寡欢的陶礼贵在病榻感叹:“人生就是这样,跟过去打仗一样,要步步为营,不能踩虚一脚,踩虚一脚就要跌倒。”

 

“失败的英雄”

 

拿到渡船承包权的水手贺国平也曾以为自己踩上了坦途。

 

然而碰上1998年大水后的凋敝,加上移民建镇,和悦洲上原住民所剩不多,渡船客流量直线下降。一年到期,贺国平不光交不出承包费,还成了被告。官司不解决,门都不敢出。

 

妻子徐金兰跑起了货车和出租。贺国平一边在家照顾长年患病的岳父,一边承担全家的伙食。

 

从那时起,郭熙志拍摄贺家的空间就集中在了那间局促的厨房。大夏天,光着膀子的贺国平聚精会神地用菜锅烙一张饼,饼摊开变薄,他再举起锅,聚精会神地凝视。郭熙志眼中的老贺,对做饭似有一种工匠式的痴迷。毋宁说,贺是把自己内在的所有能量寄托、转化在了这枚铁锅上。

 

炊烟熏黑了老屋的墙垣,也带走了贺国平的元气。

 

郭熙志最难忘的一个场景是,多年前的冬天,贺国平只穿着一条“非常性感”的红裤衩,从老街上穿过。“下雪天里,他就直接站在渡船的顶层,变成一颗遥远的红点,在空中以抛物线坠落,缓慢地落进江水里。”

 

做家事的间隙,贺国平戴着眼镜看书,随口便说上一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他爱议论时事,总能从真实的感觉里,提炼出自己的思想。郭熙志对他由衷佩服。

 

岳父尿裤子后,贺国平默默地拖地,给岳父抹背抹身,淋出来的水油乎乎的,他从无怨言。这份孝心和忠义成就了他在四邻的美名,也彻底捆住了他。“80年代他也曾拼命读书,也曾想随南下大军打工,但这个格局已经注定了。到四十多岁后,还能打什么工呢?更不用说有家里这摊……”郭熙志感叹。

 

从怕见人到终于迈出家门,贺国平似乎说服自己接受了命运。但偶尔看到有人穿着西装走着领导步,步步生风,他会盯着对方背影许久,深深叹口气。

 

儿子贺奂不爱读书,成日嬉笑打闹,流连网吧,没个正形。郭熙志建议他学画画,走艺考之路。学了一段,到底作罢。在徐金兰的万分不舍中,贺奂去参了军。用贺国平的话讲,“总要出去闯一闯,这年头再学坏还能坏成什么样?”

 

问到贺奂对父亲的记忆,除了给他慈爱,给他巴掌,中年之后还多了一样:每顿会倒上一两杯白酒独酌。

 

55岁时,贺国平因食道癌去世。远在外地的郭熙志一听到朋友电话,眼泪夺眶而出。

 

“如果放到今天,贺国平还会那么抑郁吗?我把贺国平称为‘民间圣人’。有人认为我夸大了。但我就是被他为人处世的高贵感深深打动。他是个失败的英雄。可惜死得太早。这个死亡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面对这种生活中的‘重复’?真正日常生活的美学是什么?”

 

拍摄对象纷纷撒手人寰——在他看来均为“非正常”的悲剧性死亡。“我的片子莫非成了诅咒?”他慨叹命运无常。有人说《渡口编年》是一部平民史诗,他却说是“平民死诗”,“是一首挽歌,是死水的哀歌。它跟电影没太大关系,或许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视频,一个‘在一起’的影像。 ”《渡口编年》不仅见证和参与了他们的悲欢,也让拍摄者逐渐发现和确证了自己。

 

血地,散步,树洞

 

8月末,大水退过没几日,墙上的青苔爬得正酣。烈日下的和悦洲泛着低饱和的灰白色。主街上,有的地方水还能没过脚踝,有的则露出龟裂的纹路。鸡犬走过的脚印胡乱留着,锅盆、拖鞋、竹篮、锄头和塑料袋统统被冲来,陷在泥泞中,分不清来处。两侧建于民国至1949年间的老屋均已破败,未加修缮,只被人支了长长的柱子斜撑着,暂免倒塌的厄运。

 

从空中俯瞰,方圆两平方公里的和悦洲如一枚荷叶,缀在大通古镇与对岸枞阳老洲镇“六百丈”之间的长江中。起先,和悦洲要比大通强,商铺林立,热气腾腾。但十多年前开始,人多半去了对岸或是更远,铺面越来越寥落。而今,这座江心小岛上常住人口不到千人,多为基地菜农。今年受疫情和大水影响,光景越发惨淡。

 

采访郭熙志那两天,他穿着定制的“渡口编年”黑色文化衫。走在户外,没一会儿,圆脑门、头顶上全是亮岑岑的汗。得糖尿病12年,还有皮肤瘙痒的并发症。但在铜陵,桌上他爱吃米饭,饭后又和朋友喝酒到凌晨。“12年前我的生活方式比现在还烂。”

 

疫情期间他写了4万字的《故乡十忆》,自称为“大通的冯骥才”。到了老家,一路上他不时停下,和邂逅的每个老哥们、乡邻叙旧。在和悦洲的泥泞里,他反复向我们介绍乡土历史:“和悦老街曾是兴于咸丰年间的‘小上海’,设有长江盐税关卡。头道街多是商铺,第二道街多为报馆,第三道街都是手艺人,三条街上十条巷子都以三点水旁的江、汉、澄、清为名……”

 

那份努力,就像他走进家里那座盖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屋,钥匙好难打开门锁,他仍要一次次地使劲。

 

“你生在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他引用贾平凹的文字。

 

有朋友看了《渡口编年》说,郭熙志拍的不是贺国平,拍的其实是闰土。飞到外头看世界的郭熙志没想到,自己会在成年后以拍摄的方式一次次如候鸟般返回巢穴,一拍便是二十余年。“与其说是我们在寻找故乡,不如说是故乡在寻找我们。”

 

在华东师大上大学时,郭熙志是格非的学弟、李洱的同学,迷恋先锋文学,不愿意接受现有的电影语言。研究生毕业,去了铜陵电视台。老同事、前铜陵台副台长王世全说,这家伙有热血,是个知识分子。

 

扛着笨重的摄像机,年轻的郭熙志常问自己什么时候能成为马尔克斯。他开始尝试一些“有偷渡性质”的私人实验性作品。“其实我的《渡口》比王兵拍《铁西区》还早五年。”他颇为得意。

 

《渡口》之名,既有老百姓“渡渡口”的含义,也有中国社会转型之意。当时郭熙志期望能够完成一个中国社会文明递进的记录,甚至想过片名叫“竞渡”。

 

1999年,他把深圳电视台的调令揣在兜里一年,在长片《迁镇》中拍下大通移民建镇过程中村民和政府间的拉锯战。“连有房产证的老家倒了也不让修。结果我一走,和悦洲最主要的三层楼就开始拆了,拆到周朝阳家,拆房子的人摔下来方停。2006年,当地政府又请我回去,要将故乡打扮成‘中国首届魅力名镇’。我说既知现在,何必当初。”

 

原本他的希望是进入一次次实时的社会变迁,同时记录下其中人生和人心的变化。到后来,前者越来越让位于后者。

 

“纪录片为何不能是文学式表达?当大家都聚焦在事件、题材上,往往忽略了人的丰富性。那些变化无常的人生和稍纵即逝的心态最吸引我。”他说自己跟贾樟柯、周浩都不一样,不需要靠拍片来养活自己,也不用对太多人负责。“如果拍摄的资金用得差不多了,和我合作剪辑的学生要离开,也没关系。没有压力和计划。”

 

纪录片成了他的面具。既边缘,又貌似正经;既“有所发现”地偷窥,又有置身事外的安全,不至于成为被邻居们指摘的“小游子”或“二溜子”。他说自己是散步式地拍片。“涣散也有它的好处。”和老乡们的亲近、攀谈,像脚踏西瓜皮,拍到哪里算哪里。可能吃喝是主要的,拍摄和片子反倒淡化掉了。

 

他对贺国平投注深情,对方也回报他充沛的信任。“他对我是在一个文人世界的理解,他真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我等于是他的树洞。这里因此有了小说性,我觉得是这个片子的根本性。”

 

梁鸿在写《出梁庄记》后坦言,自己每每在离开梁庄人的打工地和出租屋时,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矛盾是你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

 

郭熙志没有这样的障碍。“老实说,一趟趟地回来拍渡口,其实在我是一种逃离。逃离(深圳)都市,也是逃离要完成(片子)这个结果。这个过程成了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因为每次回来再拍,我就不可能马上剪辑完成,还可以给自己理由去老同学家串门,去找贺国平,听他谈心。”

 

给小辈们找工作,提供机会,把周鑫当成儿子一般照顾。这算不算拍摄者的越界?他摇头,“我从来就是个散漫的人,我的纪录片也早就超越了体裁。我常常告诉我深圳大学的学生,拍片子你不要把对方当作一个消费性的题材,要去感受和生活。”

 

路边的二代们

 

仿佛是巧合和命定,上一代统统在水边,到了这一代都在“路边”。

 

几年前,周鑫在离铜陵几十公里外的池州安家,如今在某景区担任城管。8月底我们到访时,妻子已怀上二胎。正值酷暑,进餐馆前他给妻子撑伞蔽阳;饭局间,周鑫一直小心看着活泼的大女儿核桃,不时给她夹菜,带她玩耍。吃过饭,周鑫执意要买单,坚持“这是最基本的礼数”。

 

眼前的周鑫,发际线略靠后,眼角略往下坠。说话小心而温吞。所有人都说,他比从前要“懂事”,成熟了。

 

在池州家中,他头一次对我们这两个外人说起儿时的孤寂。

 

那时父母夜里出去摆渡,把才7岁的周鑫反锁在家。他把电视机调到最大声。老鼠在楼上跑,木板房“吱吱呀呀”。整个家只有昏黄的小灯泡给他一点慰藉,到底还是怕得很。

 

“上小学的时候,不是在大伯伯大妈妈家生活吗。别人问,他们对我好不好?我嘴巴不想说,就拿手在墙壁上写了个‘好’字。这‘好’字也不是我刻意去想的,就是从我内心,它自己写出来的。”

 

在技校的日子,他不爱听课,戴着婴儿围嘴嬉闹,拿火烧同学腿毛,把书包吊到天花板的风扇上,哼着《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去江边溜达。“就是空虚寂寞冷,感觉不到别的东西。有什么话不好讲,就对着长江去讲。”

 

受郭熙志影响,他看过历史书,“会因为看张爱玲,不看同学爱看的玄幻小说而有种优越感(郭熙志语)”。他还竞聘过文学社,考城管时笔试要谈“杏花村”,也发挥得不错。他欣赏老乡曹操,“军事家、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很牛逼不是?如果我要是学习好一点,肯定会读文科……”但再往下,究竟没了底气。

 

他曾在汽车公司干过几个月,受不了生产线上的重复动作;也干过十几家餐厅,忍不了他人的言语挑衅。直到去新疆当兵,退伍回来,认识了妻子,尘埃落定。

 

对物质,周鑫没有太多要求。爸妈猝死的悲剧仿佛永远的警示,现实也早磨蚀了可能的财富梦。如果再当餐厅厨师,肯定挣得多,但岳父母觉得不如城管稳,他也不想再扑腾。

 

“我感觉自己太平平无奇,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实际上我现在走的路和贺国平是差不多的。他就是家庭主夫,我现在一天到晚,下班回来没有一刻是歇的,现在早就没有什么‘空虚寂寞冷’了。”

 

10月17日,是大女儿核桃的生日。待周鑫看到《渡口编年·周家》中打出的字幕,才惊觉,这一天也是父母的忌日。

 

“很神奇。我以前都不清楚我爸妈是哪天走的。连墓碑上写的都是冬至,就是立碑的日子。”

 

第一次独自看完有关周家的那集,周鑫泪流满面,“终于知道父母的模样,他们经历过什么。”虽然出现自己年少幼稚“惹祸”的画面时,他都恨不能快进。但他很感激,“片子对我是有纪念意义的。”

 

郭熙志时常从深圳寄书给周鑫,周鑫也常电话问候,提醒他少喝点酒。除了违法乱纪的事不能做,对周鑫的为人处事,郭熙志素来不做道德评判,给他空间。定亲的时候,周鑫心里没底,给郭熙志打电话,郭特地从深圳赶回来,代表男方见他岳父母,给他做见证。

 

相较周鑫的简单生活,徐金兰母子的日子要丰富活跃些。到铜陵的头一晚,便是徐金兰和老同学的固定聚会时间。男男女女坐满了一大桌,精心打扮过的徐金兰显得低调又能干。

 

她和贺奂如今居住在市区某中高档小区,房子以黑白色为主调,简洁舒适。她在小区里开了个棋牌室,每个客人收几十元的费用,一天管人吃喝。累是累点,但收入不愁,也有个忙碌寄托之所。

 

从小跟着妈长大的贺奂,高大敦实,两人互相依赖。对我们这些“闯入者”,贺奂并不掩饰他的不适。交谈时他不曾停下手中打网游的鼠标,基本拿侧身和脊背对着我们。

 

问他曾经的抱负,小伙子下巴一抬,“想当亿万富翁啊。”

 

1958年铜陵建市,面积小、人口少,矿藏丰富,人均GDP曾多年排全省首位。当年有不少人从东北、上海等地过来支援建设铜工业基地,也有附近城镇的农民过来当工人,文化素质不算高。但那时候很开放,1970年建火车站直通上海。南京路上穿什么,三天以后在铜陵就能见到。“到今天铜陵人收入不高,但就是敢消费。喜欢当矿老板是年轻人的普遍现象。因为说起来能暴富,好像今天开矿,明天就能开上奔驰,住上别墅。”有熟悉铜陵的人说。

 

说归说,已经谈了正经恋爱的贺奂,到底认清了现实。和周鑫一样,他也做城管,工作地就在离家百米开外,稳当又轻松。“按我的能力来说,目前城管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终身职业。你现在叫我考个公务员,我考得好?”

 

对于母亲的期待,贺奂说,“中彩票啊。你除了中彩票还有什么样的机会?”说到纪录片,贺奂脸上也没太多表情。“没必要。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看它干嘛?”

 

陶军鼻头短圆,大耳垂,紧身粉红T恤把上身包得紧紧的,勒出几道褶子,娃娃脸上的鱼尾纹和眼睛里的些许沧桑透露着混杂的情绪与过往。

 

给陶礼贵治病时,家里卖掉了老房子。陶礼贵去世后,陶军和母亲住在政府安排的廉租房。他不时去钓钓鱼,继续着老头子在世时笑着说过他的“单身汉”生活,言语间有过尽千帆的唏嘘。

 

失恋一度是话题雷区。但说着说着便不再避讳。

 

他承认(和初恋)分手是自己的问题,当时玩世不恭,也没挣够钱。“早就不去想,不抱指望了。我这个人一生就谈一次恋爱,感情破裂后,就感觉什么东西都是假的,空的。”

 

此后数次相亲,对方都提出要“有房,单位还好”才愿意跟。他也不反驳,请对方吃一次饭,便再无瓜葛。慢慢地,这方面的心愿也就断了。

 

他说共享单车对出租行业冲击大,挣不着钱,但一天一包利群是少不了的。有时干脆把车子放了,去钓一天鱼,人便平静、平衡了。如今一切只觉平淡。唯独谈到来世,陶军把躺在床上的两腿盘了起来,两眼放光,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陶礼贵生病时,陶军把父亲身体的变化一笔一笔地记下来。“我就看他最后走是什么样。为什么每个人走了过后都少了那么多(重量)?也许你们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我这些年听的看到的,就感觉人真是有灵魂的。也许人就是一个‘命’字。我该有的,跑不了还是跑不了。我没有的,就是再去争取,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在郭熙志看来,这几个曾经晃荡的中青年,到今天越来越服膺于现实。他的理论是:男人到了一定年纪,如果没有事业和爱好,是要出问题的,“要寻求拐杖。”

 

陶家兄弟的拐杖是赌和爱,周鑫抓住了小家庭这根稻草,贺奂则有母亲的宠爱和家底。

 

相比父辈,他们缺少坚韧和果决,看起来也缺乏上升通道。这和铜陵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地域性似乎没有直接关系,“还是和社会结构、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家庭教育都有关吧。”郭熙志回忆自己青春时正处于全民对知识的饥渴期,身边有同样向学的朋友,抓住时机就“飞”了出去。而到了周鑫、贺奂这代,有了网吧等外界干扰,玩兴一大,日子须臾便溜过。他有朋友看了片子为周鑫“抱屈”:“如果读书再好一点,应该会不一样。”

 

但什么是好的生活?周鑫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懂什么叫废柴。但是不是非要是公务员、老师才是理想的生活?我没什么不良嗜好。至少也没有对社会有什么负能量。如果能把两个孩子平静地带大,让他们学着做个人,我就很满足了。”

 

最自我的完结篇

 

贺国平结束承包没多久,渡船和经营权以19.8万元拍卖了。前几年,渡口再度收归公家,船客们一律免票,开船和经营者从政府领取固定补贴。

 

收、放、再收,一切仿如轮回。只是渡口与船只,早已没了当年的吸引力。周鑫昔日放风筝的地方成了沿江公路,大伯家铁路码头工人宿舍区面临拆迁,只留一户居民。纪录片里反复出现的“厂区治安联防队”的房子拆了,也准备地产开发。KTV、网吧、名字相仿的商厦和一线城市不相上下。

 

“铜陵人发达得快,我们好像一转眼就过去了。”徐金兰说。贺国平的墓地前高铁飞驰。酒桌之上,和老同学乡邻们觥筹交错,郭熙志依稀觉得眼前的面孔跟30年前的面孔缓慢地叠加在一起,奇特而恍惚。

 

但他对故乡和生活之地也有失语时。几年前,那种瀑布似的奔腾感消失了,感受停滞。他带着毕业设计小组去拍深圳的沙嘴,“那是一个城中村,过去到处有算命的、擦鞋的、卖鲜花的,现在非常萧条了。20年前我们还有所期待,而现在我们完全没有期待了。”

 

而内心一些更本质的东西还没抒发出来。

 

与单位和体制纠缠不清,始终是他半生挥之不去的痛点。他曾经以电视台同事为对象,拍过纪录片《喉舌》。有人说他把同事的私聊、葬礼拍出来,情何以堪。他觉得诧异,“其实我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非常,常能感觉到一些弦外之音。实际上我的片子都是在拍我自己。”

 

2008年,他被人事处安排转岗。当终于落得和贺国平、周朝阳一样的下场,他突然发现所有的私人影像全部激活了:儿子的出生、母亲的去世,这些年来在时代漩涡中的种种遭遇、所受的排挤……这些个人化的影像,他已统统拍竣,会放在《渡口》系列的最后一部中。“更加私人和深刻,也更加实验。完全地拍给自己。”

 

(参考资料:《渡口编年》,郭熙志渡口工作室公号。实习记者卢琳绵、夏勉、程馨雨、方沁、金雅如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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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6期 总第654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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