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 李健熙之死 和被高估的韩国财阀

稿源: | 作者: 赵灵敏 日期: 2020-11-16

财阀主导了整个韩国经济,“财阀症”的蔓延让“小国家,大企业”既成为韩国经济的特色,也成为韩国政坛腐败的根源。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韩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传统财阀地位的下降是必然的

特约撰稿  赵灵敏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10月25日,因病卧床6年的韩国三星集团掌门人李健熙去世,终年78岁。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他是当之无愧的“教父”级人物,就如同三星在事后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位真正的远见卓识者,将三星从一家本地企业转变为世界领先的创新者和工业强国”,不但成了韩国经济的顶梁柱,更成了全球电子产业不可或缺的要角。三星地位的隆重,不但体现在李健熙身后政商高层云集的吊唁场面,更体现在李健熙生前的两次特赦和人们对韩国“三星共和国”的称呼之中。

 

但在李健熙卧病的几年间,伴随着亲商的保守派总统朴槿惠下狱和进步派总统文在寅上台,财阀的名声和处境已大不如前,改革财阀成为韩国社会的共识,在这背后,是对政商关系没那么依赖的互联网经济崛起。作为老牌财阀的三星,在后李健熙时代能否驾驭这种变化,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孤独少年到三星帝国引领者

 

三星创始人是李健熙的父亲李秉喆。李秉喆的创业历程从一家碾米厂起步,先后做过酿酒、食品贸易、化肥、制糖等多个行业,几经辗转,将三星发展成了韩国国内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李秉喆有8个孩子,3男5女。李健熙是最小的儿子,排行第7,从小被放在祖父母那里生活,十几岁就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来又到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因为从小远离父母独自生活,李健熙是一名孤独少年,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喜欢独自琢磨事情。他是个狂热的影迷,留日的三年里,共观看了1200多部电影,到美国留学后又迷上了汽车,成了汽车结构方面的专家。学成回国后,和家族安排的《中央日报》社长之女洪罗喜完婚,之后到家族企业旗下的东洋电视上班。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似乎并不是继承人的有力竞争者。

 

作为儒家思想的信徒,李秉喆刚开始属意的接班人是长子李孟熙,对他重点栽培。但李孟熙资质不足,参与经营后,无法服众,公司很快陷入混乱。1966年,三星卷入了从日本走私化学原料的丑闻,二儿子李昌熙因此被判5年徒刑。保释出狱后的李昌熙对独自背黑锅不满,收集了父亲偷税漏税的黑材料,实名举报到了总统府青瓦台。李秉喆认定主谋是长子,将二人全部逐出继承者名单。在这种情况下,三子李健熙后来居上,就此成了三星的接班人。

 

早在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李健熙就意识到高新产业的重要性,并建议父亲收购面临破产危机的韩国半导体公司。不过,李秉喆对用粗制滥造的集成电路制造电子表的韩国半导体不感兴趣,32岁的李健熙只好自掏腰包,收购其50%的股权。此后,李健熙为获得美国半导体技术,先后前往硅谷五十多次,最终以韩国半导体30%的股权为代价,换取了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技术转让,三星就此进入了新兴的半导体行业。

 

1987年李秉喆去世,李健熙成了三星集团的会长。此时的三星,已经是韩国国内数一数二的财阀企业,但李健熙并不满足于此。1988年,在当家的第二年,他提出三星要“二次创业”,明确了电子和重工业两大战略重点。但三星的高层普遍存在着小富即安、因循守旧的思维,改革一直进展缓慢。

 

1993年6月,李健熙问计于从日本挖来担任三星电子设计顾问的福田民郎等人,日本顾问们尖锐指出了三星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满足于国内第一的头衔、内部缺乏信息沟通、工作低效、分工不明、欺生拒不听取外人的意见,等等。李健熙在次日前往德国法兰克福的飞机上,把福田提交的报告读了一遍又一遍。巧的是就在当天,三星发生了引发轩然大波的“洗衣机事件”:三星内部电视台偷拍到员工们发现洗衣机盖子盖不上后,竟然用刀将尺寸稍大的塑料部件割去2毫米再进行组装,交接班后,接班的员工仍然泰然自若地照葫芦画瓢。

 

以此事为契机,李健熙与三星的核心管理人员开了一场长达16天的会议,确定三星新的战略目标是成为世界级超一流企业,并发表了《法兰克福宣言》,要求大家:“除了老婆孩子不变,什么都得变。”1995年,在发现龟尾工厂一批产品有缺陷之后,李健熙亲自前往,当着员工的面,将价值5000万美元的电话、传真机和其他库存砸碎并烧毁。新经营理念一扫三星此前满足于全国一流、自甘全球三流的风气,从根本上改变了三星。

 

1990年代初,三星已经超越日本和美国的竞争对手,成为存储芯片行业和平板显示器行业的领导者。2006年,在开始生产黑白电视37年后,三星在全球电视机市场赶超了索尼,2012年又在智能手机市场赶超了苹果。对于好面子的韩国来说,三星成了国家崛起的标志,让韩国人深以为豪。

 

三星也渐渐发展成除了农业之外几乎无所不包的巨无霸企业集团。手机业务只是三星很小的一部分,这家企业还造坦克、建房子,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双子塔、迪拜的哈利法塔都是三星建造。韩国有一句话:人一辈子避免不了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意即韩国人的生老病死都可以在三星系统里完成,在三星的医院出生,上三星的幼儿园,到三星工作,开三星的信用卡,买三星的房子、手机、人寿保险,穿三星造的衣服,看三星旗下的《中央日报》,到三星新罗酒店结婚,到三星爱宝乐园游玩,最终在三星的殡仪馆去世……

 

因为三星的销售额占韩国GDP的16.4%(2019年),出口占了20%(2019年),其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占首尔交易所市值的28%(2017年),韩国是“三星共和国”的说法也开始大行其道。

 

如今,三星手机虽然在中国走了麦城,但在全球范围已经连续8年成为出货量最大的手机企业,并且是全球最大的5G手机出货商。三星的内存、闪存、显示器是高端手机的标配,其芯片代工能力足以和台积电比肩。2018年,三星集团的营收超过2197.3亿美元,放在中国的话,超过它的只有中石油、中石化和国家电网三家,BAT和华为均难望其项背。

 

走下坡路的财阀

 

韩国财阀甚至比“大韩民国”的历史都要悠久。早在被日本殖民时代,一些资本家就开始创办买办色彩浓重的企业。同殖民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与掌权者密切合作有助于事业成功。韩国1980年代末的法律规定,总资产超过4000亿韩元(当时相当于5亿美元)的企业可以称为财阀企业,当时有43家,人们记住的只有排在前面的少数几家。到今天,前五大财阀集团三星、现代、LG、 SK、乐天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占到韩国 GDP 的 60%。

 

财阀主导了整个韩国经济,当然也出现了政商一体、产业布局和银行被大企业“绑架”的现象,“财阀症”的蔓延让“小国家,大企业”既成为韩国经济的特色,也成为韩国政坛腐败的根源。因涉嫌腐败被调查下狱,几乎成为民主化后历任韩国总统的宿命。与此同时,遭到起诉和逮捕甚至流亡海外的财阀也不在少数。李健熙就曾经两次被起诉判刑,第一次是在1996年,因为行贿被判2年缓刑,2008年又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被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

 

韩国的这种政商结构对企业家和政治家都是一种伤害。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政治权力的博弈中,财阀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强大。毕竟,韩国属于儒家文化圈,行政权力独大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财阀面对官员时,有互相博弈和互相利用,但整体还是处于下风,因为官员手中握有实质性的权力,可以压制财阀。首先是金融,韩国的所有金融机构都控制在政府手里,财阀的负债率很高,要融资必须要通过政府;其次是司法,韩国政府可以任命各级司法人员,包括检察官,可能调查一个人几年之后才释放,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足以让人胆战心惊;第三是查税,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整体而言,韩国财阀面对政府还是很敬畏的,政府的要求他们一般不敢拒绝,远远没有达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三星的三代掌门人都接受过司法调查,而且罪名都包括向政治家行贿和提供政治献金。如果财阀真的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李健熙的独子李在镕因为向朴槿惠闺蜜崔顺实名下的基金会捐款,遭到起诉,原因恰恰在于政府在三星旗下的第一毛织拥有关键股份,李在镕要接班李健熙,就需要政府的点头,因此不得不屈从于崔顺实的要求。

 

文在寅在接替朴槿惠上台前就曾表明,不改革财阀和大企业,就无法为国家带来真正的增长。他上台后,韩国检方多次起诉李在镕,后者被迫公开向全体国民致歉,并称自己“没有想法将公司的经营权继承给子女”。近年来,韩国财阀家族又多次曝出丑闻,比如大韩航空公司会长赵亮镐的儿子赵源泰在路边将一名 70 岁老太太推倒;女儿赵显娥乘坐大韩航空从纽约飞往仁川的班机时,因不满空乘人员发放坚果的方法,要求机长将飞机重新开回登机口,并勒令乘务长下飞机。李健熙也被媒体揭发在2014年生病前有招妓的记录。

 

这些都给文在寅打压财阀提供了口实,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韩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近几年的韩国富豪榜上,互联网、生物制药、化妆品等新兴经济的代表人物已经崛起,在前十大富豪里占了半壁江山。这为韩国政商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在此情况下,传统财阀地位的下降是必然的。韩国经济还需要他们,但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对三星而言,目前的掌门人李在镕能否顺应和驾驭这一变局,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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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7期 总第655期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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