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守墓人

稿源: | 作者: 韩茹雪 日期: 2021-02-01

袁崇焕被处死后,尸骸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佘家先祖半夜去偷了头颅,埋在广渠门内的自家后院。佘家人在这里守着袁崇焕的墓,已历17代,坚持了390年 “他们一家背负历史的重担,实际上压力太大,对历代要求太高,390年,已经够久了,不会有更久的了”

​墓碑会老去,经历了寒来暑往的风吹雨打和历代社会变革中的人为踩踏、涂抹,正面已经近乎一座无字碑,刻字消逝于斑驳的历史中,只有一旁的展览牌揭示它原本的模样——“明故义士佘公之墓碑”。

“佘公”墓旁是袁崇焕的墓地,如今叫作“袁崇焕墓和祠”,在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佘家人在这里守着袁崇焕的墓,已历17代,坚持了390年。

2002年,袁崇焕墓祠归于国家统一管理,周边的拆迁重建渐次展开,佘家不得不离开。第17代守墓人佘幼芝和丈夫焦立江搬到了石景山,俩人年岁渐老、疾病缠身,但经常换乘两班公交车来看墓祠,扫扫落叶,浇浇水,有时也给游客讲讲历史。

2020年8月,佘幼芝在京去世,享年81岁。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她之后写下,“美国立国才两百多年,你们佘家却为一个人守墓三百多年,这样的事情,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

地图显示袁崇焕墓祠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斜街52号,藏在一片居民区里。在小区里一打听,居民都知道这个墓和祠,也都知道佘幼芝。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个为一块墓碑奔走了一辈子的女人是“佘疯子”。随着佘幼芝去世,她和她的家族此前数百年的历史,在这个不起眼的巷子中渐渐模糊。

袁崇焕祠,导览介绍上写有佘幼芝守墓的故事 图/本刊记者 韩茹雪

“不能在我这里断了”

社会变幻不定,连一块墓碑,也命途多舛。

上世纪70年代,传说袁崇焕的头是金子做的,有人推倒墓碑,刨开坟,但什么也没找到,只在月光下留了个黑黢黢的大坑。

那时,佘家看守袁崇焕墓已经三百多年,为了一句祖辈遗训。这要从“盗头”的故事说起。

公元1630年8月,明崇祯三年,名将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凌迟处死。北京城的百姓争买其肉下酒吃。顷刻间,袁崇焕骨肉俱尽,只剩下一颗头颅。

九个月前,在与刑场一墙之隔的广渠门外城壕之中,袁崇焕曾率领将士死战,击退十倍于己的后金大军。袁崇焕解京师之围不久,遭魏忠贤余党弹劾,后金主将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最终,袁崇焕被崇祯帝朱由检以通敌、议和等罪名冤杀。

袁崇焕死后,尸骸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佘的“仆人”,广东顺德马江人,半夜去偷了头颅,埋在广渠门内的自家后院。

“佘义士”盗头之后,告别朝堂、留在北京,临终前,给后代留下三条遗训:

在北京守护袁墓,不得回广东老家;

不得做官;

要读书明理。

当时,袁崇焕身系“反”罪,佘家只敢偷偷收葬。历史的重担系于小人物身上,往往意味着道不明的代价,这家人背负秘密,直到乾隆年间袁崇焕被平反。

佘家收葬袁崇焕后,世代为其守墓。“文革”期间,传到了第17代,男丁有佘宝林,也就是佘幼芝的堂兄。佘幼芝刚生女儿,发着烧,出院后听到墓地遭劫的消息。夜里两三点钟,她和丈夫焦立江偷偷过去,只看到个大坑,眼泪止不住哗哗往下流。

很快,堂兄一家搬走了。佘幼芝生前接受采访时回忆,佘家有传统,家人下班后得先去老屋问安,那天她到伯母家去,叫门没人应,屋里已空空如也。

之后的几年,她找过堂兄,但一直没下落。动荡年代里,无暇做更多的事情,佘幼芝就在此时接下守墓人的最后一棒。

佘幼芝出生于1939年,八岁丧父,和母亲一起生活,作为女娃,她原本只是家族守墓的旁观者。她小时候听大伯介绍先祖,说是“磨石”,跑去问妈妈,才知道是“谋士”,这也是家传的说法。

袁崇焕在乾隆时期平反后,常有广东同乡到广渠门内拜谒。佘幼芝小时候,看家里时不时来人到后院拜谒,作为女孩子,很多时候她不上正厅,就在祠堂门口听大人们在里面谈论,渐渐知道了家里守墓的事情。

直到进入新世纪,大约2001、2002年,墓祠周边拆迁,佘幼芝才有堂兄的消息。佘宝林后来在一档节目上讲述,当年国家支援三线建设,单位要求,他没得选,要么离开,要么“丢饭碗”。

古代家族传统历来是“传男不传女”,佘幼芝是17代守墓人里唯一一位女性。她没办法,“不能在我这里断了。”

上世纪90年代,佘幼芝带着外孙女在袁崇焕墓前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离开这就不叫守墓了”

过去的数百年历史中,袁崇焕的墓碑在时局起伏中承受着不同的命运。

袁崇焕死后,偷来头颅的佘家先祖“佘义士”不敢声张,简单埋在家后院,墓碑上没有“袁崇焕”三个字。当年的佘家属于高门大院,大院占地面积广,因为是广东人,佘家把后院这一片地辟为义园,在北京去世的广东人很多都埋在那里,也能掩人耳目。

整片地方叫佘家营,后来叫佘家村、佘家湾,最后叫佘家馆。佘幼芝一家就住在佘家馆1号。1970年,北京行政区划调整,街名改为东花市斜街52号。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属于佘家的大片土地交给国家,后来的北京市第59中学就兴建在这里;“文革”后,原来佘家人住的大院变成了“大杂院”,最多的时候,住了二十几户人家。

社会巨变的另一面,是佘家一直有人守在原地。佘幼芝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写着“看坟”,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职业”。而在家庭中,她的身份是妻子、母亲。她有两个孩子,大女儿焦颖、小儿子焦平。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两种身份产生过激烈的冲突。

和佘幼芝结婚的时候,焦立江对“守墓”并不知情,按当时的情况,家里男丁还在,守墓的事也确实落不到佘幼芝头上。直到佘宝林离开,佘幼芝成了守墓人。

“文革”期间,佘家大院挤进来二十几户人家,佘幼芝和丈夫只得搬到小屋住,那里原先是“羊圈”,房子潮湿,一下雨,水倒灌进屋,床底下能长出蘑菇。

焦立江是小学老师,很看重对子女的教育,觉得大杂院的环境不好,经常提“孟母三迁”,想一家人搬到别的地方去。

佘幼芝不同意,“离开这就不叫守墓了,我走了就没人了。”两个人闹得厉害,甚至要离婚,立了字据,家里几个枕头、几双筷子的分家单都写好了。

最后,婚没离,焦立江成了另一个佘幼芝,此后数年和她相互扶持,为墓祠的重建多方奔走。

重新把墓立起来

无名的墓碑因平反广受拜谒,又因为社会运动被推倒,在这块墓碑上,一层新的历史总能掩盖旧的部分。佘幼芝真正开始为袁崇焕墓祠重建而奔走,是在“文革”结束之后。

“(佘幼芝)这种人,上哪儿找,没有,”2020年10月,85岁的蒋建国回忆当年和佘幼芝打交道,觉得她性子很硬。

蒋建国是蒋光鼐的儿子,籍贯广东。1959年,他成为“右派”、“反革命”,到甘肃待了20年。1987年,作为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蒋建国出席记者招待会,介绍民革的一些委员。

佘幼芝在电视上看到蒋建国的发言,知道了过去常来墓祠的那些前辈的后人们,默默记下来。没几天,她到北京市政协找蒋建国。

新中国成立后,原属佘家的大片土地被收走,一大家子一度靠广东会馆财产委员会过活,每个月到主任委员蔡廷锴那边,领两百多斤小米。

1950年代初,蔡廷锴去给袁崇焕扫墓时,佘家有个穿长袍的男子在一侧。佘幼芝拿出当时的照片给蒋建国看。

蒋建国听完佘幼芝的讲述,很快来到佘家看望。当时佘幼芝一家人还挤在那间改造后的“羊圈”里。

从1987年开始,14年里,蒋建国在政协提案8次,都和袁崇焕墓祠的重建有关。但重建并不容易。

重建墓祠的前提是先清退住户。佘家院里住了二十几户人家,让他们离开不容易。

事情迟迟没有进展,蒋建国一次又一次提案。1952年,按照北京城市改造规划,城区内墓地外迁,袁崇焕墓也在此列。这一年5月14日,柳亚子、章士钊、叶恭绰、李济深四人上书毛泽东请求保护袁崇焕墓。毛泽东回复,“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这一批示成为此后袁崇焕墓祠得以重建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重建墓祠的事,蒋建国和佘幼芝交流频繁,成了朋友,“她一直为这个事奔走,我很佩服她。”作为当时政府机构助推此事的重要官员,蒋建国放话,“袁祠墓不恢复,我就不退休。”最终,在他和佘家的努力下,袁崇焕墓祠重修获批。

1992年,袁墓修复完成。那年清明节,蒋建国去看了新墓。此后数年的清明节,他只要在北京,都会来看一看,一直到近年走不动了。

修复袁崇焕墓祠阻碍重重,佘家的人命运也随之波澜起伏。

今年65岁的郑长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见证了佘幼芝的坚守。二十年前,郑长明在中国煤矿文工团供职,给中央电视台做一档节目,其中一期是“北京胡同与历史名人”,经清史研究所的老师介绍,认识了佘幼芝。

郑长明拍过很多手艺人、传承派,“但人家是靠它吃饭、养家,(守墓)这个事业,比较悲凉,受苦、受累、不讨好,注定走向衰落。”这让郑长明感到震撼,并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跟拍记录,目击了一家人的变化和袁墓祠的变化。墓园重建等重要场合,佘幼芝都会提前知会郑长明。

郑长明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文革”结束后,政府出台政策保护文物,佘幼芝看到了希望,多方联系广东的袁氏宗亲会。建立联系后,宗亲会的人要来看墓园。当时正值北京亚运会前夕,整个城市都在倾力打造形象。北京的相关文物保护单位找到佘家,连夜立起了碑。当时天色暗,还把墓碑的底座装反了。

郑长明向本刊记者转述佘幼芝的话,她内心觉得还得继续守下去、呼吁政府更加重视。佘幼芝四处递材料、上访、找相关机构的领导。那些年,她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她当时在北京市一个科研单位工作,单位领导知道后劝她,“别人都为活人忙,你为死人忙,有什么意义?”

有一次,佘幼芝生病住院,听说广东那边关注袁崇焕墓祠的人来北京,约见了一面。回医院的时候,她饿了。焦立江说天气冷,出去买吃的,让她在商店等。

恰好遇到一位同事,对她嘘寒问暖。回到单位后,领导以医药费无法实报实销为由,劝佘幼芝出院回来上班。后来,和其他同事闲聊时,佘幼芝才知道,在商店遇见的同事回去后,跟领导说自己不上班是在逛商店。

作为直接见证人,提起佘幼芝奔走中经历的苦难,郑长明忍不住感叹,“这么孱弱的一个女人,走路晃晃悠悠,她的坚毅不是外表体现的,是祖先传下来的精神支持。”

进入新世纪,袁崇焕墓祠所在居民区开始拆迁重建工作。郑长明记得,那时佘家大院里住了二十几户人,他去拍摄,在如今祠堂位置的墙壁上,刻着些文字,他想让佘幼芝对照讲一讲历史。

敲开一个年轻人的门,对方冷冷拒绝,说家里孩子感冒了,不方便。出大院的时候,佘幼芝看到那个年轻人的爱人抱着孩子在门口玩,上去打招呼,“你孩子病好了?”对方答,“孩子一直都好好的,没事儿啊。”

相比委婉的冷漠,更难面对的是直接冲突。重修袁崇焕墓祠,要把“文革”期间住进来的人清走;市政规划也对这一带有拆迁要求。邻居们不了解,以为佘幼芝要把他们赶出去,进出门都不给佘家人好脸色,“佘疯子”的绰号也就越传越广。

任何来大院的人,都能感觉到这种微妙的邻里关系。李彩云也是长期关注重修袁崇焕墓祠的一员。她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北京作协,妹妹是焦立江的同事,辗转听说了这个事情。

李彩云第一次见到佘幼芝时,佘家人挤住在袁祠靠西边的偏房,潮湿狭窄。当时佘幼芝的女儿焦颖刚结婚,住在里面一小间,佘幼芝和丈夫住在外间,儿子焦平住在厅里。李彩云走进这个大杂院,明显感觉到邻居对佘家人的不满。

李彩云帮着写材料、联系袁氏宗亲会,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袁祠墓。1996年,李彩云在《北京政协》上发表文章《众手扶起的墓碑》,记载了重修袁崇焕墓祠背后的故事。

守的是忠义精神

墓碑沉默如历史本身,佘家数代守墓的故事,也被白耀灿以另外的形式讲述着。

2001年,由白耀灿独立编剧的话剧《袁崇焕之死》在香港首演,500人的剧场场场全满、连演5场。话剧名为“袁崇焕之死”,但用了大篇幅讲述佘家守墓的故事,“主角是佘家,但要用袁崇焕之死来开启,这个历史人物普通人都知道。如果当时直接写佘家守墓,可能没多少人知道。”白耀灿对本刊记者解释。

2012年,香港教育局为高中中国语文课重新编教材,从香港本土的戏剧中选出10个剧本,供戏剧选修课的学生学习,其中一个就是《袁崇焕之死》。

白耀灿今年68岁,已经退休十几年,过去在香港一所高中教历史。他祖籍广东,自小喜欢历史,每每读到袁崇焕都觉得他死得太惨、太冤,“说他卖国卖国,其实他最忠最勇。”袁崇焕行刑前,写过一首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守辽东。”

机缘巧合,1998年暑假,白耀灿到北京交流。离京前一晚,他偶然在《文汇报》上读到一整版讲佘家守墓三百多年的故事。“忠义精神”,他教习的历史书本里常有,“但像个空洞的概念,不是眼前的,我想去看看佘幼芝。”看到佘家的简陋居所,他“难以想象这里原来是很雄伟的纪念袁崇焕的祠”。

那时候,北京59中的大楼把墓园半包围起来,东边是职工楼,西边是传达室、办公室,要到墓园需经过学校大门,学校觉得因此带来“麻烦”。加之当时佘幼芝不断上访,要求恢复袁崇焕墓祠,学校认为她是要把自己赶走,校长对佘幼芝直言,“别人为了活人,你为了死人这么到处折腾,影响我们学校。”

白耀灿转述佘幼芝当时的苦楚,学校让学生们在操场推圆球,把它推到袁墓,很多砖破了。佘幼芝没说话,默默把砖补好。学校把食堂厨房的排烟口对着佘家人住的方向,滚滚黑烟,焦立江晚上备课不得安宁,经常咳嗽。

白耀灿和佘幼芝聊了两个钟头,于当天下午飞回香港。临走前,他给佘家人清唱了一首《我们举杯》:“如果在节日里,有几个好朋友\同我们欢聚一起\让我们\为自由的祖国\为光辉的使命\干一杯\再干一杯……”这是苏联战地聚会的酒歌,在当时很流行。

白耀灿觉得歌词饱含着大学生对理想的纯真渴望,有一种闪闪发光的坚持,正像佘幼芝带给他的感动,“好像科幻小说里的外星人,本来存在于想象,突然出现在眼前,惊讶又感动。”

后来,白耀灿为写剧本,又三次拜访佘幼芝。话剧公演时,他邀请佘幼芝一家人去看。演出结束后,佘幼芝泪流满面。有记者采访这一家人,“佘家守墓什么时候结束?”

儿子焦平当即回答,“不会结束,永远守下去。”

佘幼芝听完,觉得回答唐突,任何事要善始善终,“永远”没有那么容易。意外的是,命运以另外一种方式,印证了这个回答。

2002年,东莞市石碣镇水南村重修了袁崇焕故居,之后又建了规模不小的袁崇焕纪念园。东莞有关方面多次邀请佘幼芝、焦立江去广东工作。佘幼芝坚持遵照家训,守在北京袁墓。

21世纪初,佘幼芝与焦立江在位于东莞石碣镇的袁崇焕纪念园中合影,背景为佘家先祖“佘义士之墓” 图/受访者提供

后来,东莞方面再次提出,如果佘幼芝夫妇不能前去,可否由佘幼芝的儿子焦平去东莞袁崇焕纪念馆工作。

焦平答应了,当时他在苏州的一家公司工作,待遇比东莞那边好很多。焦平先去吉林女朋友家跟未来的岳父岳母辞行,之后再计划奔赴广东。

不幸的是,焦平在吉林出车祸去世,年仅28岁。“我儿子活着的时候你们要他去,现在死了,你们还要不要?”佘幼芝问,东莞方面决定在袁崇焕的陵园里安放焦平的骨灰,还邀请佘幼芝与焦立江立即乘飞机前去。

作家陈光中一直在关注佘家守墓的故事。佘幼芝夫妇去广州前夕,陈光中前去看望,回忆当时的场景,久久不能平静。

焦平的骨灰盒放在佘家客厅正中的方桌上,盒上摆放的是一张公共汽车月票。那是2003年6月苏州市的月票,上面只有一张一寸照片,照片上是一张充满青春朝气的面庞。

骨灰盒旁边放了碗打卤面,是北京普通家庭最常吃的。佘幼芝坐在一旁哭,“春节的时候,儿子回来,说想吃我做的面条。那天家里有客人,我说顾不上给你单做面条了,等下回吧。哪想到,哪想到……”

历史的一个段落结束了

过去390年,历经17代人,墓碑静立在园内。本刊记者几次前去,看到园内一片崭新面貌,墓前放着鲜花,应该是经常有人来祭拜。

2002年,祠堂重修,要求所有住户搬出去。世代守墓人佘幼芝带头搬走,“咱们得做个表率”,女儿焦颖回忆。搬走的那天,佘幼芝嚎啕大哭,给袁将军上香,“祖先让我守,我却搬走了。”

搬走之后,佘幼芝和焦立江一度住在石景山,经常换乘两班公交到墓祠看看。老两口到后面的墓园浇水,一上午要浇十几桶。原先用水不便,得到十几米远的地方接水,用小桶一次次提回来。那时候,墓园非常干净,两个人没事就扫一扫,连片落叶都少见。

2020年10月,本刊记者和焦颖再次来到袁崇焕墓祠,落叶纷纷。焦颖回忆,前几年,母亲有时跟这里的工作人员拌口角,嫌他们扫得不用心、不干净,“我只能劝她,那只是人家的一份工作。”

2006年,袁崇焕墓祠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祠入口右手边新修了“佘幼芝办公室”,这个8平米的房间原先是“义园”的停灵处,如今成为佘家世代守墓的唯一痕迹。

按规定文物保护单位不能生火做饭,这里不再是“家”了。办公室里单独安了水表、电表,佘幼芝得自费缴纳。佘幼芝周末还是经常过来,给游客讲讲历史。去世前几年,她身体越来越差,经常问焦颖,“现在物质生活挺好,但心里怎么老是高兴不起来?”

焦颖知道,母亲心里装着事儿,她想“接着守墓,想让袁祠墓恢复到1952年以前的规模,想申请非遗”。

2020年10月17日,女儿焦颖站在佘幼芝生前的办公室前 图/本刊记者 韩茹雪

曾经有人质疑,墓里没有挖出袁崇焕的尸体,佘家守墓守的是什么呢?“我们守的是忠义,永远不过时。”佘幼芝回答。

在陈光中看来,焦平已经用生命、骨灰去守墓了,没有什么能替代,这个里程碑没人能跨越。

从这个意义来说,佘家已经用世世代代完成了誓言。

袁崇焕墓祠2002年重修之后,已由国家统一管理了。佘家曾世代守墓,如今到焦颖这里,看得见的联系就是她有一把钥匙,能打开“佘幼芝办公室”的门。

“交给国家你还不放心吗?国家在这里守着,你想什么时候回来看都行。”蒋建国曾这样安慰佘幼芝,“他们一家背负历史的重担,实际上压力太大,对历代要求太高,390年,已经够久了,不会有更久的了。”

2020年10月,就佘家守墓与袁崇焕墓祠的问题,本刊记者多次联系北京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复。守在墓祠的相关人员表示,他们只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具体情况不清楚,了解详细情况要对接上级单位。

白耀灿喜欢探寻城市的历史气息。他觉得,在北京,有天安门、故宫,是大历史的见证;也有好多地方存留一些人和事,不是大历史,不是帝王将相,却对历史起过作用,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比如袁崇焕墓祠。

已经是深秋,墓园萧瑟,焦颖站立其中,两边各有一棵玉兰树,她记得是十几年前杨女士赠的,一棵开紫色的花,一棵开白色的花,树刚栽的时候还不足人高,如今已经郁郁葱葱。

焦颖慢慢介绍着自己经历过的时代与家族,走出袁崇焕墓祠大门。在她的记忆中,门前过去有17级台阶,外面一下雨就有很多积水,站在台阶上,能看到对面玉器厂宿舍门前的3路公交车站。如今,这里地面平整,高楼林立。

参考文献:

1.《明史·袁崇焕传》

2.金庸《袁崇焕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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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1期 总第657期
出版时间:2021年0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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