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兵和他镜头里的打工人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韩茹雪 日期: 2021-03-13

大多数时候,占有兵没有明确的拍摄主题与对象,只是遵循某种惯性,按下快门,日均成片几百张。他用十余年的时间,记录下打工人的点滴。这些照片重重叠叠连在一起,就像一串串小孔,让人们看到了一张张时代面孔,成为窥见工厂图景的时代文献

本刊记者  韩茹雪  发自广东东莞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这是一双年轻美丽的眼睛,伴随飘忽涣散的目光,黑白分明中显出沉默。占有兵举着相机,正对着眼前正在劳作的东莞女工郑婷。

郑婷手拿一个皮包,正在缝纫机前操作。她不关心上一道和下一道工序,尽管对自己负责的环节熟练异常,就像运动员有肌肉记忆一样,但依然不会做一只完整的皮包。

占有兵镜头的焦点之外,郑婷的身后,是许多密集、模糊、年轻的面孔,正在流水线上忙碌。从2006年开始,占有兵用相机记录东莞的打工生活,已拍摄八十多万张图片。

大多数时候,他没有明确的拍摄主题与对象,只是遵循某种惯性,按下快门,日均成片几百张。他用十余年的时间,记录下打工人的点滴。这些照片重重叠叠连在一起,就像一串串小孔,让人们看到了一张张时代面孔,成为窥见工厂图景的时代文献。

采访是在快门声中进行的。本刊记者跟随占有兵一起,一如他往常的扫街,走过东莞长安镇的大街小巷,也走过他经历的一个时代。

玩具厂

路口的店铺和推车的摊贩,在同一时间醒来。湖北人熬的八宝粥,福建人做的炒米线,湖南人蒸的小笼包,四川人煎的米粑粑,早上8点前几乎卖光。顾客是穿着黄色制服的工人,时钟一响,他们便尽数消失在街对面的长安美泰玩具二厂。

玩具厂坐落在东莞市长安镇,紧挨深圳。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商之一,旗下的“芭比”娃娃曾创下每秒钟销售两个的纪录,已有超过10亿个芭比娃娃卖向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辉煌的数字不能触动流水线上的黄衣大军,招聘广告上明码标价,他们的基本工资是1950元。

当时薪14元的招工中介在工厂前数人头时,一架相机已经在街角拍摄将近1小时。这个十字路口是占有兵选择的主角,他计划拍纪录片,呈现这里发生的变与不变。更多具体的细节,在他的脑海中还是茫然,但行动早早走在前面,“先拍了再说。”

机器立在街角,占有兵并不担心有人拿。他对这里太熟悉了,一一指给我看:炒米线的和卖八宝粥的是夫妻俩,前几年过来的,生意越做越好,索性分成两个摊位;城管会在固定时间从一个拐角进来,小贩们赶在那之前收摊;捡塑料瓶的老师傅每次都会经过便利店,门前总徘徊着几个中学生……

占有兵身形较高,穿着大红色羽绒服外套,步伐很快,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常发出“呵呵呵”的笑声,那是拍摄被人发现后缓解气氛的好方法。

他街拍用的相机是尼康D850,定焦镜头让他更方便捕捉画面。他早已练就“盲拍”的本事,能精确计算出自己到拍摄对象的距离如何在画面中成像,“只要按下去,就没有拍不到的。”

镜头里也藏着占有兵自己的故事。他1973年出生在湖北襄樊(今襄阳)的一个村庄,高考失利后去四川当兵,1995年退伍,到广东打工。那一年,他22岁。

打工之余,他开始学拍照——为了帮着工厂拍宣传照,慢慢地,越拍越多。

拍摄是从“假装”对工业区有兴趣开始的。占有兵回忆,教他拍照的唐师傅总说,“照片中要有戏,有戏的照片才有看头。”为了有戏,他尝试从生活半径3公里以内找出路,这里遍布工业区和出租屋,能做的只有按下快门,“胡乱地拍”。

他拍同事们匆匆忙忙上班、下班,拍招工、拍体检、拍离职,看着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流水线上手脚不停地劳作,每天加班超过3小时,青春随产品出口而逝。”

拍得多了,逐渐有了头绪:拍打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属于“社会纪实摄影”。按占有兵的理解,就是记录一部分人的生活,呈现给另一部分未曾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看。

玩具厂前的十字路口,有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里的特征,带有鲜明的“打工时代”特色,总让占有兵想到自己初入广东时的样子。最开始,他靠100个俯卧撑在这里站稳脚。

占有兵骑自行车在长安镇街拍

图/本刊记者 大食

1995年,从湖北到广东,还没有长途汽车。占有兵花了3天时间,转了6次车,才到东莞塘厦。那是还会查暂住证的年代,在找到正式工作之前,车票是“护身符”。根据当时规定,治安队查暂住证,就出示车票,按车票上的日期三天以内不会被抓。

这也意味着找工作的期限是3天。到塘厦当晚,占有兵把简单的行李放到同乡宿舍,在建筑工地过夜,枕头是两块红砖。他睡得很香,这是连续几天乘车后第一次躺着睡觉。

天一亮,占有兵就碰到在马路边摆摊招工的人。10元试卷费、10元工本费、50元生活费,3笔钱交出去,他警惕起来,跟同乡一打听才知道是骗局,“正经的招工广告得去工厂门口的橱窗看。”他摸了摸兜里仅剩的一百多元钱,在新的城市社会里学到了第一课。

第3天,他看到酒店招保安员。近一百名求职者等在酒店后院的停车场,保安队长指挥他们做俯卧撑。占有兵当过兵,每天坚持锻炼,连做100个俯卧撑,获得了工作。

他回忆初见广东成排工厂的印象,厂房高高的墙上有铁丝网,两扇大铁门关着,门上有红色的警示牌“上班时间 谢绝访探”。

多年之后,他把类似的警示牌拍了下来,在一旁用铅笔写了几句话,“告示一贴 立即生效 挡住探访 屏蔽亲人和友邻 打工者 成为 鼓胀的气囊 总有一天 炸掉 化为轰天巨响”。

“金三角”

260米高的写字楼矗立在长安镇,这是长安第一高度——万科中心。附近成熟的商业配套设施渐次分布,长长的街道上开了好几家年轻人喜爱的奶茶连锁店。

占有兵像初次经过一样,不停按快门。事实上,他二十多年前已经熟悉这条路。这里以前被称作“金三角”,是财富涌动的宝地。上世纪80年代,厂房吞没了田地;进入新世纪,写字楼又吞没了厂房。

在占有兵的印象中,“金三角”20年前是成片的工厂,租金最便宜的8元一平米,贵的也不过15元,厂房大多是按栋出租,分布着很多的来料加工厂。他已经不清楚这里现在的租金,四周不再是他熟悉的厂区。新的楼盘不断开发,附近住宅区的高层卖到了四万八一平,低一点的也能卖到四万三,还有数万元的“茶水费”作为进入门槛。

改革开放后,数不清的货柜车驶入S358省道,大量港商到长安镇办厂。“三来一补”、“村村点火”等曾经的时髦话如今已经变成历史词汇,“东莞塞车 全球缺货”成为这个地方的新注脚。

OPPO与vivo两大手机品牌的巨型广告牌分立街头,小天才、加多宝、真功夫等家喻户晓的品牌也在这片土地萌芽。2019年长安镇的GDP为760.3亿元,位居东莞镇街之首。在全国千强镇中排名第七。

占有兵像这里的很多打工者一样,在时代洪流之下,经历着不断新鲜的一切。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乘电梯,要去6楼,在电梯里小声说了句“上楼”,电梯没反应。前台看到他的窘境,教他学会了使用电梯。那是1996年,占有兵23岁,到广东打工的第4个月。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发廊。白色的泡沫不断在头上堆积,甜腻的香味在鼻尖穿过,耳畔是劲爆的音乐。他闭着眼睛,想到从前在村子里剪头发,由挑着担子走村串户的剃头匠完成;后来当兵,每个月请别人理发。在进入发廊前,占有兵一直用香皂洗头,小时候还用过洗衣粉。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喝咖啡,猛灌半杯,在舌头上打个回转,又悉数吐到垃圾桶……

1997年,由于集团整改,占有兵失业。他每天带着证件,骑着自行车,在一个又一个工业区穿行,检索工厂门口挂着的招工信息。“像浮萍一样漂泊”的日子,让占有兵感到危机。

此后漫长的打工生涯中,即便他做到了保安部主管,管理几百人,还是觉得没安全感。他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核心“本领”。

占有兵曾经想做人事主管,这需要会电脑,他买不起,就买了本五笔输入的教材,在上夜班时,偷偷去公司电脑上练打字。后来被发现,负责人每天下班后把鼠标锁在抽屉里,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学电脑。他打听到,两百多元可以买一部“文曲星”电子词典。他买了一部,学会了五笔打字。

学习是他获取安全感的方式。他去学跳舞,学打篮球,做篮球裁判,技多不压身的朴素观念改变了他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方式不唯一,应该是有差异化的,我在这个社会上要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他想。

根据多年的保安管理生涯,占有兵写了本数万字的《工厂中的保安实务管理手册》,不少工厂一直在用。后来,他又通过自学考研,去念MBA课程。2009年,他开始专心摄影,并把这当作自己最重要的生存方式。

新工厂

工业区依然是占有兵最熟悉的现场,也是我观察他全程拍摄最久的地方,从进入厂区到离开,三个多小时里,他的相机不离手。

我们去的是宇瞳光学,一家制造光学镜头的上市公司,位于长安镇的一个工业区内。占有兵说,这个厂区里原先是一家制作手包的公司。

工厂门口的保安是湖南人,占有兵来过几次,认识,过去跟他打招呼。保安16岁到东莞,如今已经十几年。他一度打拼到生产线主管,可惜,公司裁员重建,只有30岁以下的员工能留下。他的妻子已在此地工作,小孩子也即将上学。他只得做回保安,相比之前,工资减半。占有兵一边和保安聊着,一边给他拍下特写。

接待占有兵的是这家公司人力部门的一名男青年。他介绍,车间中既有技术型人才,也有普通工人。后者领计时工资,一个月四五千元,管吃管住。普通工人平均年龄27岁,多为女性。

占有兵穿上防尘衣,走过风淋间。在他眼前,一名男工人正在把胶圈放到模具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工人每小时要重复1000次,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人今年33岁,来自贵州毕节,在这里工作了一年。他左手文只蝎子,右手手背有粉色的伤疤,两只手都黑黑的,裂开一道道口子。占有兵用镜头把这一切悉数收下。

占有兵捕捉工人们的每一个动作,有时候更换镜头,拍一些特写,常常引来被拍摄者的不自在。他不动声色,索性找个合适的位置,用镜头对着工人,一直拍。

“我用的方法很笨,就在那里一直站着,直到他对我不感兴趣了,不看我了,就能拍到自然的状态。”占有兵说,东莞女工郑婷的照片就是这样拍出来的。

大多数的拍摄都是临时的、随机的,这也导致占有兵和被拍摄对象没有持续的联系。“代表作”主角郑婷,他也只有对方的QQ号,从没联系过。

他拍摄的众多打工人中,唯一想再去联系、回访的,是多年前来到长安打工的一批新疆人。占有兵保留着当时一个带队人的电话,但还没联系上。做回访需要很大的成本,不管是金钱还是时间,工人们要工作,也无法停下来与他长时间交流,让他跟访。

等到工人们下班,他拍排队、打饭、吃饭,没有主题。“正在发生着的一切都是主题,”占有兵觉得,他得抓住每一次机会,漂泊的生活环境让他见识过太多转瞬即逝,“每次拍摄都当成最后一次。”

盲目大量拍摄有没有意义?占有兵觉得“当下”无法衡量这一切。他举例,从前长安镇的招工广告,曾经写过不招河南人;如今,一些招工广告变成了严禁非法使用外国人。

“以前排外,是排外地、外省。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了,又吸引了国外的人来这里。”他认为招工广告是很好的时代文献,有些后悔当年没有系统拍摄。

过去的二十年,占有兵用镜头收集身边打工者、小人物的印记,如今,这些反而成为翻阅过去的时代文献。

占有兵回忆,曾经有个贵州籍新工人被抓到保安队,自己前去保释。工人是在马路上被治安队拦下的,因为没带暂住证,被赶上车,运到治安队关着。

那间大房子里关着几十个人,没有厕所,臭气熏天,蚊子又多,有一个治安员在铁门前看守。被关的人如果有人担保,可以用铁门处的电话联系担保人;如果没有担保,就会一直关到次日,被送进收容所。

“暂住证的噩梦”是占有兵摄影的一个主题。他整理出了所有与此相关的照片。1984年,深圳首先实行暂住证制度,最初用来登记外来流动人口,目前这一制度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厂牌是他的另一个主题。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鼓励外商在深圳投资办工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一些来料加工企业为了避税,在第一次税收优惠结束后,又重新注册另一家工厂,并把新工厂命名为××二厂,合法地以新工厂之名享受各项优惠。占有兵的镜头中,有大量东莞各种企业的类似厂牌。

金融危机期间,他对面办公桌的同事上午还在工作,下午便收拾东西走人。变化就在眼前,他来不及思考,匆匆按下快门。

长青南路

樟树枝叶繁茂,斑驳的树影洒在长青南路,这条30米宽的步道显出午后的安逸。占有兵骑着自行车,绕来绕去。闲坐的老人、打球的青年、学步的婴孩,被他一一记录。

在数以万计的照片背后,占有兵目睹树木长高,道路变宽,木椅变成石凳。我们走在路上,他说石砖之下,是水在流,流向茅洲河,那是东莞与深圳的界河。

2011年1月1日,广东省东莞市。女工们利用假日时间自费学英语,跟着老师在广场上大声朗读

2012年6月18日,广东省东莞市,手袋厂的女工在用电车缝手袋

2011年1月5日,广东省东莞市。电子厂的打工者在更衣室进行工间休息,每次10分钟,上午和下午各一次

这条已被遮盖在地下的河一度是长安镇工业污染的典型,其中恶臭的河水与漂浮的垃圾曾是一代人的记忆。如今,这一切悉数流入历史。

一个老太太坐在椅子上,占有兵一手放在车把上,一手端相机。老太太摆摆手,说“不要拍”。占有兵保持本来的速度驶过。

过后,我问他,“拍了吗?”

“肯定拍了呀。”占有兵补充,“我手动了,肯定拍了。”

这种街拍难以避免摩擦。积累了多年经验,占有兵如今几乎不会和人发生冲突,“死盯着的,不拍”,“要求我删的,有时候就删”。他靠大量的拍摄来弥补可能的微小遗憾,“一天至少走三四个小时,这样总能抓到好的。”他强调,“要有好的体力。”

街头有个老人,一身白衣,坐在拐角看书,手里有根木棍做的拐杖。走近,他看的是散文诗,书角插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周围是嘈杂的商圈。

占有兵用相机定格这一幕时,老头拿着拐杖,作势要打他。他一边笑着避开,一边打着招呼,t同时不停地按快门。

激烈的冲突发生在2006年。他爬到铁架上拍摄福利彩票销售现场,被公安扣留,7岁的儿子吓得大哭。他告诉儿子,爸爸没做坏事,不要哭。“从2012年开始,我就告诉自己,拍照时被人骂了,就当作是对自己的鼓励,在家睡觉、打游戏一定不会被陌生人骂。”

经过的路人,身边发生着的事,去把它们拍下来,就是纪实。这是占有兵理解的拍摄主题与意义。

“森林中有老虎狮子,容易被看见;也有很多蚂蚁,容易被忽视,但它们都是存在的。”占有兵说,“我想记录森林中的蚂蚁。”

无数的打工者,身边的工友,这就是占有兵理解的蚂蚁,都记录在他的照片档案中。

他计划做个打工博物馆,需要体量庞大的纪实照片。他的抽屉里放着几十张硬盘,上面用铅笔标注着大概内容,一些已经有年头。

每天拍了上千张的新照片,占有兵来不及整理,只能先保存着。他租了个15平米左右的仓库,锁死窗户,在里面放了台电风扇用来通风。屋子里密密麻麻放着成箱的照片,以及一些档案、信件。他说这“都是时代的痕迹”,很多材料是他从市场淘来的,按斤买,一斤几块钱。

占有兵家里放置的更多是他自己的主题摄影作品。比如,《布景中的打工者》,在手机还未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打工者往家中寄信,有时会附上他们在照相馆布景前拍摄的照片。布景华美,多是大城市的风光,与打工者本人面对的生活环境差异巨大。

打工者的住处、生活用品,工作的生产线,处处都是密集的形态。密集,让生产成本降至最低,让劳动效率提至最高。占有兵曾分别拍摄过主体为饭盆、钥匙、工卡等物的照片,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密集。

占有兵还把手机屏幕模做成相框,里面的照片一部分是留守儿童的单人照,一部分是打工青年的单人照,两者并无关系。但透过照片,他想象着,这样一个孩子,应该是有一个那样的父母,反之亦然。“在社会这个大森林中,两个群体是重合的。”

占有兵还计划将来做一个打工者纪念碑。他前一段时间曾经收集到很多废弃工厂的工人档案。他把档案上的头像截取,按家乡、年龄一一整理并附在后面。

占有兵喜欢把一切收集起来,记录下来。他觉得意义在当下不明确,但是有朝一日,它们“也许就是时代文献”。

人民涌

占有兵现在就职于东莞长安镇融媒体中心,工作内容就是做日常采访、拍摄,展现长安镇的新面貌。

2020年12月21日,占有兵要去拍摄人民涌(chōng)河道治理状况。另外两个同事和他一道,扛着摄像机,采访街头的路人,“这里以前如何”“现在如何”“感受如何”。

“是一种宣传,简单,政治正确。”占有兵熟练操作着无人机,评价自己目前的工作。这些工作占据了他一小部分时间。完成本职工作后,他再次掏出自己的“街拍”机,对准路上的一切。

占有兵拍摄正在做零工的人 图/本刊记者 大食

2014年12月31日,广东省东莞市。纸品厂的员工集体听老板讲话

2017年6月6日,广东东莞,电子厂的集体宿舍

“只要我眼睛眨一下,手一动,一定能拍到,如果这都拍不到,死定了,我这种老手,那还怎么干活儿啊。”占有兵给我看镜头中的画面,“所有照片都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要拍一张。”

占有兵不是一个标榜“技术”的选手,最初学习摄影时,他并不精通这些。

“中国摄影机消费全世界第一,但摄影作品一直在三流圈子里打转。”占有兵称,这是因为“把技术工人干的事情当成主流”。在他看来,摄影说到底是文化,不能只讲光圈快门构图色彩。

从2009年开始,占有兵把摄影作为一种方向。他最初是给媒体供稿,一张图片稿费十几元。他坦承,直到现在,摄影给他带来的收入并不多。

但摄影彻底改变了打工者占有兵的命运。他现在在长安镇政府办公,也是第一个以艺术家的名义迁户口到长安的人。

如果不拍照,他可能早就被生产线淘汰,回到湖北乡下种地。但是现在,他经历了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办展、第一次拿奖,离开生产线过上了更好的生活,都是因为摄影。

通过摄影,他和东莞很多工厂的老板渐渐熟悉,带有艺术色彩的身份让他能够进入当地的某种“名流圈”。

他喜欢认识别人,在他人身上捕捉故事,无论是匆匆而过的路人,还是经历不同的老板。在不同身份的人们身上,占有兵似乎看到了更广阔的时代图景。

占有兵带我去了一家饰品厂,他到那拍过几次。老板王黎明是70后,1997年放弃国营企业月薪3000元的工作,“下海”创业,很快一个月收入达到三五万。

王黎明回忆,二十年前,做老板的出门流行带黑色手包。他每天去收钱,大的存银行,小的放手包,用来日常请人吃饭、唱卡拉OK。晚上回家,老婆拿过手包,每天都有新入账,“钱不带少的。”

每到周六,占有兵常和他的“老板”朋友们常一起喝喝茶,聊往事,也聊当下。“老板们”感慨“被时代淘汰了”。占有兵回答,“你们是用钱淘汰了时代。”

他见过更多属于打工人的淘汰。他们融入不了城市,也回不了村庄。“焦虑随时在炙烤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他这样写道。他打工25年,虽然进了城,但已回不去村庄。

占有兵骑着自行车,相机背在一侧,在夜色中经过熟悉的街道。他路过卖咸菜的摊贩,路过跳广场舞的大妈,路过骑车放学的女孩,在重重叠叠的照片中向里望去,每个人都是模糊的,如同森林中的蚂蚁。

此刻,他也穿行在这茫茫森林中。

(文中人物王黎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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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10期 总第668期
出版时间:2021年04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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