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师 “无用”之海摆渡人

稿源: | 作者: 聂阳欣 日期: 2021-09-23

深度阅读是对抗急功近利最好的方法。这些一线教师,用各自的方式让学生爱上阅读,开拓着阅读教育的新路径与可能性

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

时至今日,少时山村里昏黄的灯光、深夜中遥远的木屐、盼望雨季来临以便躲在家中读书的情景,仍不时闯入陈平原的梦境。

那是非常纯粹的读书时光。上世纪70年代初,“读书无用论”还很盛行,陈平原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读书。时代的变化冲击着每一个个体,对前途渺茫和处境落拓的苦闷,构成了陈平原对这段日子最深的记忆之一,但在这样的境地,他仍然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如果有机会,我还想继续读书。

无学可上、没有图书馆可去的时期,他读遍了父亲书房里的藏书。父亲是当地中专的语文老师,保留了各个年代的语文教材,这些是陈平原最早的读物。后来他开始读文学和史学方面的书,父亲的藏书大多是这两类,他读书的趣味偏好也来源于此。父亲更爱好古代文学和外国诗歌,他后来走上了现代文学的研究之路。

尽管相隔一代人,作家徐则臣有着和陈平原相似的阅读记忆。80年代的农村,落后而贫穷,孩子们童年时总要帮着家里干农活,徐则臣的爷爷接受过私塾教育,做过小学校长,后半生在生产队养猪,爷爷希望他成为一个读书人,在家便护着他读书。夏季雷雨落下来,母亲喊徐则臣收粮食,爷爷也护着:“叫别人干,他正做作业呢。”

徐则臣

那时候农村里没什么书看,他的启蒙读物都是武侠小说、小人书和连环画。小学五年级结束,徐则臣就把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小说看了个七七八八。到11岁独自去镇上读书时,他才开始接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12岁那年春天,爷爷给了他8元去镇上赶集,他跑去书店买了一套《三国演义》,花了7.95元,剩下5分钱什么也买不到,他就拽着5分钱,带着书跑回家了。

他现在回想,那时候读书很单纯,没有人逼着读,也不是为了什么而读,不去计较书里文学的、艺术的、思想的含量有多高,仅仅是被书里的故事所吸引。然而,正是这些故事,建构起另一套与现实世界相关、又与现实世界有所区别的想象世界,它不是按照日常的、琐碎的逻辑而建构,而是遵循一种自在的、飘逸的逻辑。想象力,是阅读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

而在当下中国,阅读似乎越来越背离这种纯粹。在北京大学当中文系主任时,陈平原屡次希望恢复老北大的“大一国文”,一直没有成功;现在虽有“大学语文”选修课,但效果大打折扣。有些理科院系的老师提出疑问:“你能保证学生上了一学期‘大一国文’就变得特别聪明吗?”

这是功利化的想法了。“今人读书过于势利,都希望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这只有电器说明书、股票指南这类读物能做到。”陈平原认为功利是阅读最大的“敌人”,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学习、掌握和使用,是需要长期的‘无用’阅读来积累的”。

他主张开设这门课程,是希望能养成非文学专业学生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品位。阅读应该是一种自我修养,对人格、心灵、气质和外在形象的修养,本就不能急功近利,要像广东人煲汤,“太猛的火是不行的。”

“但在社会趋势总体趋于实用的背景下,最近20年,大学教学愈来愈功利化。很多大学的科目设置倾向于实用知识,‘文火慢炖’的通识教育不受重视,继而导致中学里也同样忽略课外阅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为了改善中学的阅读情况,2017年开始推行的“部编本”语文教材中,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增添了“整本书阅读”的任务群。主编温儒敏指出,这套教材主治“不读书、少读书”,“提倡整本书阅读,是因为现在的学生读书少,特别是很少读完整的书,而网上阅读也多是碎片化的,微信等自媒体阅读,更是火上添油,弄得大家焦躁得很,学生静不下心来读书。”随着课本的改革,各地中高考语文试卷中名著考查的比重也有所增加。

徐则臣的孩子正在读小学,在他看来,“整本书阅读”的推行、“必读书”的推荐,给学生的阅读提供了指引性,“必读书”是很多专家讨论达成的共识,相对来说更为科学。

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孩子提起阅读的兴趣?

“同样一件事情,逼着做和自己愿意做,孩子心态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会把很多事变成填鸭式的、强加的任务,其实是一种‘懒政’,我们懒得去寻找更曲折、更有意思的方式,让孩子来接受。”因此,徐则臣觉得最重要的是引导孩子本人对书产生兴趣,这样的阅读不是为了从中得到知识,而是获得想象力的培养。

“随着人的成长,我们的想象力是在萎缩的,因为现实非常强大,现实的逻辑越来越坚硬,我们最后就会发现:你会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没有情趣、越来越没有想象力。所以得在很小的时候,把想象力无限放大,有一个非常雄厚的底子,让他以后在面临不同挤压的时候,能萎缩得慢一点。”

徐则臣提出的问题,身处语文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已探索了很多年,他们更为直接地面对阅读推广中的阻力和难题,深知其中的艰辛和无奈。当“部编本”教材带着“整本书阅读”的要求来临时,有些老师已经形成了一套独有的阅读教学理念,有些老师身体力行地影响着所教的一届届学生,有些老师还处于迷茫之中,“阅读”看上去像是逆时代潮流的行为,怎么做才能抵御阻力?

为了让阅读流行起来,2021年4月,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全程支持下,南方周末正式发起“阅读新火种”公益行动。这项行动由新东方公益战略支持、中国邮政特别支持,先后通过教师赠阅、校园公益讲座、教师征文等多种活动,助力校园阅读推广。

而在这个暑假,“阅读新火种”公益行动特别邀请作家、学者、一线名师开讲,录制完成一系列阅读教育公开课,课程成果将在教师节当天上线网络端,向全国免费开放,力图与一线教师共同探讨阅读教育的新路径与可能性。这一公益举动推出的背后,正是一线老师们一直在关注和实践的事:让学生爱上阅读。

 

“读以致用,用以促读”

黄德初明年即将退休,他已拥有近40年教龄,是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目前是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语文科组长。他于1979年考入大学,1982年参加工作,此后不断研修教学,常年教授高三,见证了改革开放后高考语文的变迁。

读书是黄德初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读大学前他把能找到的书都读了一遍。

山区农村学校图书的匮乏使黄德初对文字有本能般的饥渴,凡是有文字的东西,他都喜欢看。刚开始当老师时,因为他读书早,班上的学生几乎都和他同龄,甚至年纪比他大。整个班级的阅读气氛都十分浓厚,对报刊、图书的热情很高。“刚经历过‘文革’,突然有那么多的书出现,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对阅读都是如饥似渴的,相信很朴素的一句道理,‘知识改变命运’,也相信读书是一切活动中最高贵的一个事情。”

而近三四年来,阅读风气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感觉到学生不仅失去了对阅读的兴趣,并且被剥夺了阅读的时间。“现在所采取的课程改革,都与此有关,整本书阅读其实是语文老师一直以来的梦想。”

早在1941年,叶圣陶就提倡过,中学语文教材“该把整本的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读惯了单篇短章,老是局促在小规模的范围之中,魄力就不大了”,只是这一建议终究难以实现。

为了鼓励学生阅读,黄德初和华师附中的语文组一直在坚持一套方法,以课前演讲、读书札记写作、课本剧编演、研学旅行、经典诵读竞赛、社团读书会等等,能够实际将阅读所得运用于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反过来促使学生主动阅读。让学生感受到阅读并非“无用”,而是有“百用”,是能真正运用到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也就是“读以致用,用以促读”。

语文高考中对阅读的考查使得这些活动的开展更为“理直气壮”。黄德初和华附语文科组的老师明白,中学阅读也要与高考语文备考相结合。他们引导学生关注时事热点,扩充自己的阅读量,构建相关的系列阅读专题,屡次押中高考的阅读和写作方向。

近年来我国科技取得许多重大突破:中国航天飞船“神舟”,登月探测器“嫦娥”,太阳监测卫星计划“夸父计”……黄德初给学生们提出问题:“为什么我国重大的科学成就都以古代神话来命名?这承载了我们民族怎样的千年梦想?”继而引导学生深入“中国神话”“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家”等专题,探讨中国的科技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这意味着黄德初每天十分忙碌。数十年如一日,他的作息都是早晨6点半起床,晚上11点半休息,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在记事本上将一天要做的事情列出来,精确到每10分钟。他自己的阅读计划也写得清晰明白,每天要读到第几页,多长时间读完。他始终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读书亦是人生一大乐事。

 

批判性思维的能量

即使已成为资历丰富的教师,余党绪还是会面对家长的质疑:“余老师你也是上海滩的名师啊,你为什么让我的孩子读一些没用的书?”

这是2016年他带领学生读《三国演义》时发生的事,不仅仅是来自家长的阻挠,在教材推出“整本书阅读”以前,学校老师都仿佛“见不得”学生读书,“学生把它带到教室里面去读,十有八九要被没收。”

余党绪好言好语给家长解释了阅读的作用,回过头就让当时指导的实习生们做了一个课题研究:“把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一直到2017年这40年间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找出来,看看如果把《三国演义》读熟,能不能写这些高考作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学生真的把《三国演义》读懂了,全国40年的高考作文绝大部分都能写,素材、思想观点都可以用,只有过于偏僻的题,或是时政题,才没法儿写。

余党绪就是这样一个较真的人,平常的为人处世中,他崇尚大气谦和,一旦涉及求知的事情,他喜欢质疑和思考的特质就显现出来了。刚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出来当老师时,他感觉中学语文教学存在一种偏颇,“特别强调感性、诗化”,但他还是想用真正的分析去代替情感和想象的东西。

90年代他讲授鲁迅的《祝福》这篇课文时,给学生提出了一个现在看来也有些惊世骇俗的问题:是谁杀了祥林嫂?在那个年代,对课本的解读通常会把鲁四老爷这一地主阶级当成主谋。余党绪问学生,“他有没有谋杀的动机?”“有没有主观上实施杀人的行为?”“同一阶层的人给祥林嫂带来的就是温暖吗?”一系列的追问旨在让学生思考《祝福》背后所要揭示的真正的悲剧。

2007年接触到批判性思维课程时,他立即感觉到自己之前的尝试和摸索有了明确的落脚点——大胆质疑、不懈追问、反复讨论,正是批判性思维训练对学生的要求。他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他的语文教学中,用开放性、思辨性的问题来引导学生自主阅读和探究,像他讲《祝福》时提出的那个主问题一样。

一开始余党绪用“万字长文”的阅读做批判性思维训练,他认为相比短文“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万字长文更具有开展逻辑与思辨的空间。他给学生五六千字的文章,规定30分钟时间读完,学生非常反感,过了一会儿就左顾右盼,静不下心。练了一个多月,学生才开始适应,再逐渐地提升到一万字。

阅读整本名著让这种训练更为有效,“学生的情感、思维因文本提供的广阔解读空间而被激活”,宏阔的内容天然地令标准答案式的灌输失去意义,在《鲁滨孙漂流记》的阅读课上,余党绪设置的主问题就是:“一个人,一座孤岛,28年的生存,何以可能?”学生通过阅读去归纳、辩论,得出的结论重要,更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

独立思考的能力,正是中国学生“非常必要,但又欠缺的”。

 

精神脱贫

一线老师的种种尝试,推动着语文阅读教育的发展。无论是“整本书阅读”,还是“批判性思维”被写入教材,离不开语文老师们多年的探索和坚持。

心怀热忱的老师们都想身体力行地改善学生的阅读境况,只是在不同环境下,老师们面对的困境不一样,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老师和教育水平落后地区的老师,遇到的问题千差万别。刘茜莹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学生拥有一本书?

从1992年分配至江西省赣州市宁都中学至今,她在这里教了近30年语文。这所县城中学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农村的贫困搬迁家庭,很多父母外出打工,他们跟着祖辈留守在家。刘茜莹曾经想在班上建立图书角,每位同学带来一本书放在班级里交流,全班70个孩子,超过一半人家里找不出一本书。

刘茜莹 图/受访者提供

这件事给刘茜莹带来非常大的挫折感,“现在再穷困的家庭,也不至于一本书都没有吧?”她意识到,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家庭在物质上不富裕,在精神层面更加贫穷。家庭里没有读书的意识和氛围,祖辈对他们的要求也极低,“能在学校上课就行”。读书的信仰在农村逐渐消失,刘茜莹听过学生家长说:“你看谁谁,读了大学,把家里一家人都读穷了,他出来找工作还不是很难找?”

无奈的现状让刘茜莹感觉到,这些学生更需要读书的熏陶,图书角的书后来全部是她自己带来的,有些是她现有的藏书,有些是她不断更新购买的经典名著,还有大量的杂志,让学生利用自习课阅读。高一时,采取放养式的阅读,注重量的积累,高二减少阅读时间,开始提高要求,高三注重读写结合。

但在学校里,这套方法并未得到其他班主任和理科老师的支持,他们认为阅读跟高考相冲突。这是刘茜莹的阅读推广与短期目标之间的矛盾,“教学还是有功利性,如果不能立竿见影,不能马上提升分数的话,很多老师还是不舍得花这么多时间的。”

这种观念影响到学生,加上高中三年里,刘茜莹班上的学生不停地调整、流动,渐进的阅读训练做起来非常吃力。她的做法也无法推广到全校,“学校认为最主要的任务是高考,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让步”,通过一轮又一轮的高考去验证,十分漫长而艰难。

她有时能感觉到学生的进步,学校举办课本剧大赛,她班上的学生自己创作剧本,写了四五页纸,剧本结构、人物刻画都初见模样。“他们在把阅读的东西内化,生成一种创作的、表达的欲望和能力。”有的学生毕业多年后跟她说,是她的阅读课让自己爱上了写小说。

刘茜莹很欣慰,“这是老师的意义,不是直接展示自己的价值,而是通过教育对象展示出来,学生有思想,你的教书就有意义。”

 

乡村的坚守

安徽省霍邱县花园镇刘李学校的高顺祥深感农村教育的不易。他是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回到自己的乡镇工作,从1996年起,他就在老家刘李学校这所农村中学教书。中途他通过自学考试考取本科,通过考研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读硕士,但他毕业后还是留在了这所乡村学校。

高顺祥 图/受访者提供

霍邱县在安徽省西部,属于大别山区,偏僻、贫穷,缺乏支柱产业。学生家长都在外地打工,学生基本是留守儿童,老一辈人“稳住”孩子的办法就是把手机给他们,“这导致没人愿意学习,”虽然考个好学校是学生们求之不得的,但高顺祥发现他们并不会为之付出努力。

学校图书馆的现状也令人忧虑,一间教室简易改造成的阅览室,里面的图书一部分是上级教务系统派发的,一部分来源于爱心捐赠,书籍质量让高顺祥看不下去,“基本上是些乱七八糟的书,还有很多盗版书,捐书的人没有什么版权意识,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网络小说,这种图书馆还能让孩子进吗?”

他决定通过自己的方式带孩子们阅读。在寒暑假,他会给初中的学生买很多科普读物,《如何观察一棵树》《达尔文环球游记》《宇宙的奇迹》《人类简史》等等,要求学生写一篇读书笔记,“哪怕很简单,字很少,只要写了就行。”

平常的教学里,他带领学生读经典。初一的学生主要读《三字经》,在一个学期内反复地诵读,他还邀请学校的几位老师担任评委,办诵读比赛,自己设置奖项和奖品。起初也遭遇了家长的阻力,“他们认为你搞这些东西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占用了学生的大量时间,同时也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买一本《三字经》,20元,这对于一些家长来说是不必要的付出,有些家长还专门跑来学校告状。

后来他把诵读比赛的视频发给家长们看,原先在小学只会背一两百字现代文的孩子,进入初一后,能背下一本书,“家长们感到很震撼”,所以尽管遭遇阻碍,高顺祥的诵读还是坚持做了下去。为了让学生爱好阅读古诗词,他还教学生们唱杨慎的《临江仙》、李叔同填词的《送别》,给他们放京剧和其他戏曲的著名片段。

在教学能力强的年轻教师不断向城市流动、优质的生源被城市吸纳、农村学校苦苦挣扎的现状下,高顺祥的尝试显得微不足道但又十分可贵。“我的父亲也在镇上的小学一直教到退休,这里就是我的家乡。”

 

行走在学生心尖上

书本究竟给学生带来了什么样的收获?欧云兰极少问学生。从事语文教学整整30年,鼓励学生阅读是出于她对书本的热爱,她坚信:爱读书的孩子更容易向善向上。

她童年记忆里清晰地记得这一幕:父母在生产队干了一天农活,回来还要做很多家务,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对欧云兰说:“到天井房间看看姐姐们在做什么,如果不是在看书,就叫上来做事;如果在看书,就悄悄地,别吵她们。”读书在家里人看来是天大的事,父母希望他们都不要“吃没有文化的苦头”。

欧云兰 图/受访者提供

欧云兰的大姐是她的小学语文老师,从小培养她阅读报刊和名著,在她心中播撒下启蒙的种子。走上工作岗位后,她也想做像大姐那样有责任、有爱心的施教有方的老师。从广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她回到高中母校执教语文。90年代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她的工资还不到100块钱,学校要求每个老师都订一份报刊,其他老师订的报纸每年只需二三十块钱,她订了《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每年至少用掉她一个月的工资。她觉得很值,“我订了还可以给学生看。”

她看到好的文章都忍不住跟学生分享,在语文晚自习课上念给学生听。为了省去学生抄的时间,她自学了钢板刻印,把蜡纸铺在钢板上,用铁笔刻下要打印的文章,再用油印机手工印刷出来。她印的第一篇文章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毕业多年后,那一届学生还记得,《我与地坛》上的油墨味特别浓,因为欧云兰第一次学油印,印好就迫不及待地发给学生阅读了。

在母校工作了8年,欧云兰教学成绩突出,被调入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直教到现在。读书条件变好了,可她感到近十年来,语文不断地被边缘化,对学生来说,阅读课外书几乎变成一种奢侈的行为,让她产生无力感。

她只能用她可支配的时间督促学生阅读。寒暑假时她极少布置语文作业,而是让学生读完她开的书单,自由地写读后感,或者交一本自己批注的书并分享,看哪位同学的圈点最有水平。放假之前,她还会自费买书奖励学生,“至少让我的学生知道老师喜欢读书,不仅喜欢读,还希望他们爱读书。”

得知广西即将采用“部编本”教材后,欧云兰就规划好要让学生读什么书,例如《乡土中国》的阅读,“只看这一本是不够的,还想给学生推荐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想办法‘夹缝中生存’,让学生达到基本的阅读量,视野尽可能拓展得更宽点。”

欧云兰不愿功利地去讨论阅读的作用,但她收到了一位学生发给她的文章,里面写道:

“我想我之所以喜爱文学,与我的初中时代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候班里的同学都喜欢在平时写点东西,语文老师也能适时鼓励和支持我们写下去。我挺感谢语文欧老师的,至少她有不同于其他语文老师的思维,善于发现同学们的才华和灵气,不至于扼杀了自由思想家的灵魂。”

教书多年,她越来越感觉到,“语文是为人生奠基的学科,教师是行走在学生心尖上的职业,唯有慎之又慎的用心呵护,才能够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网友评论

用户名:
你的评论:

   
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总第725期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12日
 
©2004-2022 广东南方数媒工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13019428号-3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
联系:南方人物周刊新媒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