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晨宇:我们不是在使用社交媒体,而是活在其中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日期: 2022-01-18

“或许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说话。因为在撕扯中,争执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讨论问题,而是证明对方是坏人。”

2021年12月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结束了秋季学期的四门课程。穿着一件帽衫的董晨宇步伐很快,急匆匆地穿过商场,我们想要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聊聊传播学和他对社交媒体的观察。过去一周,他的日平均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忙于教学、研究项目的写作以及家庭琐事,他跟学生开玩笑说,老师也是有期末的。
为了保证足够的写作和阅读时间,董晨宇的微信常年处于静音状态。碰到急事,家人会直接打他手机。但对一般朋友而言,“直接打电话在社交上越来越被认为是失礼的,不同的媒介其实蕴含着不同情感距离的前提。”他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董晨宇的研究几乎都与社交媒体有关:用社交媒体说分手的人,区分使用Facebook和微信的中国留学生,社交媒体时代的孤独社交,秀场主播的商品化关系,中国人对微信的日常使用等等。与其说在研究社交媒体,倒不如说是在研究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更准确地说,是社交媒体如何被嵌入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在董晨宇的研究中,他试图将人置于中心。
“选择研究对象时,我们会看重它的社会意义。”董晨宇至今记得他的一位老师曾说,研究要写在中国大地上。这成为一道他选择研究课题的准绳。刚完成的秀场直播的田野中,他和团队采访了数位主播、大哥和运营团队,尝试以此洞见平台劳动中最普通的那群人。“如果将中国的平台经济比作一艘巨轮,当我们在感慨这艘巨轮多庞大、开得多快时,其中有一些齿轮是被我们遗忘的,这些齿轮的摩擦和疼痛是被包裹在壮丽后边的,他们是被庞大的繁华忽略的人。”董晨宇说。
作为研究者,董晨宇更关注个体。用他的话说,是那些被污名化的人,那些壮阔背后“波澜不惊的悲凉”。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应该剥离精英主义的审视,让这些人被真正看见。
研究社交媒体的人,未必是优秀的社交媒体使用者。几年前,董晨宇曾尝试用两个手机切割开工作与生活,但很快发现,“你很难把公与私彻底地切割开。”旋即放弃。与他初涉互联网的十多年前相比,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平台的崛起与公共表达的饭圈化是过去一年里让他感受颇深的两个现象。
我们能做得更好吗?答案似乎并不乐观,但重要的是对所处环境的觉知。“这是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人的宿命,没有办法的。”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董晨宇的对话。

 

传播学研究是找到你舒服的坐标,包容你觉得不舒服的坐标

南方人物周刊:你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分享自己连续两个学年获得人大“本科课程教学优秀奖”,这是你做老师最有成就感的事吗?对现阶段的你而言,老师和研究者哪个身份更舒服?

董晨宇:(获奖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之一。今天结课时,我其实想跟学生说,这个课上到最后如果你们觉得不“水”,觉得它让你们收获了看待人和世界的一个新角度的话,我就很开心。我很尊敬的老师们都拒绝上“水课”,这也是我当老师以来一直的目标。

排序是太难的事了。如果说舒服,讲课是最让我舒服的事。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说过,如果我们无法把一个前沿理论简化至大学一年级学生能听懂的程度,我们就不算真正理解这个理论。我特别同意这句话。我觉得一个学生在本科时期最重要的事是培养对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兴趣,很多学生的好奇心在高考时已经被抹杀得差不多了。他们特别喜欢正确答案,喜欢找出阅读理解中唯一正确的中心思想。但这不是世界本来的面目,真实世界其实没有太多正确答案。

对“正确”答案的执着和对“错误”答案的排斥,不就是互联网公共讨论产生撕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吗?这个社会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方式。比如,美联航殴打亚裔医生事件中,有人说这是种族歧视,有人更关注消费者权益的问题。谁错了吗?我觉得没有人错,看待任何一件事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你要做的是包容不同视角,却不盲从。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的学生以后可能不会做传播学研究,理论也会被遗忘,但我们需要用理性和包容去对抗这个世界的狂热和闭塞。

 

南方人物周刊:你很在意和学生的互动?

董晨宇:我上的课都是一百多人的大课,互动的机会不多。但我比较开心的是,学生会给你一些反馈。之前有一个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私信我,说我上课讲的一段话对她影响很大,她把那段话写了下来,很长,我一看就知道她是偷偷录音。

2020年7月31日,上海,身着cosplay服饰的主播在ChinaJoy数码互动娱乐展会上直播  图/视觉中国

 

 

“液态”的监视、“不可见”的算法和“中心化”平台社会

南方人物周刊:录音这件事很像你之前写过的一篇讲“液态监视”的论文,里面提到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监视背景下,个体也在完成着对自我的监视。所以知道自己被录音时,你会不安吗?

董晨宇:每个人都有自我监控。我主要的担心是觉得自己所讲的东西不值得传播,或者说,我还没准备好被传播。另一方面则在于现在的媒介太难以掌握了,你讲的东西很容易被断章取义。

在现在的社交媒体时代,我们以前认为的隐私变成公开的事情了。隐私最大的问题不是内容,而是它的流动性。你说出口的事情会流到哪里,这是不确定的。

早期的监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视,最典型的是超市里的摄像头。但现在互联网中的监视是透明且立体化的:第一种增加的是平辈监视,朋友、同事会看你发了什么,这种监视被我们定义为超越好奇心的观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视奸”;第二种增加的是自下而上的监视,比如当年的陕西“表哥”(原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交通事故现场视察时,被网友发现戴过五种价值不菲的手表),以及近些年来很多通过网友手机录制的不规范执法的视频。当监视无处不在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变得越来越透明了。

即使不暴露自己的信息,平台同样可以通过你的浏览记录、你加的好友来监视。算法可以通过你加的好友发的内容判断你所处的社会阶层。我跟学生开玩笑说,如果你在某个平台看到给自己推的广告是海飞丝洗发水,给别人推的是奔驰最新一款汽车,尽管你什么都没发,算法也可能认为你是买不起奔驰的群体,这时候你应该反思自己交了什么朋友。(笑)所以数据的收集是无孔不入的。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研究直播的论文中提到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大哥和主播是什么样的关系?

董晨宇:有次我和一个采访对象聊天,他是位有房有车的中产,我问他,究竟要如何描述主播和大哥之间的关系。大哥说,很简单,这种感情的核心在于续租。你花了钱,她跟你聊天,你跟她会产生感情,但你一段时间不来后,她就不会再跟你聊天了,她会寻找新的经济来源。你想跟她持续地聊天,你就要持续续租这段感情。如果这种关系是一种商品化的话,它是租赁关系,而非买卖关系。

当时听到这段话我特别震撼,这可能已经超越了我们学界常说的“商品化的亲密关系”这种口号式结论。运营也会说,这种关系决定了女主播绝不能和大哥动真感情。作为一个成功的主播一定要心狠,你如果有太多恻隐之心,就没法在这儿播下去了。

主播们需要在情感诚实和所谓套路之间,不断维持独木桥式的平衡。如果太套路,太把自己异化成一个商品去出售自己的情感,她们会产生情感上的失调。很多主播会觉得自己道德上无法自洽,变成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但主播如果太诚实了,她们就没有收入了。因此她们需要不断寻找平衡。

 

南方人物周刊:那些坚持很久的主播平衡把握得都很好吗?

董晨宇:独木桥实际上走不了太长时间,这件事情是非常疲惫的,所以这个行业的平均职业寿命都很短,很可能只有几个月。能坚持很久的主播,或做到头部主播的人,很可能需要依靠收入来平衡这种异化带来的情感失调或虚幻感。我有一个朋友访问过一个主播,对方告诉她说“越做直播,越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直播这个行业会改变人的价值观。

我加过一些运营,他们的朋友圈每天在招漂亮主播,宣传语是,年轻漂亮的你们快来做主播,如果不做直播,你这辈子遇不见这么多有钱人。直播给她们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饼。对三四线城市的人来讲,这其实是个报酬非常好的工作。但这种情况往往不会持续很久,大多数人还是会回到更骨感的现实中。

一个主播跟我说,她发现自己做主播一段时间后,没法再去接受普通的工作了。她爸爸给她介绍过文职人员的工作,实习期每个月工资2000块钱,她做了半个月就不去了。她说在家里只用一个手机,每天和人聊两个小时的天,一个月就能挣七八千。

对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伤害不仅是情感上的异化,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她们会对社会的运行有种错误认知:钱是很容易挣的,我不需要学历、不需要能力,我足够年轻漂亮就可以挣到钱了。

 

南方人物周刊:对拍短视频的人来说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我发现过去一年一种常见的报道形式是“某某拍短视频走红后……”很多草根很感恩(短视频)这类平台的兴起,我在采访时也遇到一些人的确借助平台生活发生了巨变。

董晨宇:任何一个新技术平台都会许诺一个社会秩序的洗牌,重新给普通人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往往没有它说的那么具有颠覆性。举个例子来讲,短视频平台上成功的电商,很多都是在电商行业摸爬滚打很多年的。

我听过一个直播平台的演讲,他们讲有多少人在我这里实现了收入。这个数据很庞大,但其实有极大欺骗性,因为只要有人在主播那里消费了,就都算“实现收入”。我想知道真正的比例,有多少普通的创业者在这些平台上实现了盈利?平台又从这些盈利中分走了多少?这些数字更能代表一个平台最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它所声称的公共价值,但这个数据其实我们无从得知。

 

南方人物周刊:同时,主播/短视频博主们又需要非常小心,我的一位采访对象曾因“衣领过低”被删号。只要某个行为不符合平台规范,他们就会面临删号、一切重来的风险。

董晨宇:这个行业的治理,以及平台自身的治理规则其实非常模糊。当然,它愿意把自己的规则清晰起来吗?我要画一个问号。规则不清晰,获利的是谁?规则清晰了,获利的又是谁?

以前我们常常说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但我觉得平台社会又是超级中心化的,只集中在几家企业手中。平台的权力边界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回到“衣领过低”这个话题,平台封号的权力是从哪来的?它的权力边界是否有足够的法律支持?大家更关注的可能是宏观技术,其实很多问题恰恰是微观的。我们经常说,那些一粒粒沙子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座座山。

当然我也不是说所有平台都是恶的。我只是觉得,这些问题是没法回避的,它需要我们去琢磨、面对。

 

南方人物周刊:平台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近,但大家似乎不清楚它内在的运行逻辑。你在一期播客中谈到平台就像现代社会的遥远巫术,听起来像黑箱一样。我们该如何理解平台和算法两者之间的关系?

董晨宇:“平台”这个词有两个暗示:一是“平”——暗示它的公正;二是“台”——暗示着一个更高的位置。这二字的隐喻被资本所攫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很多Vlog博主都会在个人简介写着“感谢某某平台”。

算法相当于交通指挥员,管理着平台的信息流动。我们关注算法,恰恰是因为它最不可见,却最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比如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小姐姐跳舞,你看完一个视频又给你推一个,你还想看,(算法)却不给你推了。这是为什么?这里面其实有个上瘾规则,推一个让你失望,推一个让你满足,推一个让你失望,推一个再让你满足。这种间歇性满足的成瘾效率,比一直给你推同类视频要强得多。

另一方面,平台和算法的不可见性也嵌入到它的商业利益中。平台不会公布自己的算法,就连有些平台的工作人员都可能搞不清楚其中的规则。因此我将其比作现代社会的遥远巫术,我们会想象它,也试图对抗它。现在淘宝和抖音上有种人声称是算法专家,掌握了算法密码,他们会开账号教人如何带货。但吊诡之处在于,如果这是真的,他们自己怎么不去直播带货?这个事情也说明了大家很渴望搞懂算法,对从业者而言,得算法者得天下。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研究中关注到中国社会的一些边缘群体,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处境?

董晨宇:这个社会中有很多群体的可见性并不高。我们经常会认为互联网的流行可能会为这些多元群体提供更多发声的机会。比如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就在畅想互联网是如何帮助残障人士的,但结果不那么令人满意。其中很大一个问题在于,边缘群体的问题究竟是社会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如果我们乐观地认为互联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假如技术决定论成立的话,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技术问题,我们的世界其实会简单许多。但这不是事实。任何技术问题的解决都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举个例子,拿无人机送外卖可能解决了劳动力短缺、外卖小哥不遵守交通规则等社会问题。但无人机能不能进入我的小区?如果能进入,这难道不是一种对隐私的侵犯吗?谁有权利允许它进入?我们面对的新问题一点也不比旧问题少。技术从不会自动承诺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技术的发展可以辅助我们解决社会问题,但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社会而不是技术。

 

 

这一年的社交媒体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生活在被社交媒体深刻影响的时代,有一种说法是,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会让人难以拥抱真实的关系和生活。

董晨宇:技术的发展贯穿人类历史。我们今天如何担心AI机器人掌管地球,我们就如何在几个世纪前担心报纸摧毁民主。二战期间希特勒使用广播时,大家都觉得广播太可怕了。短信刚出现时在菲律宾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组织人民上街,大家又觉得短信太强大了。但现在看来,大家还觉得短信是一个颠覆人类社会的技术吗?

美国学者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写过一本《重拾交谈》,建议大家要重新回到线下相遇。我觉得这没问题,但如果你的朋友距离你很远,此时你会花两个小时坐飞机去和他喝下午茶,还是选择在微信上聊天?

任何一种新技术的产生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道德恐慌,我们既不能过分乐观,也不能过分悲观。现在我们会把恐慌聚焦在微信等大平台上。十年后,我们可能会恐慌元宇宙的实质性发展。但也许50年以后,我们会觉得元宇宙就和如今的电视广播一样稀松平常,甚至有点落伍。我觉得对技术的评价,一定要从细节入手,而不是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善恶。

 

南方人物周刊:元宇宙这一概念最近十分火热,它创造了一个人人可以沉浸其中、创造财富的空间。元宇宙的拥趸声称,元宇宙的特性是人类能够在此生活。

董晨宇:作为社科研究者,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评价作为技术面向的元宇宙。但有意思的是,与其说元宇宙是一种技术,不如说它是一种话语。我们发现不同的人会把元宇宙想象成不同的样子,金融行业的人对元宇宙的关注聚焦于数字货币的新机遇。互联网从业者可能会想到游戏、虚拟现实。与其说他们在定义技术,不如说他们在想象自己职业的未来。在这种想象中,他们要争夺的是对元宇宙的解释权。

在传播学研究中,近年来有个概念叫技术想象。比如,5G在没有完全成型时,美国人在讨论 5G如何复兴美国国内的市场格局。但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媒体报道的主题是5G如何实现民族自豪。所以5G是什么?它是一种社会想象的产物。

 

南方人物周刊:你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董晨宇:我们做主播研究时发现偶像与粉丝之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权力关系的转变。过去偶像与粉丝之间往往是一种单向的亲密关系,你在大街上看到吴彦祖觉得很亲切,但吴彦祖并不认识你——这是准社会关系。但现在对一些小明星而言,他们和粉丝之间的关系逐渐转变为社会关系,比如很多线下脱口秀俱乐部的演员会组织微信粉丝群,他们有时在群里和大家互动。

这么看来,他们的关系究竟是经济关系还是亲密关系?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偶像经营亲密关系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关系,其中暗含着:我跟你搞好关系,你们就喜欢我,会买我的唱片或产品。但是请注意,一旦粉丝脱粉,与偶像的亲密关系终结以后,他们会用经济方式制裁偶像。

 

南方人物周刊:为了证明自己所言的真实性,有些公共人物会附上聊天记录来佐证,因而有人调侃道,聊天记录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新文体。

董晨宇:聊天记录的问题在于很容易被断章取义,有些人的截图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而且,值得思考的一点是,聊天截图中的话能否作为公共环境中评价一个人的标准?许多截图里的聊天内容往往基于亲密关系中的对话,比如,假设我和我家人吐槽我的一位同事,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如果我的家人把这个聊天截图发到公共群聊里,大家会觉得我不尊重同事。

你把任何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说的话放在公共场合中,在公共性的判断标准中,都有可能是不妥当的。聊天记录引发的道德问题是普遍性的,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对于这其中的变化,我们应该自问:我们的评价标准应该是什么?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要选取几个关键词来概述2021年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现象和变化,你认为是什么?

董晨宇:最大的改变之一是平台的崛起,就这两三年的事。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已经完全离不开社交媒体了,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使用社交媒体,我们就活在社交媒体之中。同样道理,我们不只是在使用平台,我们就活在平台之中。假设你把百度、腾讯、阿里旗下的平台全部从手机里删除,你的生活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

另外一个变化是关于人的。我时常感慨我们的公共表达越来越有种用力过猛的感觉,饭圈化的表达方式渗入了公共讨论之中,不同意见者的撕扯越来越强,或许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说话。因为在撕扯中,争执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讨论问题,而是证明对方是坏人。

(实习记者宫宇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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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总第725期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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