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陈泗翰的孤独之旅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日期: 2022-01-25

他不喜欢“刺死霸凌者”的标签,如果有得选,他希望自己是寂寂无名、普普通通的少年陈泗翰。

仲夏傍晚,雨幕遮掩了天光,屋子里很黑。陈泗翰走进看守所,眼前是十几张面目模糊的脸,有男有女,从年轻到中年。这些人全看向他,用一种警惕而猜疑的眼神。

他一手拿着被子,一手端着脸盆,不知所措地站着,任由看守人员带他到睡觉的位置,一张通铺的某个空位。脸盆里盛了些饭,他一口没动,吃不下,无助和害怕将他整个人死死攥着。身体僵硬,感官却很敏锐,未愈合的伤口一阵阵地疼,在疼痛的间隙,他听见了窗外的雨声。

“从这个时候起,我就习惯孤独了。”陈泗翰说。

这天是2014年6月9日。此后,他在不寻常的人生中孤独地往前走,尝试忘记那场生死劫难,在对道德、法律的重新思索和学习中重启人生,从“刺死霸凌者”陈泗翰变成普通人陈泗翰。

 

 

漫长的一天

如果陈泗翰要写他的故事,他会从2012年转入瓮安四中的春天开始。他很严谨,首先要说明转学的理由,因为福泉市的教育水平不如瓮安县好。再是他进入新班级的场景,他站在讲台上自我介绍:“我叫陈泗翰,请多指教。”

他对新班级的印象很好。接下来的两年,慢热的他与几位同学成为好友。

班上按考试名次排座位,陈泗翰和其他成绩靠前的同学坐在一起,课余讨论数学题,谁抢先做出来了就给其他人讲题,在一所注重应试的县城中学,少年人的意气风发尽在于此。唯一的出游更成为记忆里浓墨重彩的画面,金色的夕阳铺满了天空,那是初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后,他和同学们在石林里一起烧烤,走一路,笑一路。

在未成年犯管教所,陈泗翰写到这里停笔了。尽管他想抓住所有快乐的时刻,但很多细节他记不起来,连同几个月后出事的那一天——2014年4月30日,他的记忆都很模糊。

瓮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里,对当日的案情这样认定:

被告人陈泗翰因琐事与他人发生纠纷,并用刀刺伤他人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对陈泗翰来说,那是混沌而又漫长的一天,数不清的人围着他,边打边问“服不服”,他被打倒在食堂的桌椅上,被推入楼梯的死角,被一步一踹地带到校外的巷道。最后的记忆是他在飞奔,一边用右手捂着左背上的伤口,一边没命地向前跑,跨过路边的护栏,跨过两个孩子的头顶,躲避身后的追击。

第二天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你不知道我是怎么跑出来的。”

他当时还不知道,持刀追着他跑的人,中途倒在地上,死了。

陈泗翰以为自己还能上学,距离中考仅剩一个多月,同学们每天把复习资料复印好带去医院,班主任喊他回学校拍毕业照,虽然那天没有拍成——死者的朋友在校外马路上等着堵他,同学们把他围在中间,送他出校。

母亲李荣惠在校门口接陈泗翰,一手扶住他,一手背着他的书包,她茫然地望向马路对面,分不清对面几个小伙子都是谁。陈泗翰低声说,“老人背后的是金某。”这次她看准了,一个目光直直盯着他们的年轻人。

李荣惠又气又怕,回到医院后,她打电话给治安队反映情况,担心陈泗翰再一次被打。她没有经历过暴力事件,心里慌得很。自从4月30日那天傍晚6点多接到医院的电话,她就与平稳的日子告别了。

“血气胸75%,20分钟内不签字抢救,孩子保不住。”

放下电话,李荣惠和丈夫陈善坤马上从福泉市赶往瓮安,一小时后到明康医院,儿子还在手术室。第二天早晨陈泗翰醒来后,警方来录口供,李荣惠在旁边听。一审判决书记录了陈泗翰的供述:

2014年4月30日上午8时,我在瓮安四中的食堂排队吃早餐,李某某站在我的前面,他连续踩了我几脚,我就用手推开他,并问他为哪样踩我,李某某说他喜欢踩,并一拳给我打来,我就还手打他。这时就有七八个人围上来,对我拳打脚踢,将我打倒在第一排的椅子上……上了两节课的课间操时,李某某和金某又带了一二十人到我们教室门口,他们将我拉到九年级7班教室后门,李某某一拳打在我的左边头上,后面还有一大堆人冲过来打我……

李荣惠这才知道陈泗翰身上为什么那么多伤,从屁股到大腿密密麻麻的青紫块,为什么他的手一直害怕地抖,连筷子都拿不住。陈泗翰的手抖了一个月,从这天起,到去看守所,他每顿饭都要靠李荣惠喂。

 

 

同学

瓮安四中以前的大门不像现在这样宽敞,那时候校门口连着一条巷道,走出去才到马路。巷道里零星有推车卖包浆小豆腐的摊贩,马路对面是另一条垂直的街道,开满了零食铺、奶茶店、烧烤店、扎啤店。一路都是市井烟火气。

街道位于两个半开放的社区中间,左侧是花竹园C区,右侧是花竹园D区,楼栋之间有数条一米多宽的窄道方便居民出入。据一审判决书描述,陈泗翰从一家扎啤店门口被拉去C区,途中接过了同学贺某递给他的卡子刀放在衣服口袋里。在C区,陈遭到殴打。殴打过程中,他“将卡子刀拿出来杀在李某某的胸部”,对方“用随身携带的卡子刀子杀在陈泗翰的左背部”,“接着陈泗翰又用卡子刀杀在李某某的胸部后就跑了。”

陈泗翰觉得整个过程像一场梦,他知道学校经常有人打架,带着刀具进教室,他听惯了,只是没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找上他。中午他跟表哥表姐约好,下午放学来接他一起回家;下午上课前,他故意迟到,避免再撞上麻烦;四中意外地提前放学,他又让同学们陪他一起坐在教室里等。直到李某某和金某把他从教室里拉出来。

讲述“单杀”这一段的时候,我和陈泗翰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他的声音越来越低,身体有些不安地左右扭动,说:“这里人还挺多的,他可能听得到。”

我朝他眼神飘着的地方看去,一个穿白色西服外套的中年女人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们。我不是很确定。陈泗翰的声音小到几乎要被咖啡馆的音乐淹没。

我们转移了话题,聊起他在狱中收到的一百多封来信,来自父母和他初中的同学。

“不知不觉你离开我们也快一年了,而我们的高一生活也快一年了,每天都上晚自习到11点,虽然累,但也值得。好玩的是昨天上最后一节晚自习的时候灯不亮了,但是我们还是被老师困在教室用台灯做作业,是不是有点搞笑。”

“我们已经高二了,第一次月考也过了。学习是难,但也要克服,我们的成绩还算跟得走,林的成绩还不错,我和姜也勉强跟得走吧。你每天也要记得看书哦,你也是很棒的。”

“因为高三的时间很紧,很想给你写信又抽不出时间,不过没事还有九十多天这种日子就会过去,那时候就可以给你多写信了,相信你不会多想的,毕竟你是个爱笑的男生。”

陈泗翰很少回信,他觉得自己每天的生活几乎一模一样,没什么好写的。他也不能把里面的事讲得太详细,寄信要经过几道筛查,有些事写了也寄不出来。

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当他得知同学们近况都好,会感到放心,他很想念他们,刚到未管所时,他写信给母亲让她把石林出游时的合影带来;可是他又不想看到他们那之后的照片。

当年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备战中考、畅想未来的时候,陈泗翰则坐在审讯室里录第二份口供,问话从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2点,他没吃早饭和午饭,屋子里的风扇对着他的后脑吹,其中有一个问题反复地掷向他,“刀是怎么来的?”

这成为法院定性故意伤人的关键点。陈泗翰的说法是,同学贺某主动把刀放入了他左边校服口袋,而贺某的证言则是:“陈泗翰问我有刀没有,我说有,但我没有给他……走到巷道中间时……陈泗翰就拍了一下我的腹部,意思是叫我把刀给他。”

2014年10月18日作出的一审判决书认为,“陈泗翰在主观上有追求伤害对方的动机和故意。”判决结果出来后,同学们曾为陈泗翰写了一封联名信,用稚气未脱的口吻写道:“在生活中,我们也没有发现他有吸烟、进网吧等不良嗜好,更没有和一些受(爱)打架,受(爱)闹事的同学在一起玩,我们时常在一起聊,说起长大以后,我们会变成老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希望法官叔叔伯伯们对陈泗翰同学进行轻判,让他尽早地出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上大学。另外,我们向各位法官伯伯、叔叔们保证,我们所说的话都是真话,没有半句偏袒之言。”

这封联名信用A4纸张打印出来,正反面空白的位置密密麻麻签署了56位同学的名字,上面按着他们的手印。

2015年1月,贵州省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随后,陈泗翰从看守所转移到位于贵定县的未成年犯管教所,刑期8年,从2014年6月9日开始计算。

2020年8月,陈泗翰提前假释出狱,2021年4月,他的刑期正式结束。假释出狱后,同学们来看望他,他们有的正准备考研,有的要实习找工作。他想见到同学们,却又不想他们看见自己。

“我无法像以前那样和他们交流了。”他不知道见面要说什么,不知道他们在过去的六七年里发生了什么。失落的情绪在胸腔里鼓胀,也不是自卑,只是他们的圈子、经历已经相差太多,“可能我喜欢回忆过去,但他们更喜欢聊未来。”

未来对陈泗翰来说太遥远,“想得太远,连前面的路都走不好,想也没用,很多东西不是你能确定的。”他也不愿去想现在,现在他过的是什么生活、原本他该过什么生活,都不去想。

他与原来的轨道已经偏离太久了。

陈善坤和李荣惠在旅馆后台的小厨房里做午饭 图/本刊记者 聂阳欣

 

 

母亲

陈泗翰的家在福泉市,父亲陈善坤和母亲李荣惠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一个中学毕业,一个中学没读完。

陈善坤家里穷,早早地从瓮安乡下走出来,去周边城镇打工,在福泉认识了李荣惠。李荣惠父亲在她两岁时去世,家里姊妹多,靠母亲一人拉扯大。李荣惠没有什么文凭,在父亲生前单位的下属工厂得了个职位,后来厂里改制,她被淘汰出来。

夫妻俩都吃过没文化的亏,把家庭的希望投注在下一代身上。陈善坤经常在外工作,很少回家,教育陈泗翰的事由李荣惠负责。她经常对陈泗翰说,“反正你看我们家,一没钱,二没权,靠你自己努力才能改变生活。”“你会吃苦,你就苦这十多年,不会吃苦,你要苦一辈子。”

小学六年,李荣惠每天陪陈泗翰写作业,老师有的辅导书她都会买一份。四年级后,她很多内容看不懂,陈泗翰的老师教她,“如果你不懂,你就装懂,看他字写得好不好。”李荣惠照做,她看不懂陈泗翰写对了没有,只看他认不认真。写完作业后,母子二人会一起看看书,陈泗翰喜欢看搞笑的校园漫画《阿衰》。

生活上陈泗翰不需要太多照料。李荣惠的工作三班倒,陈泗翰念幼儿园大班时就能自己在家煮面条、热饭。奔忙的间隙,李荣惠会放上一首萨克斯曲《回家》,和陈泗翰一起听。她喜欢萨克斯的音色。小城市没有老师,家里也没有条件,“不然我一定让你学”,她对陈泗翰说。

初一上学期,陈泗翰在福泉市的中学考了班级第一,490分。李荣惠一听,慌了,这个分数竟然能拿第一?她打听到瓮安教学质量好,陈泗翰在瓮安的二伯父一家比她有文化,决定让儿子去瓮安读书,寄住二伯父家。

李荣惠每个星期都给班主任打一通电话,欣慰地看到陈泗翰的成绩直线上升,陈泗翰也对她说,“妈妈,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提高了。”她笑着回应:“那就好嘛。”初三下学期几次模拟考,陈泗翰的成绩都稳定在班级前五名,李荣惠想,照这样下去,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不成问题。

后来她每个月去未管所看望陈泗翰一次,给他带法律书籍、乐谱,带《读者》、《青年文摘》——瓮安四中旁边的书店里卖得最好的两本杂志。

每次探视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她绝口不提又跑了哪些地方交上诉材料,又联系了哪位律师,又遭受了怎样的拒绝和委屈。她也不细说她的生活,家里的房子在出事后的一个月拿去抵押,换了20万。赔偿款,医疗费,去各处找人的路费、材料费,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就花没了。她在二姐开的旅馆里打两份工,头一天在前台从早上工作到半夜3点,第二天起来后又去客房打扫卫生。几年来她就住在旅馆阁楼里,陈泗翰接近假释时,家里才购置了一套安置房。

她尽量跟陈泗翰说开心的事,鼓励他在里面好好学习,想看什么书就看,想学什么就去学,别担心钱。陈泗翰对她说,他学吉他了,他学萨克斯了,他能读大专了,他参加征文比赛得了奖金,这个月不用打生活费了。

为数不多的沉重时刻与李家有关。一次在2015年清明,李荣惠说她去墓园看望了李某某,陈泗翰没说话。

 

 

狱中

进未管所的第一天,陈泗翰的任务是背监狱条例。有的人背得很慢,几个月、甚至到出狱都背不完,陈泗翰半夜爬起来,一个晚上背完了。早点完成,他可以想点别的事。但其实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劳动、思想教育,每一个时段都被安排好,几乎没有个人时间。

最初的时候他有点迷茫,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他以前不爱看小说,在未管所的图书室,他借来了大冰的书,见识了他从没见过的人生,他印象最深的是云南老兵的故事,一个孤独的残疾老兵退伍后组建了一支民间义务消防队。他看了三遍《平凡的世界》,第一遍没看懂,第二遍他看到那个年代的命运无常。以前他觉得曹操是奸雄,现在他看《曹操传》,觉得曹操在国家兴亡之际挺身而出,是个英雄。

看书时间不那么自由。他们监室每周轮流守夜,轮到陈泗翰的时候,他坐在门边,光从门缝中透进来,他借着光看一晚上。

未管所举办的活动,无论征文比赛还是知识竞赛,陈泗翰都会为中队“出战”、拿奖,他要尽力表现良好,去争取读大专的名额。全未管所两三千个犯人,只有百分之六的人可以读大专,专业只能选法学。因为犯人不能外出实习,而监狱在司法体系之内,坐牢也算是法学实习了。

大专课程从2016年3月持续到2019年1月,实行非全日制的授课方式,不妨碍每天的劳动和其他安排。中途陈泗翰又争取到一个读中专的名额,在缝纫、计算机、美容美发里,他选了计算机专业。美容美发更受欢迎,他们监区曾有一位“十大回归典型人物”之一,凭借美容美发的技能开了家理发店,免费为老人剪头发。

音乐班同样靠争取,只有二十几个名额,陈泗翰在里面学吉他,还自学了萨克斯。他尽量让监狱里的时光不那么荒废,学点东西出去。

每一个失去自由的人都在算出狱的日期,陈泗翰也算,但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按天算,也不按月算,按天算受不了,按月算又太长,他按星期算。他不去分辨今天是星期几,每天都是一样的,他只要知道又一周过去了。

一个监舍有时候住20人,有时候住30人。陈泗翰换过好几次,他并不在乎,服从分配就行。里面什么人都有,打人的、抢劫的、赌博的、强奸的,对陈泗翰来说,他们就像空气一样,存在,但不会特别去注意。

进去的第一年,别人都在玩,他一个人闷在监舍里不说话。后来因为表现突出,管教干部让他做组长、班长,慢慢地,他从和一个人说话,到跟两个人谈事情、教三个人规矩,再到管理几十、上百人,他发现这也是一种成长。

但他始终是孤独的,“我一直都这样,这么多年都和他们格格不入。”

每次有新人进来,陈泗翰就负责对他们做一次谈话,了解大体情况,什么罪名、家庭环境怎样、父母做什么的。聊完他大概就知道对方是什么性格,再采取不同的教导方式。“有的人你好好说,他都能听,有的人无论怎么说都听不进去,‘心服’做不到,你至少要让他‘口服’。”

他会对新人说,这里讲究集体荣誉感,他喜欢两种人:第一,一开始表现好并且能继续保持下去的;第二,一开始让人厌恶,但通过反省能够改正的。“那么我不喜欢什么呢?刚开始表现好,一段时间后本性暴露,违反规矩。这毕竟是一个集体,我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几十人。”表现不好包括但不限于不想劳动、不想被规范等等。

进来的人里,有觉得自己很冤的,也有罪行严重的,陈泗翰尽可能同等对待,他内心分裂成公私两面,个人的厌恶是“私”的一面,作为组长要“为公”,“他始终是你的组员,你把他排除出去,说明你是一个不称职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我们常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一个主观的说法,但我想在他的沉默中抛出点什么。

“不是的,‘人之初,性本恶’。”他打断我,“以前我也觉得应该是人性本善,但其实它们不冲突。就像小孩既可能会做坏事,也可能会心软。”

他接触到的少年犯家庭环境普遍不好,或者是父母关系恶劣、有暴力行为、混社会,没能给孩子好的教育,或者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管教不了。“有的孩子进来前没意识到他做错了,没人引导他。比如抢劫,抢一次两次成功了,他只会觉得很厉害,他以这种方式得到钱财。”有些人向陈泗翰表示过羡慕,觉得他有关心他的父母、有好的教养。

“那你觉得,监狱帮助他们改善了吗?”我接着问。

陈泗翰摇头:“我没资格评判,毕竟我也只是和他们身份一样的人。”

他在未管所奉行一套“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准则,他努力看到其他人身上好的一面,比如一个小他三岁的男孩,涉黑、身上满是文身,小学都没读完,进未管所后很努力地识字,跟着陈泗翰背监狱规范,甚至和他一起读大专班,他觉得这是值得学习的。

对于更多的人,他尽量远离。可是“出淤泥而不染是很难的”,有时候他嘴里不自觉冒出一句脏话,“他×的”,话说出口他猝然停住,感觉嘴巴都不对了,“那个时候对自己很失望。”临近假释的时候,他每天复盘今天说了几次粗口,明天能不能少说一点。回家前,他改掉了。

瓮安四中的新校门 图/本刊记者 聂阳欣

 

 

普通人

2018年末,陈泗翰父母找到来贵州出差的北京律师林丽鸿。林丽鸿很忙,只有20分钟听他们讲述案情。20分钟没讲完,他们送林丽鸿去机场,在车里接着讲。听完后,林丽鸿决定接下案子。李荣惠眼泪立刻下来了,2015年二审后,这是唯一一个对她说“我接了”的律师,此前每个律师拿到案卷材料都说“判高了”,还有人直接说“这是正当防卫”,但没有人接。

2019年,林丽鸿去未管所见了陈泗翰三次,前两次询问案情,陈泗翰前后三份口供出入很大,她要确认一些细节。第三次谈心,她看出陈泗翰有心结,“毕竟我杀了他。”

林丽鸿心里也有一道结,她纠结的是命运。“这么贫苦的一个家庭,父母人很好,孩子很听话,为什么不幸要落在他们家?本来想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拼命在外打工,把他送到瓮安,结果临近中考了,吃个早饭排个队也能被选为霸凌对象……”

在她2019年接手案子以前,四年的时间里,以陈泗翰在狱中的表现,只减刑了6个月。她提出异议,于是在当年的考核期,陈泗翰一次性减刑了8个月。

2019年中秋节前,林丽鸿在当地检察院给陈泗翰“请假”,希望能让他在中秋节时出来跟家人团圆一天。

后来一次出差,林丽鸿顺道去庐山东林寺,一位法师给她讲“小沙弥和蚯蚓”的故事,大意是小沙弥和蚯蚓因为一次误杀,彼此纠葛了几个轮回,每一世都以误杀结束,法师总结,“人的因果这一世看不到,不代表前世没有。”林丽鸿把这个故事讲给陈泗翰听,对他说:“这一世李某某已经去世了,你的翻案对他不再有影响,你上诉是在救你自己和你的家庭,也是为其他跟你一样情况的人发声。”

陈泗翰听完,和林丽鸿一起背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假释出狱后,陈泗翰在林丽鸿的律所实习,负责打理公众号和微博,每天根据一则热点新闻,科普其中涉及的法律条例,他觉得法律是社会的规则,法律的进步显示着时代的进步,所以普法很重要,“如果说你不相信法律,你还能相信谁?”

他对上诉有些消极,一方面,他想让这件事“过去”,不再提及,另一方面,上诉迟迟没有进展。

出狱后,他的案件再一次被关注、报道。很多人找上来,请他直播带货、拍真人秀、授权电影改编,他全部拒绝了。他以前没想过自己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会是因为这样的事,他也不喜欢“刺死霸凌者”这个标签。

如果有得选,他希望自己是寂寂无名、普普通通的少年陈泗翰。

案发现场,陈泗翰奔跑的花竹园中街,视线尽头是李某某倒下的供 电局收费点 图/本刊记者 聂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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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总第725期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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