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双年展有什么特别?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日期: 2022-03-01

“现在做当代艺术困难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需要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也强调:无论怎么变化,艺术还是要做的。那么你怎么做?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条件之下,寻找出一种比较积极的、能够持续做下去的方式,作品也好,展览也好,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我觉得这也是很关键的。”

岳阳与徐腾《飞去来器运动会-楚河汉界》, 2021年,反光胶带、铁桶、激光刻印字、水泥、喷漆

从2021年12月份开始,深圳华侨城生态广场水池边一块40平米的草地成了周围许多居民日夜讨论的话题。

人们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不再是“吃了吗”,而是“今天你来种花了吗”。线上的微信群同样活跃,有人古雅地表示“明朝有意抱花来”,有人抱怨无花果树的果实被偷,还有人无奈又好笑地声明,“我的鸡毛菜,谢谢爱心人士浇水多,快没救了。”

生态广场一向热闹,这里被学校、住宅、餐厅、商店环绕,能满足休憩或玩耍、乘凉或晒太阳的不同需要。水池边的这块草坪日照相对适宜,中午有阳光直射,穿过屹立两旁的两棵大树形成的天然屏障,午后又显阴凉。

池边没有安装防护栏,儿童自带工具捞泥鳅、玩遥控艇和水枪。大人们则沿着小径散步,或是坐在草坪上露营、野餐。

参加深圳双年展户外单元的艺术家看中这片互动性高的广场,选择在这块草坪打造“人民(的)花园”。活动一经发布,第二天便有许多居民带上各自的盆栽来到现场,积极参与到种植行动中;有三个小女孩一听到可以随意在此种植的消息,立马拉着阿姨去最近的菜市场买来土豆、青椒和草莓种子,还用藤蔓围起了她们的“小耕地”。

工作坊发起人张新军先后就读川美与央美,擅长使用来自日常生活经验的材料进行创作,比如小学课桌椅、抽屉、木头、帆布、睡袋、土等。这回他与工作坊的成员一同收集深圳若干即将建设开发地的10-15cm厚度的表土,并将生态广场附近山上采来的“杂草”种下,从而引导更多的居民前来参与种植。

生态广场里不缺经过规划的植被,但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说得上美观又实用的种植用地是没有的,策展团队想通过本次展览,与居民共建一个人民(的)花园,“人民的花园人人种”。

策展人何志森曾是Mapping workshop的发起人,他见原本这里成片的外来入侵物种蟛蜞菊已被新的植物重新覆盖,但是由于蟛蜞菊生命力顽强,需要大家一起将重新长出来的清理掉,便随着这个话题发起了讨论:如果都是“杂草”,到底谁被拔掉,谁可以生存?谁来决定它们的命运?

一个杂草公园,是把不同地方的土壤放在一起,让土壤里藏着的种子自己长出来,像开盲盒一样。“人民(的)公园”一共有6组公共艺术作品,均由社区居民和艺术家共同完成。这也符合OCAT深圳双年展主策展人冯博一反复强调的亲密公共性,只有居民参与了,这个作品才能最后完成,“这也是公共艺术不断发展延伸的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关系,真正有情感的交流。公共性尤其要强调在地性,不是飘来的或者移植的东西,它一定是在本地生发的、吸引社区居民参与的一个项目,而不是说我仅仅在公共空间立一个装置,弄一个雕塑。”

 

 

提出新问题,找寻新刺激

在华侨城生态广场,除了可以种花,你还可以踢毽子敲锣,搬挪装在搪瓷脸盆里的棋子下象棋,或者参观艺术家邱丹琴为残疾人布置的、铺满变形镜面的公共厕所。

广场加上OCAT深圳馆和华·美术馆,再加上四间驻地工作室,此次深圳双年展按照物理空间一共划分了10个展览单元,参展的艺术家多达80位左右,主策展人冯博一坦言,“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作品参展了。”

入行近二十年,策展百余场,年过六十的冯博一显然不愿程式化,大展当前,他急于提出新的问题,找寻新的刺激。他先是找来十个从未合作过的策展人,除了将生态广场的户外空间交给擅长处理城市空间的何志森,其余9位策展人分别负责哪个展览空间,皆由抽签决定。

更一反常态的是,每个单元的策展人具体找哪些艺术家合作,冯博一概不过问,“他们爱做谁做谁。我希望10个策展人,他们提供的应该更多面、多触点、多维,超越我的视野范围。我只是了解,但不干涉。”

“飞去来器——OCAT双年展·2021”OCAT深圳馆展场

展览完成后当然不见得尽如人意,但冯博一早就决定试验到底,不论如何都要承担冒险的结果。“这里头肯定有我个人的判断,比如有些我觉得还不错,有些就一般,但没关系,我也跟他们强调,这次展览会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其实他们之间也有一个PK的竞争关系。”

在这群从未合作过的策展人里面,有三位稍显特殊。

“一个是颜峻,他一直坚持做声音艺术和音乐表演,他的作品不像以往,借由具体作品呈现,而是带有表演、工作坊、互动、参与……那么过程和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可能也不是很清楚,我想这个展览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地会有一些动态的东西,不是一个装置、影像、雕塑或者绘画,这是我选他的原因。

“第二个是钟刚,他是一个艺术自媒体的主编,是唯一一个没有策展人身份的。我就想,他这样一个经验能不能跟策展结合在一起。刚开始他有一点担心,觉得自己没经验。我说没事,编辑跟策展本质上是相通的,你可以试一下,而且我特别鼓励他,我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斜杠青年,人家做策展、写作,还做很多其他跨界的,那种单一身份其实已经不适应现在了。

“第三个是周婉京,她做过策展,写小说也写艺术评论,博士毕业后如今在北京二外日语系任教。”

面对这种大胆的方案,主办方也欣然同意。在冯博一看来,变新、突破也许是大家都渴望的结果。“包括这种机构,谁都愿意做一个新概念或者新方式的展览,区别于那种周期性大展的老模式。”

既要考虑在地性,又要有国际视野

策展人当中不乏拥有海归背景的90后,冯博一愿意给年轻人机会,同时也希望展览呈现出的层次更丰富活泼一点。就连开幕式,他原本也提议做一场快闪,“快闪的最终性质是什么?就是年轻、偶发,特别有激情。其实我就是想烘托气氛,因为现在所有的机构,尤其是官方机构的开幕式,无非是领导讲话、策展人讲话、艺术家代表讲话、剪彩这些,特别没劲。后来我就说,咱们这回不要讲话,我说我做一个介绍,隆重推出这10个策展人,咱们也不安排领导讲话,也不剪彩,突然之间给公众一个惊喜。”

开幕式现场准备了一大块有好多窟窿的布,这块布后来成为几位舞蹈演员的表演道具,但一开始冯博一是想让这块布作为触发快闪的开关,让现场的嘉宾和观众随着节奏随意往里钻;还有几位迎合主题“飞去来器”、装扮成澳洲土著毛利人,在会场上跳,“本来我是让他们穿插在人群当中,完了就在那跳,爱怎么跳怎么跳,我觉得都好玩。”

交出一份标准的优秀作业已经不是冯博一在这个年纪的诉求了,他返老还童地希望去激发、展示一些稚嫩、不成熟但充满激情与趣味的艺术呈现,“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双年展已经变态地成为嘉年华体制、资本和城市、乡镇的粉饰方式,但我还是希望双年展,无论开幕还是策展,都能做一些新的尝试,跟别的展览能够拉开距离,带有一定的实验性,这才好玩,艺术就应该这样,要不然都差不多。”

落地深圳的双年展如何做出特色,策展方式上已然有所突破,展览内容大概有三四个单元都与深圳相关。周婉京在策展人会议前特意去了一次大芬村,在她看来,要了解一个城市、一个人、一件事物,首先要描摹它的轮廓,而她触摸到的深圳的轮廓则是速度,是快。“深圳最吸引我的还是那种可以将一切事物都‘快速景观化’的转换能力,大芬村不就是复制吗?这个城市喜欢制造‘超级’的感觉——超级文和友算一个,深圳的均尺地价也算一个。”最后拥有丰富翻译经验的她将单元名命为“超译城市:平行与吊诡”。

钟刚的单元则叫“阻力:一次速度的试验”,也是从技术等层面针对深圳高速发展的反思。这些单元与深圳的关系有些相对直接,有些则不那么明显,作为主策展人,冯博一也需要做个平衡,“不可能所有的作品最后全都跟深圳有关系,这样又太局限、太地域化了。这次我们也有来自英国、南美国家、缅甸等地的艺术家,既要考虑在地性,又要有国际视野,不然就会跟整个的世界局势脱节。”

张新军,《临时气候》,2021年,野草,土壤

 

 

人:南方人物周刊 冯:冯博一

开幕式前一天还在调整

人:这次深圳OCAT双年展的主题“飞来去器”,即回旋镖,让人感到来来回回的反复踌躇。

冯:现在做当代艺术困难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需要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也强调:无论怎么变化,艺术还是要做的。那么你怎么做?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条件之下,寻找出一种比较积极的、能够持续做下去的方式,作品也好,展览也好,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我觉得这也是很关键的。

 

人:疫情期间,在你的观察里,艺术家的创作受到影响吗?大家是更向内了还是有一些别的趋势?

冯:肯定受到影响。疫情期间,艺术家的创作变得更谨慎了。当代艺术的特点就是探索和批判,现在探索性还勉强过得去,但是批判性基本上就没了,缺失了。紧接着就带来这种趋势:所谓的艺术市场,风花雪月的作品开始甚嚣尘上,好像沾沾自喜,觉得艺术市场一下挺喧嚣,挺热闹,但这绝不是唯一的王道,只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好多特有钱的人投资没有方向,可能会买艺术品,作为一种投资,客观上也会带动艺术市场或者拍卖市场的这种热闹。

 

人: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下,你做艺术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过往几十年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又起到哪些作用?

冯:我觉得应该想办法应对各种限制,找到一种解决的办法,不断调整。这次展览,到开幕式前一天还在调整。有问题都需要我出面协调,我要跟联合策展人甚至跟艺术家沟通。准备了大半年,有的艺术家完了一句话,说我作品不能参展了。(这种情况)你应该想办法来应对和解决,而不是简单地判断说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我在当中更多的作用是引导——“我们换一种方式行不行。”

主策展人冯博一致辞

 

 

人:回顾起来,你觉得在不同的阶段,你的策展思路或者观念会有明显的转变吗?

冯:90年代初还没有策展人这种身份,真正的策展人身份是90年代末才开始有。80年代末的那次现代艺术大展,当时也不叫策展人,叫组委会,而且那时哪有策展费?还往里搭钱!2000年初就开始有费用。早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后来我就说在策展领域能不能有一些尝试和试验,不同的空间场域,不同的主题。比如美术馆是一种空间,西南图书大厦也是一种空间,这时候你怎么做?有的展览是在工厂废墟,有的展览在画廊,空间的属性和展览的观众群,你肯定要考虑到。

再后来我就比较强调,做一个展览,首先要了解艺术家创作的一个基本情况,无论是年轻的还是老江湖,他们的创作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和现象,这种问题和现象跟现实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你的策展应该有一个针对性,你要针对当下的问题,这是当代艺术的一个特点。

你对什么敏感?你找到什么样的切口?你选择的这些艺术家,你对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的判断解读,应该跟你的策展理念吻合。其实更多的是策展人通过一种策展方式跟艺术家的创作相结合,体现策展人的思考、判断、研究和考察,反映的是策展人的想法,所以我老说整体的展览是策展人的作品,而整体的展览又是由若干个艺术家的作品来构成的。

 

人:这次你让每个单元的策展人自由去找艺术家,你作为主策展人不干预,这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你是希望接下来可能对别的策展人来说也是一种启发吗?

冯:这个我就不好回答了。

 

《云涌》快闪表演

人:目前有没有一些策展人跟你沟通过你的做法?或者说一开始你身边有人知道你要“放权”的时候,他们会很惊讶吗?

冯:倒没有很惊讶。自由度更大了,他们其实更喜欢。但是我反思我自己这次的策展,觉得有一个疏漏的地方:最终呈现的这10个单元相对独立,彼此之间没有更多的联系。作为主策展人,这10个单元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不够。大家太独立了,各自为战,单打独斗。

我开始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做完了,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应该在每个单元之间建立更多的连接,或者说应该把这个关系作为主要的工作。

未来的一些展览项目,不论是个展还是联展,肯定要寻求一种不同的方式。不断地想呗,思维不能停顿。我天天打鸡血,让自己能够不断地亢奋起来,要不然就会疲软,或者说太模式化,最后肯定单调乏味。我觉得做任何事,职业化之后都有问题。能不能摆脱这样一种个人的局限,是我要克服的难题。

(参考资料:粒欣《我们在深圳的公园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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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总第725期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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