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黑夜与白夜,末日与狂欢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日期: 2022-06-27

从1980年代到2022年,作家、艺术家们的灵魂在名为“白夜”的空间相互激荡,由此构筑起一些审美共识,像一块琥珀。白夜的女主人翟永明则多年如一日地在人群中穿梭。一切都在往前走,如同她的写作,“在这个过程里,我自己会有一些新鲜的感受,体会一些更深的东西,跟现实发生同步探索。

 

诗人翟永明,1990年3月于成都  图/肖全

末日

穿格子衬衫牛仔衣的男人在书店角落停下来,看着桌上刚合上的那本书说:“你在看翟永明?她好有名噻。”我于是把《翟永明诗集》递给他,他偶然翻到一首《绿房间》,手指在书页上滑动,用四川话几乎不出声地读:“面貌像天使 秃头 开始上场……父亲的表情很痛苦 我要离去……势不可挡 那时我是年轻的瀑布……”

诗集封面上铺满的是一幅翟永明肖像,眼睛黢黑,黑藻般的长发裹着脸庞,敏感、忧郁、充满怀疑,是画家何多苓1988年所画纸本铅笔画。那时诗人翟永明以《女人》《静安庄》两首长组诗“横空出世”(经过短暂的风花雪月式抒情诗阶段之后),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她的诗歌中充满“象征、意象、隐喻以及言说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乃至语言和诗意的歧义(多解)”,仿佛有神话之力。

诗人自我意识之强大,将凯撒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一笔带入《女人·荒屋》:我来了我靠近我侵入;反叛之鲜明,抛弃虚假的美的表象,在《静安庄》中表达不安与玄秘: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他们擅长微笑/他们有如此透明的凶器/燕子带着年复一年的怪味/落满正方形的院子,丁香就在门前喧嚷;自觉的女性视角以黑夜为外形,黑夜包含死亡,同时孕育黎明: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

以至于读诗的男人读到最后,重复念着“我仍是不可挽回的瀑布,干着一如往昔的勾当……我仍是不可挽回的瀑布,干着一如往昔的勾当……”,皱起了眉头:“这两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如果读那些诗,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女人——如她的诗人朋友何小竹所说——气场强大又神秘。

可因新诗集去采访她时却好像见到另一个翟永明,闲聊时问纸质杂志生存状况,转入新书的开场白则是坦白自己的马大哈性格,说直到诗集出版才发现一首《我是卡拉》在选诗时被遗落了。

“我是先在纸上写——我有一个笔记本,因为我比较马大哈,单页的写完就不知道扔哪去了,丢了,所以就写在一个笔记本上——然后输入到电脑的一个文件夹里,但是文件夹有点乱,有时候也找不着。”翟永明笑说,仍旧是黑亮的眼睛,黑藻般的长发扎起来,每次讲完都露出害羞的笑。

2022年3月出版的《全沉浸 末日 脚本》收录了她自2015年以来的56首短诗,列分四辑,从同名诗《全沉浸 末日 脚本》开始,到《久负盛名和小确幸》结束,包含了对技术与环境问题的担忧、对着迷多年的传统戏曲和现代戏剧的体验、对友人们的怀恋,以及疫情所感等等当下心境。

末日,生活的忧惧苦闷以及不确定性的一种具体称谓,在新世纪前它是一个梦境:“在梦中,我变成了一个飞行器。两个眼睛是飞行器的驾驶舱,我的身体是机身……我从天而降,落到一片草坪。这里正在举行‘世界末日’派对,它像是一个开幕式。红男绿女们身穿晚礼服,倚肩挽臂地在草地上徜徉。宴会开始了,原来,‘世界末日’是一道菜,被侍者盛在盘中,端了上来。他一边给客人舀菜,一边还问客人:‘你需不需要多一点?’”

然后是对无节制技术的警惕:小时候妈妈说夏天要到30度才能去游泳,所以翟永明一年也游不了几次,怎么现在“海平面下降 正逼近我们/世界变暖 冰河时代/‘雪地球’来得很快”?人类是不是自取灭亡?

如今还有一种更具体的末日感。2020年初,翟永明结束法国的摄影展回来,疫情开始,小区严格限制出入,“一道门板在楼道上矗立/像树脂化石把我们包裹其中/像沉淀物 我们的身心缓缓沉到地底/仿佛回到白垩纪/再次与矿石为伴/内心充满水滴/在谣言中上升 在真相里下沉/幽闭在钢筋水泥器皿中/不易燃烧 只能被讯息不断抚摸/或被馏成杀毒灭菌的一点粉尘”。她的幽闭恐惧症开始出现。而她那间白夜酒吧经过24年险象丛生的经营,终于开出两家分店,刚完成了装修,如今只好顾客寥寥,“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钱,还有股东的钱。还有员工怎么办?难道你就不要他们了吗?可是你自己又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这些使她精疲力尽,“在这种情况下,写作还是安慰,有点疗愈。”

诗歌中繁复的意象减少,语言变得直白,并且与现实更贴近。朋友们说翟永明变得更沉着和更有经验了,也有人不喜欢这些变化,当面指出想让她知道。“写作就是这样,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已经离开了当年的环境和氛围。”翟永明说,“如果我现在还在写80年代那种感受,我自己没有兴趣。就像一个人已经变老了,还在一天到晚想自己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想他年轻时的美貌,那就很可笑了。”

 

 

狂欢之一

20世纪80年代,在大部分青年只能与父母同住的时候,翟永明在玉林片区有一间18平米的单位宿舍。那里地处成都的一环与二环之间,便利的区位吸引不少企业去建职工宿舍,翟永明所在的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也是其中之一,她的宿舍成了大家的聚集点。

朋友们都有那间宿舍的钥匙,后来门锁坏了,任何一把钥匙都可以打开它。翟永明有时候下班回到家,屋里已经坐满了人,等着她一起讨论创作。有些朋友诗歌写得没那么好,大家不爱看,就买个西瓜说请大家吃西瓜,然后趁机拿出自己的诗稿读给大家听。

还有很多时候,他们常常约好时间带上抄写好的诗稿,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挤在床上和沙发上,互相交换诗稿,看完后有批评有赞美也有争论,不同流派的诗人混杂在一起,甚至还有攻讦。“言辞上怎么说来痛快怎么说,怎么能够羞辱对方贬低对方就怎么说,甚至后来言语上都分不出高下了,只有打一架。”何小竹当时属非非主义诗人,这个先锋流派要求着诗人们持续的专注与激情。现在他想起来,那种激情以及同时产生的反思,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他们的写作,以至于激情的消逝也使一批诗人停留在了1980年代。

而那间宿舍的主人,她在屋里来回走动,递烟让座,招呼大家喝茶。诗人唐丹鸿第一次见到她,发现“她的眼睛确实像两道伤口,她的乳房大得像涨满了乳汁,她的骨节粗大的手脚与马蹄可以相互嬗变……我缩在屋角的板凳上,处于像看见眼皮内膜上游移的彩斑和金星的精神状态,只感到我之外的高大、温和与芳香”。两年后何小竹在抚琴小区的家里看到她,“穿着一套有点波西米亚风格的裙装,漆黑的披肩长发,漆黑的眼眸,浓浓的眉毛和丰满的嘴唇。说话声音不大,说完一句话便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墙上挂了一件彝族的擦尔瓦(一种羊毛披毡),墙下的木柜上也摆放着几个彝族的漆器(木碗、木酒壶、木酒杯和木汤勺)。翟永明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跟在画上一样。”男人们如何惊叹她的漂亮,女人们就如何依恋她。

还有很长时间她要去医院照顾生病的母亲,夜晚听到隔壁房间的死亡,或者反复失眠,这成了她诗歌中黑夜的来源。那时候她已经历过发育迅速的青春期、自愿选择的上山下乡,毕业后分配至西物所,在压抑的国有单位、家庭氛围和流动的诗人交游中进入了写作的兴奋期,有着对诗歌迷乱的狂热,非组诗不足以淋漓地表达内心,并且“始终在为自己构筑一个逃避现实的完美的海市蜃楼,那就是当我写作这些组诗时,我会集中一段时间和精力,与世隔绝,与诗独处,它使我感到我正进入一个非理性的完美世界,有时有些失控,但却非如此不可”。

回头翻看翟永明的照片或影像,那时候她总在大笑,狡黠,明朗。可是何多苓的《小翟》与《窗前的女人》中,翟永明则托腮或抱胸,迷茫,固执。两个都是她。她写作,就好像唐丹鸿拍摄纪录片——“她说,‘拍片像一个代肺。’她通过镜头和剪辑机这两片肺叶,交替着洗滤痛苦,自由自在地呼吸。”写诗也是代肺。

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呼啸而过,到各个学校举办诗歌朗诵会。翟永明害怕当众谈话,总不上台,但很爱听朋友们用四川话或者糟糕的普通话朗诵诗歌,“那是一个严肃的时代,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副虔诚的表情。”

“那时中国的诗集出版是让外国诗人都很羡慕的,可以印几千册,甚至还有上万册,它几乎是不正常的。”何小竹说。

文化开放,诗歌流派四起,既是对西方的模仿,也是对既往的反叛。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他们”诗群……翟永明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同时与所有人交游,她认为好的诗是各异的。西昌的吉木狼格,重庆的柏桦、张枣常常坐火车来成都,和大家吃顿饭聊文学创作。好像鱼群入海,唯一可做的就是用尽全力游动。

1990年代末期,还在北大读博的青年诗人周瓒结识翟永明,第三代诗人进入“中年写作”时期,诗歌气氛仍然活跃:“诗歌的未来发展,我好像没有操过这份心,虽然我写诗,也研究诗歌。或许你这个问题可以换个角度,比如说,觉得当时的诗歌气氛怎么样?现在跟那时比起来,又如何了?当时的我不过三十出头,大概还带着年轻人的乐观与盲目,觉得不管未来怎样,这个未来也是得靠自己去创造的,只要自己多一些行动,那未来就会好起来的。然而,这些行动只是为了自己的诗写得更好,也许还期待读到别人写的好诗。”

 

 

黑夜

1980年代结束后她与何多苓前往美国,那之后的两年因为内心不稳定和异文化下的母语放逐状态,翟永明几乎没有写诗。她到处旅行、去流水线上看工人缝衣服、给朋友写信,或者在曼哈顿游荡。她就在曼哈顿的一家书摊上发现了弗里达·卡洛,封面上铺满的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野性的眉毛,挑衅似的眼光”,那本画集几乎收纳了墨西哥女性画家弗里达的一生,翟永明读不懂文字,只是看到了那些画,《我的妈妈和我》《我的出生》《剪掉头发的自画像》……

“我们那时候的艺术熏陶里——那时候还没有艺术教育,只是自己看一些杂志——没有这种强烈表达自我的作品,我们看到的都是毕加索之类,对政治对世界的表达,而不是非常强烈地集中在个人身上,所以当时(弗里达)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她感到一种电击般的喜悦,以及隐秘的血缘般的联结。弗里达因小儿麻痹和19岁时的一场车祸而长期与痛苦为伴,占据了她作品一半以上的是支离破碎的自画像。这其中是强烈的自觉的女性意识。

诗歌是翟永明的自画像,在《女人》的序言《黑夜的意识》中她写过: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

“在黑暗中 我的腿脚伸出/与卡洛跳舞/‘女人们:来,去/蜡烛般烧毁自己的本性’”。翟永明后来写出《剪刀手的对话——献给弗里达·卡洛》,拍出组图《我们都是弗里达》。以弗里达为符号,女性视角贯穿翟永明的创作,她写自己,写可爱的女友们,摆脱男性视角重新打量历史中的女性角色:孟姜女、虞姬、鱼玄机,“她们的目光有时割破空气/有时又穿过那些光亮/繁衍自己的同类/连同她们自己内心的颜色”,怜惜或赞叹。

起初,她会因为被称为“女诗人”而不适,被划分为“女性诗歌”而不满——“事实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对女作者居高临下的宽宏大量和实际上的轻视态度,尽管现在有时是以对‘女性诗歌’报以赞赏的形式出现”——她期望女性文学能够脱离社会和政治范畴而进入“更加技术性的写作”。

但是很快她发现,“强调无性别/超性别写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有女人这个身份却想要抹杀自己的身份,那仍然在男性的话语里承认了自己低人一等。”所以翟永明不再讳言她是女诗人的身份,“我不再局限于身份,而是关心性别在不同历史和不同的生命状态下的真实,以及它给写作带来的美学意义。”

周瓒与翟永明在24年前共同创办了女性诗歌杂志《翼》,它试图为女性提供“实现她们的写作理想和解除写作中的困惑过程里的一种意识支点”,她们与几位编辑自己设计、翻译、撰稿约稿,自费印刷。迄今为止,不定期出版的《翼》共发表过一百多位女诗人的作品。

后来周瓒从北大毕业,写诗、写诗歌批评、做戏剧,如果说《翼》作为一种非实体的空间为曾进入这里面的人带来了什么,也许是同伴之力,是“不断的文化反思中的写作实践,是拆解中的建构,悖论中的自由探索,保持警觉地从容前行”,“任何一位诗人都受惠于他/她的同时代人。”

“我觉得现在性别讨论到了很糟糕的状态,变成一种二元对立。”到如今翟永明反倒有些不乐观,“一说女权男的就很反感,变成一种无意义的对抗,一场吵架。不是理性地讨论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在什么基础上谈女性主义,或者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讨论女性主义。你骂我女权,我骂你渣男,真的就很难说是进步,甚至可能觉得它就是一种退化。”

“现在是躺平模式。”周瓒在回复里告诉我《翼》的近况。我又提到在白夜偶然看到保存了一整列纸质版《翼》,封面是将汉字“翼”的每一笔每一划都拆开又重组,让人印象深刻。“经你这么一提,我不禁想象了以下场景:把羽毛一根根从翅膀上拔下来,然后等着她长出新的羽毛;或者按照别的样式重新插回去,成为一副新模样的翅膀。”周瓒也想起来,“额,这个想象有点血腥和残忍啊。”

 

 

白夜

诗人需要找到一种活法,有时候是图书馆,有时候是神秘主义,还有时候是一间酒吧。白夜是翟永明的活法。

“我觉得翟姐很神奇,她其实并不完全擅长做酒吧这个事,说实话。”何小竹笑起来,“但是这么多年她把它做下来了,我觉得也算是个奇迹。”

1998年,翟永明拉高中同学戴红入伙,在玉林西路开了一间叫白夜的酒吧。白夜是大家的白夜,是60平米的客厅,翟永明那间单位宿舍的变体。

取名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夜》和电影《白夜逃亡》,又由两名女性经营,设计师朋友刘家琨便以明亮的白色为基调,中心立一张带曲线的黄色吧台,巨大的玻璃窗罩住整个空间,离地几尺,颇像舞台。夜晚舞台底部散发蓝色冷光,又像天外来物。

“白夜和翟永明这个人挺像的。”诗人韩东这样说过,“又很洋气,又很朴素。小翟好像还特别喜欢跳舞,喝得醉眼朦胧的容光焕发的,我看着高兴,但我是从来没跳过。淫乱到跳舞为止,诗歌到语言为止。”

诗娃子们去了要上一打或半打酒,喝多了就唱歌;画家们去了点一小瓶啤酒,理智地坐上一晚。翟永明几乎每天晚上都待在白夜,和朋友们待在一起。诗人马松喝得最多,喝多了抱着吧台边的柱子不撒手。作家洁尘不喝酒但爱跳舞,人再多也高喊她:“翟姐,我们跳舞嘛!”雕塑家朱成年纪最大,也爱跳舞,“不是为了表现我能够跳舞,是表现我还在,还能够跳,还能够动,还在快活地生存。”

60平米实在太小,朋友却越来越多,吧台一退再退,最后蜷缩到角落的三平米里。但还是不够,常常只能把桌子搬到院坝里摆成长龙似的流水席,闹得太晚,楼上居民还扔下来过一只花盆。

开酒吧前的翟永明因为害羞无法当众发言,一次在诗歌活动中她被推上台,一句话没讲就跑走了。但她为白夜制定过许多雄心勃勃的计划,新书发布会、诗歌朗诵会、艺术家对谈、影音周——正是它们使这间酒吧孕育了文人气息——大部分时候她就让何小竹或其他人来主持,一直到2001年,她和乌青、何小竹要办白夜影音周,开幕前一天,乌青临时有事离开成都,何小竹重感冒,翟永明迫不得已上了台,才慢慢练就了一些主持的本领。

2005年7月,翟永明有机会与成都双年展合作诗歌节,她于是四处奔走,想做一场把诗与戏剧、装置艺术结合起来的诗歌节。她邀请了国内外许多诗人,几次寻找展览场地,修改方案,与行政机构打交道,经过将近半年时间的筹备,却在举办前一天因故取消。最后诗歌节挪到白夜,名为“白夜诗会”。大家肩膀挨着肩膀,呼出的热气几乎要喷到彼此脸上。平时不怎么打理的白夜那天玻璃擦得特别干净,冰箱也擦得特别干净。各种语言、神态念出不同的诗歌,最后翟永明在昏暗的烛光里朗诵了她的《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我的灵魂比我的舌头/跑得快 我的手/比我的心……敏感善变/好端端的一整天/你谋杀了我的嗓子/从温柔的资讯 到沙哑的排练/你终于使我周转不灵……”

“其实翟姐是一个急躁的人,会着急会焦虑,我们就说她是金牛座,但她也会一以贯之,哪怕一边做一边发脾气发牢骚,她还是会把它做完。”何小竹翻出一篇《非虚构文本中的翟永明》,那里面有这样一句:“大凡认真而又有些天真的人,都容易急躁。”

后来附近酒吧开始多起来,白夜的生意变差,有时候一整个晚上只来零星熟人进店坐会儿,生出一些散场后的寂寥。周围酒吧都找了女孩们站在门口招揽生意,朋友们就开玩笑说,翟姐你也需要几个“行政助理”(对女服务员的戏称)。翟永明不屑——凭什么你们男人喝酒就要女人来陪啊。

在白夜几乎要关门的时候,戴红曾劝翟永明把它转卖掉,但翟永明靠写电视剧和专栏把白夜支撑下来。

2008年,为了有更大的场地举办活动,宽窄巷子的新白夜开张,从此以熟人为主的沙龙转向更大众的文艺活动,日常经营与活动策划分离,翟永明也不必再经手每一件事情。2013年,老白夜因店租到期而不得不关门,少了一间会客厅,也少了一个落脚处。2021年,更新更别致的两层楼的白夜花神诗空间在芳草街落地,完全转向公共空间。

白夜花神诗空间  图/任督

30年前翟永明决定从美国回来时大概就意识到,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很多寻找,而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只有一两次发现、选择和放弃。

白夜一定是其中带来最深刻与恒久变化的一次选择,刘家琨在《翟永明和她的白夜酒吧》里写到了翟永明的变化:“现实感的获得——亦即明白想做的事和不得不做的事之间的区别。学会判别不容置疑,直接就是的价值,体谅忙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和闲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轻,抛开以艺术才能论高下的评判标准,以平常心宽容地对待平凡事物,发现凡夫俗子的优点……所有这些,合成一股练达和清醒的气度,开始显现出来,紧张而峥嵘的拳头松开来变成柔和的手,接受更多的东西,也被更多的东西所接受。”

在白夜,灵魂们相互激荡:诗歌带有电影画面和戏剧场景,绘画有了诗歌意象,电影以绘画构图为经验,建筑显露出诗的韵律,由此构筑起一些审美共识,像一块琥珀。白夜的生日与何小竹是同一天,之前从不过生日的他在那里过了十多年生日,第二天又是何多苓生日,他们会在零点碰一下酒杯,“我就把生日交给他。”

 

 

狂欢之二

临近五一节,宽窄巷子新白夜的前半间茶室开着,年轻茂盛的两棵枇杷树直直站在院子里,穿过自己的荫翳指向天空,盖叶使白夜整个院子暑气不到,雨水不侵。散落着三桌茶客在杂谈凶杀案、大学教育、自驾游。后半间的酒吧里,两面墙壁显出常年使用而自然生发的陈旧,一侧是诗人手稿,另一侧是电影海报,吧台上的酒瓶服帖地排排站立,桌椅整齐。

成都的热闹景点之一宽窄巷子因为疫情游客寥寥,店面租金反倒涨了三分之一。再这样下去怕要负债,翟永明决定清算关张。

再拐到玉林西路转角处的老白夜,晚上7点,店里只坐着两位店员,隔着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与玉林西路相互张望。店员热情给人介绍这里1998年开业,中途离开了八年(白夜之后这里一度变成服装店),2021年9月重新回来。重新装修的白夜保留了原先的蛋黄色长酒桌,但是两面满墙的书架不见了——一面挂了何多苓与艾轩合作的《第三代》油画布艺术微喷,穿红色外套的翟永明站在最中间;另一面变成投影墙,循环播放着老白夜的照片,作家、艺术家、“酒家”,“集体已不复存在,集体照却以一个完美的形式存在。”

如今除了见朋友,翟永明也很少去白夜,不想动了。

5月8日下午,一再推迟的作家郭彦新书分享会终于在白夜花神诗空间举行,翟永明做主持,何多苓、刘家琨和几位老友难得一同过来。人人手中拿着一本厚书,《中国盒子——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空间》。盒子,一种构造空间,大至天地、疆域边界、族群、政治空间,小到父母、同乡、个人内心,一种覆盖文人的物质或精神的空间。像何多苓所说,盒子是一种隐喻。

“它(历史)作为我们的一种参照,今天我们的盒子又不一样了,更多更大更复杂,也可能更小更逼仄。”翟永明说。几天前采访中我们还调侃。“难道诗歌还能养活一个人吗?”她问,“80年代的时候真的能够养活,我在人民文学发表《静安庄》的时候,当时480块钱,我印象特别深,480块钱,半年的工资,但是问题在于后来稿费没涨,其他都哗啦啦涨上去。现在稿费多少钱?”

“千字七八百吧。”

我们俩都撇撇嘴。

不过5月8日那天白夜的新空间一反常态地热闹了一整天。新书分享会结束,大家三三两两离开,各点一杯酒,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挪到院子里坐下继续聊得兴致勃勃。

这是白夜花神诗空间第一次办周年活动,马上又是何多苓生日,朋友们、学生们都过来了。两朵鲜红的玫瑰花装置罩在二楼巨大、透明的落地窗里,有种间离于日常生活的美丽。院子里有人唱歌,有人跳舞,附近警察因为接到居民反映扰民来了一次。

朱成与何多苓  图/白夜提供

10点半大家陆续挪进室内,11点蛋糕端进去,生日歌循环播放着。何多苓有些醉意,搂着朱成摇摇摆摆大声唱歌。

而翟永明拿着切好的蛋糕分给大家,在人群里穿梭。三十多年来,这位沙龙女主人从那间18平米的宿舍到60平米的老白夜,到600平米的宽窄巷子院落,再到两层楼的花神诗空间,多年如一日地在人群中穿梭。

周瓒想起一件事情。2015年,翟永明60岁,11月在北京,周瓒陪她一起去更新驾照,因为时间紧迫,周瓒看到一个绿色窗口,标有专为老年人服务之类的字样,她犹豫着要不要告诉翟永明。“她很理解地对我讲起她对年龄的敏感,说她60岁左右的时候,对年老的感觉不好,总怕暴露自己的年龄,但现在她不介意了。说实话,翟姐一直是我(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心中的不老女神哈,她在车管所大厅内大步流星地从一个窗口跑到另一个窗口,我在后面都追不上她。”

“年轻的时候从西物所辞职就是觉得我这辈子活在世界上,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翟永明说,“写作中是一种寻找,我想要有突破,想要有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里,我自己会有一些新鲜的感受,体会一些更深的东西,跟现实发生同步探索。我觉得至少我是在往前走,对过去的东西有所清理。它不一定更好,不一定,但至少是不一样的而非重复的东西。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动力。”

那么诗歌呢?“它是一种自然状态,它始终伴随我。”翟永明好像自我确认,“对,我觉得用‘伴随’这两个字可能比较准确。”

过了零点,成都开始下夜雨,一些人离开白夜,一些人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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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总第725期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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