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还有很多章要写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日期: 2022-06-30

可是他摆摆手:“这种快乐本身只是一种小得意,没什么意思。做学问本身是很苦的,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捷径就是你瞄准一个方向,不要舍弃。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两三件事。我写小说一两个月就结束了,从此就不写了”。

 

赵毅衡

学者、翻译家,生于1943年。1988年起任职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终身聘资深讲席。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著有 《远游的诗神》 《苦恼的叙述者》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广义叙述学》 《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 等,出版小说集 《沙漠与沙》。

 

 

瞄准

5月的下午天气阴沉沉,但紫外线强烈,典型的盆地平原气候。学者赵毅衡发来了消息:请打电话,请打电话。我们这才拨过去,被保安放进小区,他已经跑下楼来迎接,眉毛头发花白,穿着一件蓝色长袖衬衫。

他住在任教的四川大学附近,足够高的楼层,望出去能看到府河、九眼桥和四川大学,他在这里住了17年,17年里做了两件事:写符号学,教符号学——一门知名度没那么高,寄生于其他学科的学科。

他却是花了多年才来到这一领域。1978年,赵毅衡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学习莎士比亚期间,因导师点拨转向形式理论。刚毕业就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往美国做研究,接着考入伯克利大学念比较文学博士,热衷于新批评。1980年代,又从结构主义步入后结构主义,得一大悟——形式分析是走出形式分析死胡同的唯一道路,也就是说,“文学的意义组织方式并不停止于文本形式,形式是由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制约的。”由此形成他的批评立场:从形式探视文化,探究意义在什么条件下生成,在什么条件下被诠释。

而贯穿一生的形式论研究最终通向了集大成的符号学。

“符号学常常被看作文科中的数学。”赵毅衡将符号学视作对普遍思维规律的思索,同时坚持符号承载意义,万物皆有符号属性,衬衫、现代住宅、书架上的书、府河、大学,乃至学者的思想本身,人通过使用和解释这些符号认知世界和自身,构筑意义。而人的思想实为符号的“终端屏幕”,世界通过它才“有了意义”,也就是说,“由于使用符号,我们成为我们理解中的世界的一部分。”

如此看来,赵毅衡的大半生好像全应了老师卞之琳1979年那个傍晚对他说的那句话:我看你发表的几篇莎学论文,太注重讲理,恐怕你就适合做理论:从新批评做起,一个个学派,一直做到结构主义,做到符号学。

或许他确实对一些人事物有发自内心的忠诚。

2002年,赵毅衡从伦敦大学回国,以外教身份进入四川大学,每次去邮局取汇款或包裹,工作人员都看着他的外国护照和中国面孔犯难,他又不得不跑去学校办手续证明“ZHAOYIHENG”即“赵毅衡”,即他本人,“这事情弄得我非常尴尬。”繁琐事务也有回报:学校允许他只教授符号学,“我在伦敦大学负责的是比较文学课程,学生读一年制硕士是挺紧张的,课程里必须什么都讲到,符号学跟形式论只能讲一到两节课,没办法。但我觉得很不过瘾。”他那时候58岁,卖掉伦敦的房子,退了英国籍,从原先生活中慢慢脱离出来,定居成都。

他还常常有种紧迫感,年纪越大越让自己下定决心,人生只能瞄准一个方向了。

两年后,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创立,赵毅衡任所长,主编丛书,主持符号学论坛网站。论坛一时热闹,赵毅衡每天去那儿讨论、答疑,有时候还会安抚趁机发表自创的“普世同文”的热情民科,比如语言作为最大的符号,有人借此说“他做了一套全世界都能认识的普世同文,从此以后无国界了”,乐此不疲。

2011年,耗时四年、穷尽一生积累的40万字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出版,赵毅衡围绕符号本身做定义、推演阐释,将它与广泛领域结合,提出后期现代(Late Modernity)社会面临的符号危机。2013年,对所有叙述进行分类并讨论其普遍规律的《广义叙述学》面世。2017年,探究意义世界形成的《哲学符号学》完成。至此,“意义三部曲”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转向符号美学。

这些书的议题广泛而艰深——在大部分人选择研究门类应用符号学时,他却试图构筑理论体系,意义世界在哲学家康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们的脑海中,他愿意从新的角度考虑。这需要野心,也需要十足的精力。

“像我这样的年龄,随时都面临学业中断的可能:不一定是人生终结,会有各种意外,可能让我做不下去。”他在《我与符号学》里说得坦诚。在如此紧迫感之下,最近几年他又进入艺术符号学,进入一个对他来说最具挑战性的、也是“人类的符号意义中最人性”的部分。

“回到中国跟收心这点是对的,因为这儿一大批学生等着我教,我自己必须拿出个体系来。”面前的赵毅衡79岁,仍然思维敏捷,前几年给研究生开符号学和叙述学课程,喜欢学生在课堂上向他质疑和发问,讲座前他常常先立好靶子——“你们随时可以打断我,提出不同观点”,一有学生站出来,他就兴奋回应:challenge,challenge。

我们的这次登门似乎也被他视作一次challenge。不过,我们是因为他的小说集去拜访他的。去年重新出版的《沙漠与沙》几乎收录了他所有小说,17个短篇两个中篇,于1990年代初期全部创作完成。学术之外的翻译、写作被他视为开小差,不用心。话虽如此,它们承载了作者对符号叙述学用于写作的实验心态以及作为历史迷的私心。在起初的邮件回复中,赵毅衡告诉我说,前几个短篇中隐藏着一些谜语。

 

开小差

坐了没多久有人敲门,我们都过去迎接,一个短头发女生出现在门口。这是赵毅衡今年门下两位博士生之一,毕业前需来找他签字。进门后她从托特包里拿出一沓论文材料,一篇一篇翻开,共计在核心期刊发表了6篇论文,我们都感到吃惊。我于是问她毕业后的去向,她答,不做这个了。“她当学校的辅导员。现在辅导员都要求博士了。”赵毅衡说。我们再次暗暗吃惊。

在赵毅衡的记忆中,读书时最开心的一段时间是在1982年夏天。

研究生未毕业时,赵毅衡申请面向学者的富布莱特奖学金,原本无望,结果一位老先生临上飞机前生病,空出名额,成了给他的奖励。这笔比公派留学生丰厚许多的奖学金使他能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跑遍美国诸多大学图书馆,查找诗人书籍手稿、私人信件、杂志期刊,考据中国古代诗歌如何为美国新诗运动提供灵感,为他们寻找自己的声音指路,“过了乱翻书大瘾”。由此完成的《诗神远游》一直被视作比较文学的佳作,而他编译的《美国现代诗选》许多青年人手一册。

然后他考入伯克利大学念博士,在攻读叙述学时,他发现“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在形式论上又想明白可以通过形式来探究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几乎如同行至桃花源豁然开朗之境,乃至许多年后想起来仍觉得“很可能写这本书(《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赵毅衡博士论文笔记)本身是我一生罕有的快乐经验:没有分数之谋、方帽之争、稻粱之谋,也没有什么人等着看,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想通一个问题后,那种爽然,那种触类旁通的乐趣,以后再也没有体验过。”

《诗神远游》《美国现代诗选》《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实际上这些开小差的事构筑了他的快乐,包括《沙漠与沙》。

可是他摆摆手:“这种快乐本身只是一种小得意,没什么意思。做学问本身是很苦的,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捷径就是你瞄准一个方向,不要舍弃。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两三件事。我写小说一两个月就结束了,从此就不写了。”赵毅衡的身体往后靠了靠,好像陷进沙发里去。他坐在逆光处,看不分明,有一阵子好像眼睛都要闭起来了。

要不聊会儿小说吧。

 

 

断章

——真的再也没写过了吗?

——再也没有写过。92年还是93年,突然就有了一阵狂热,那几篇全部是在那段时间写出来的,两个月。

——怎么会出现那种狂热?

——那就不知道了,人总是有点奇思怪想的。某种激情,某种刺激,觉得我可以写着玩玩。我写的杂学很多,说句老实话,不应该。

——那么那些写作有所师承吗?

——我的老天!我没认真做。你这样一说这个事我觉得脸红(他不好意思地用手搓着脸)。风格不太统一,没好好发展出自己的路子。好好做的话不至于这个样子。我写过几首诗,到现在没有装订成册,人家要我装订成册,我说还是算了。

——讲讲您之前邮件里跟我说的那些故事里的秘密吧。

——你看《夜与港湾》那篇里面有个英国人,实际上因为北洋舰队的军舰有从英国买来的,那上面有英国的雇佣军、退休海军军官。那些洋员、帝国主义在甲午海战中起了什么作用?破坏还是帮助?历史学家都搞不清楚这一段。还有《裸谷》,里面的男生说他是阿努拉族,A-N-U-R-A,是拉丁文的蛙科。所以我说他嘴好大,笑起来特别怪,就是暗示他是青蛙变身。他在洪水里救了她,只要有水,当然是青蛙最得意了。所以最后女主人公也正在变成青蛙,她对全球变暖的环境变化有了切肤之痛。

——《沙漠与沙》和《居士林的阿辽沙》两篇一定是花了力气。

——这个是我以前看到的一份刊物,每个省都有的,《文史资料选编》。

这两个故事我印象都非常深刻,一个是关于白俄军的(《居士林的阿辽沙》),一个是关于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人想重新和莫斯科谈交易(《沙漠与沙》)。我这个人有一种感情上的倾向,我非常同情失败者,他明知他的事业失败了,还不得不坚持下去。也许这是我本身的经历,明知道我的学问没用了,但是我还得坚持下去。

这个还是挺悲壮的。你知道没希望,知道没戏,大部分人就溜了,你还在坚持,无非是对自己有交代。白俄在中国打什么仗?雇佣军嘛。但是他在俄国失败了,到中国来帮军阀打仗,也就打下去了,你得忍受这当中所有的不幸。

——那里面有一段写主人公发烧时的梦,看到母亲在岸上,可是母亲看不到他,而且他怎么挣扎怎么喊都没法靠近。

——是的,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体会。(一阵沉默)对不起啊。

——没有没有。

——我自己对不起自己。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兴趣太广了嘛。(笑)或许可以做好,但是没做好。因为小说需要这个时候有点痴迷,必须把故事说得好玩,还得去查点材料。我是瞎写一段放在那。所以说一辈子能专心完成一个事业,本身是一个福气,找准了,其他都可以牺牲,因为我们不是达芬奇,做不好两件事。

赵毅衡在蒙马特尔圣心教堂前

 

一切取决于意义的组织方式

1943年,赵毅衡出生于广西桂林。40年代移居上海。50年代读书不容易,因为经常搞运动。孩子们上屋顶打锣轰麻雀,掉下来的孩子或许比麻雀还多。

然后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学校操场上搭起锅炉大炼钢铁。赵毅衡又跟着孩子们到处去找金属,不管什么铁都往里扔,力气大的体育老师们挥着大锤把它们打成一块。夜晚的景象真是漂亮,火星火花高高飘在那里。百炼成钢,1958年的目标是1亿吨。1957年12月31日夜里,赵毅衡熬不住了,他决定先去睡一觉,第二天早上继续参加运动。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来到操场上,操场上已经干干净净,锅炉、煤炭都没有了,只有铁块垒在围墙边。“对一个小孩的震动非常大,知道还可以如此。第一天晚上好像还在为了一个目标奋斗,第二天连痕迹都不需要了。”

1963年,中苏交恶,准备考大学的赵毅衡放弃已学成体系的俄语,自学英语后考上南京大学英语系。又逢政治运动,下乡种田、农场劳动,最后被安排到江苏徐州小煤矿接受“再教育”。矿洞深入地下五百多级阶梯,爬下不易,爬上更难。但是精神的贫瘠最苦恼:无书可读;终于辗转托人寄来两本书,《英国文学史》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背得烂熟,后来他考上莎学研究生并始终对莎士比亚抱有好感,是因为他报答了他“日夜敬读的忠诚”。

1978年早春,他终于“从煤窑的黑咕隆咚里攀出来,地面亮得睁不开眼,但也凉得令人打颤”。长达十年的体力劳动使他意识到一件事情——几十年来的文学方式和批评方式,所谓反映真相的现实主义,只是浅薄的自欺欺人。“我贴近生活,贴得很近,我明白没有原生形态的、本在的生活,一切取决于意义的组织方式。”(《窥者能看到什么》)

如果说那些经历给他带来了什么,那就是“明白到底这个意义从哪来的。这个意义可以是假的,而且人的意义活动经常就是假的”。于是他便投入了形式论、符号学,后面的故事已在开篇叙述。

“在解释现象和寻找规律之后,还能做些什么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当代知识分子丢掉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不对?所以你说现在知识分子怎么办?你知道我说过了,就是等待。我那时候怕英文锈掉,就去找了什么医学书、生理学书。绝对要让自己保持思考。然后,等。耐心总是有的,我10年也熬过来了。所以我现在耐心挺好。好多事情时间会决定一切。”他从沙发里直起身来。

拜访结束,傍晚的天色越发昏暗。我们起身走到门口,回头望望赵毅衡,他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屋子里。忽然想起两年前在一篇访谈中,来访者说他把自己的一生投入了意义形式研究,人生叙事已是相当漂亮了。赵毅衡说:“人生没有完成任务呢,要等手里的事做完才算数,如果后面又有非完成不可的书,那么人生依然不许停止。有一种怪异的小说,叫‘自小说’,第三人称,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作者自己的名字。有时我觉得自己一生都在写一本‘自小说’,写了79章,后面可能还有几章更精彩。小说主人公名叫赵毅衡,他自以为是作者,其实只是个人物,把手中的小事当作大事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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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总第725期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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