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晓亮:时尚照片里,谁在影响我们的审美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日期: 2022-07-01

他节制与平衡着肖像的权力,凝视那些卷入时尚产业和新媒体中的无名者。

把外形看作是世界生产的一部分,

而不是被称为漂亮的个人特质,

让我们看到关于美的评判如何在一个合作过程中实现。外形是人们为人处世共同作用的结果。

——阿什利·米尔斯《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

 

 

谁在影响我们的审美?

拿着千余元时薪的外籍时尚模特,却蜗居在北京东三环一隅。三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公寓,挤了五六个人。

七年前初次拍下这些照片时,摄影师黎晓亮觉得“完全在意料之外”。从事时尚摄影多年,他见惯了各样模特。二者合作关系往往一天,快速、干净,不拖泥带水。聊天内容也是浅尝辄止,甚少涉及隐私。

某天,黎晓亮瞥到合作的模特经纪人手机相册里外籍模特们居住的公寓,像学生宿舍一样的上下铺,或是逼仄的容不下一扇窗的房间,令他印象深刻。

不同于她们工作时的状态——衣着光鲜、眼神笃定,她们蜷缩在出租房的一角,沉思着、张望着。发乌的墙面上,有时能看到“Love this sucking place(爱这个糟透了的地方)”的字样,有时又是鸡汤般的自我慰藉,“Always smile and just be happy(保持微笑,开心就好)”。屋内的人不知换过几轮,又辗转至哪个异国他乡。

《北京公寓》

黎晓亮将这些悉数记录,取名《北京公寓》。拍了六七年,主题一直未变,但始终有个问题萦绕在他脑海里:是谁在影响我们的审美?

做摄影师,他的工作就是定义美与流行,以照片为媒介。“但总有一个源头,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夸张的是,他发现,连电梯广告里富有中国特色的秋裤都是外国人代言的。《北京公寓》的项目大概进行到第三年时,黎晓亮将这一问题与外模们联系起来,“我们总是认为只要有外国模特,这个品牌就是国际化的。好像所有高级的东西一定来自于西方的生活方式。”

作为独立项目,《北京公寓》首次展出在昊美术馆。后来黎晓亮在北京布展时,从二手市场淘了数十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尚杂志,“杂志上开始出现外国人代言的时装、汽车。那或许是个源头。”后来,这些杂志也被一同置于展厅中央的陈列桌。

2022年5月,《北京公寓》作为“三个展”系列作品之一在三影堂厦门摄影艺术中心展出。展厅一侧,几位外籍模特的肖像片旁,黎晓亮写道:我们对某种西方生活的想象,是她们在这里的原因。

《北京公寓》

 

 

关于人

黎晓亮拍摄过许多张脸,东方的,异域的。

他以前不觉得评判是个问题。身处时尚行业,他习惯了观看、审视与评价。时间给了他经验,可以轻易辨别“一个模特专不专业”。

拍摄《北京公寓》的早期,黎晓亮原本设想拍一组对比照片,记录外模们经常流连的两个空间——出租屋与影棚。

他邀请她们到影棚拍摄。大概拍到第十个人的时候,他觉得,这行不通。从摄影师的视角,一个人面对镜头时是否有天分,非常直白可见。

“很多人无法达到行业较高的水平。”面对镜头时,黎晓亮习惯以职业摄影师的标准去评判她们,合格的是少数,旋即放弃了这一设计。“她们来到中国工作,只是因为她们的五官、金发与皮肤是我们想要的。”

《北京公寓》系列每次展出,展厅里陈列的只有二十余张照片,但黎晓亮拍了不下一百张——这还是经他筛选后的数字。

他喜欢把照片放到遗忘后再去整理。忘了是从哪里看来的,约莫也是位摄影师说的:把所有照片贴在一面墙上,反复筛选,过一两个月再来看剩下的。“它是经得起观看的,而且是我作为作者的观看。”这或许是他每个个人创作系列延续时间长的原因。

林林总总的照片里,给黎晓亮印象最深的脸来自一位俄罗斯籍非职业模特,她的眼神里满是惊慌。拍摄前一天,那位模特刚抵达中国,“你可以想象成两个陌生人的互相试探。”他回忆那次拍摄,“你提出的任何建议对对方而言都不管用,她像是受过惊吓的小动物。语言又不通。”

这些外模的个体故事大相径庭。有人从14岁开始做模特,往返不同国度;也有人凭着一张异域的脸偶然踏入行业。他确实听说过一些来自东欧的女性,因为经济或别的原因,辗转至西欧,从此开启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签证,她们每三个月要换一个国家。

“为什么来中国?这是第几次来中国?还去过哪些国家?为什么要做模特?”拍摄时,黎晓亮总会问这四个问题。虽然摄影师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建立信任,但许多时候,他觉得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几乎不会有外模问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镜头是她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不同的是,今天这个摄影师要去我家拍。”

语言始终是个问题。他一般用英语和外模沟通,2015年刚做这一系列时,他遇到许多语言沟通有障碍的模特,面对他抛出的四个问题,常常答非所问,或者干脆不回答。

有次他拍一间公寓的三位模特,照例提出那四个问题,结果只有一人会讲英语,她自然成为翻译和转述的人。于是,黎晓亮收获了三个如出一辙的回答。

但现在,这种情况少了很多。电商繁荣的年代,愈来愈多的店家“用得起”外模,她们的素质也有了提高。这几年,他亲身感受着行业渐趋鼎盛,当然,“是在疫情到来之前。”

可还是很少有人学中文,问起原因,一位模特告诉黎晓亮,不想听到甲方当面那些评头论足。“但说实话,所有人都看得懂那样的语气和想表达的内容。”

是在拍纪录短片《Vlada》的时候,黎晓亮注意到了那些刺耳的声音。

Vlada,27岁,俄罗斯籍模特,一次选美比赛的契机认识了某个模特经纪,对方问她想做什么,她眨了眨眼睛说,想旅行。对方回,那你一定需要很多钱。她说是的。在纪录短片《Vlada》中,她如是讲述自己的入行经历。

黎晓亮跟拍Vlada数十天,辗转各个面试现场,诸如“你选哪个”、“我不太确定这个脸能不能拍出你们想要的感觉”、“那个爆款在上海拍摄”的话语充斥着他的耳廓。置身事外做个旁观者时,他才觉得,“那些话很伤害她们的。”

在此之前,他也曾听过或说过“比例有问题”等类似的话。“(说这些话在)这个行业太正常了,没有人觉得有问题,但它是不对的。”

五六年来,浸润在这群人的故事里,若说有什么变化,大概是,这群外模在黎晓亮眼里越来越具体、真实,而非符号。

《回到黑色》 张艺谋 2014

《北京公寓》展出后,断续有同行向黎晓亮感慨,原来她们是这样生活的。他一点儿都不奇怪,“你们怎么聊天都不会聊到这一幕的,对吗?那是她们不愿意向外界袒露的一面。”

厦门是《北京公寓》的第四站,与它一同展出的,还有黎晓亮过去13年间积攒的个人作品集《孤独星球》、《回到黑色》与《艺术订单》。相较以往的展厅设计,策展人海杰提出将《北京公寓》作为展览的起始单元。

“无论拍摄明星、模特还是别的群体,黎晓亮的作品整体都在考虑人的问题,一个普世价值的人。”海杰说。

《孤独星球》

 

表达欲

海杰与黎晓亮相识于一次展览活动。当时,黎晓亮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时尚摄影师。

他多少有点排斥这个标签。几年前,他被某个业内人士唤作“那个拍黑白肖像的时尚摄影师”。不可否认,他确实拍了许多明星肖像。“也有很多作家、导演啊,只是他们都出现在时尚杂志上。”标签化在他看来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如他镜头前的演员般,一旦某个角色成名后,便再难跳出那个范畴。“被大家看到后,所有人都来找你拍类似东西。你不定义你自己,而是被定义。”

2007年,初涉行业时,黎晓亮赶上了时尚杂志黄金时期的末尾。跟外界界定他的身份稍有差别的是,他其实最早在现代传播集团做摄影师,一个拍摄内容综合的平台,摄影师为命题式内容服务。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表达者,无法畅快表达时,你会很难受。”黎晓亮坦白。

“你自然会找一个方式疏通。”

彼时的摄影师,成长路径清晰可见:从给某个栏目拍一张照片,再到两张、四张、大专区,再至封面。想越级是极困难的事。不像现在,所有的品牌都在追逐年轻化——年轻的市场和视觉语言。

2009年,黎晓亮开启《回到黑色》的项目,采用黑白肖像的方式记录他合作过的明星。这是他找到的出口之一。大多数照片是趁工作之便,拍摄结束后询问拍摄对象是否有意愿。自然是被拒绝过不少次的。随着他在那条层级分明的路上越走越远,手里的照片也越积越多。

在他眼里,这些项目全然不同于工作中的内容。他依照自己对光影的喜欢、对人物情绪的把握,把所有对摄影的理解悉数倾注其中,自由地创作。

《回到黑色》 让·雷诺 2014

《回到黑色》的照片背景极简,只有一张桌与一盏灯。灯光时明时暗,摇晃在镜头前,像是明星起起伏伏的状态。

海杰认为,黑色的桌子成了媒介,在这一媒介中,被居伊·德波(Guy Debord)称为“大众的‘代言人’”的明星,在其戏剧化的劳作之外进行表现,甚至说,这种表现又变成了“戏剧化劳作”的一部分。“回到黑色”是作者试图回到一种简洁的、能让目光回到被拍摄者身体的努力和尝试。黎晓亮有意想突破自己作为时尚摄影师的身份拘囿,从2009年开始的《回到黑色》系列便是明证。

《北京公寓》是黎晓亮的又一次尝试,与他突破职业身份的想法略显矛盾的是,他拍的仍是这个行业的人。

几乎与《北京公寓》一同开展的项目还有《孤独星球》。2015年,黎晓亮开始用手机记录在不同空间盯着手机屏幕的人。这些职业之外的个人创作,在海杰看来是一种祛魅的行动与实践、一次此消彼长的身份测试。以肖像和环境肖像为通道,黎晓亮展开的是关于肖像中权力的节制与平衡,以及卷入时尚产业和新媒体中的无名者的凝视。

《孤独星球》

 

 

未完成的《Vlada》

黎晓亮一度想将Vlada作为自己首部纪录长片的对象,跟着Vlada回到俄罗斯,记录她的家乡与来处。

受疫情影响,拍摄计划不得不搁置。Vlada 2021年回俄罗斯以前,两人在微信上淡淡地作了告别。这便暂时作罢。这些无常,他倒看得开阔,“照片有它自己的生长方式,我无法决定它的最终状态。”

2021年,一家媒体曾报道了《北京公寓》,受此影响,黎晓亮遭到北京许多模特经纪公司的封杀,双方几乎不来往。过去一年,他不得不拍摄那些没有经纪公司的模特,“都是学生。”

萨拉是其中之一。她第一次与黎晓亮合作时,便觉得后者与一般摄影师不同,“他不修图”,不会把她的黑色皮肤涂改成怪异的白。

萨拉来自肯尼亚,来中国已有五个年头。“她之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到中国以后,发现这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黎晓亮说。萨拉则自陈,她1米65的身高在行业内并不占优势,但她足够瘦,这或许是自己在中国颇受欢迎的原因。有趣的是,在她的国家,类似的身材并非审美主流,“你必须要足够前凸后翘。”

萨拉很喜欢《北京公寓》,那些故事她并不陌生。她的一些朋友来到中国做模特,但这里只是中转站,几年后,她们的目的地将是报酬更为高昂的美国或欧洲。

展览现场

也是2021年,“三个展”在北京开幕时,黎晓亮曾发消息给Vlada,后者将展览推荐给了她的模特朋友。从私心来讲,他希望更多模特可以看到这个作品。

他最终将拍摄Vlada的素材粗剪成了一个纪录短片,放在展厅,作展览的补充说明。在《Vlada》中,离开中国后的Vlada消失在画面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与Vlada同名的白俄罗斯女模特。

《回到黑色》 苏菲·玛索 2014

疫情以来,黎晓亮不可避免地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假如明天世界毁灭,有什么是自己想做却没完成的?

因着工作的缘故,目睹了太多优秀前辈的为人处世,“对自己而言也是滋养。”他很早就知道,自己算是幸运,行走在恰当的轨道。但工作总是不可避免地消磨人的意志,他的处理方法便是尽量将喜欢的部分和工作重叠。

(萨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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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总第725期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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