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国第一批世界主义者走向荒野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日期: 2022-07-02

“他们真的认为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所以他们跟海外学者保持着持续、平等的交流。”

伯希和(左二)应邀参观殷墟发掘现场,照片中还有傅斯年 (左一)与梁思永(右二) 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

“鲁迅平生最自信的事,或许并不是文学。”

对中国考古百年史的追述,作家张泉从鲁迅的一场演讲写起。1927年4月8日,鲁迅到黄埔军校演讲,以挖煤入题,“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鲁迅其实是中国田野考察的先行者,18岁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与同学合著的《中国矿产志》曾被清政府学部定为国民必读书。此外,鲁迅还下过矿井,踩在半尺深的积水里,周围站着工作的矿工。

“因为鲁迅自己也曾下矿,所以他看不上困守书斋的‘国学家’。”张泉向《南方人物周刊》表示。1921年秋,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迎来了首次发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在近期出版的《荒野上的大师》中,作家张泉回溯了中国考古百年的来路。

在书中,张泉描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在中国的尴尬局面:来自海外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中国各地奔波,探访藏匿在深山荒野的矿藏、古迹、墓葬、洞窟……不断地调查、摄影、发掘、整理、分析,而许多中国学者却对这些珍贵的遗迹视若无睹。一边是海外学人迫切地想做更多田野调查,一边是中国学人深居书斋,无动于衷。

“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做出书来了。”鲁迅曾在《晨报副镌》著文嘲讽这种现象。而“丝绸之路”的命名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也把中国学者称为“斯文秀才”——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带着书童以便随时伺候。

然而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变。一批学人正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进行实地考察,丁文江、翁文灏、袁复礼、李济、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一代学者在荒野中踏出新路,他们身处的机构、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别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也造就了学术共同体,创造了许多成绩:发现“北京人”头骨、“山顶洞人”头骨、龙山文化黑陶,还有海量的有字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都等……这些重大发现让中国在世界考古舞台上开始有了话语权。

一百年前,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荒野上开拓,“这是前所末有的一代人。他们从传统中国的母体中分娩出来,却逢上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既有国学的根基,又获得了现代视野和专业的学术训练。”张泉说,他在书中真正聚焦的,是走出书斋、走向荒野的第一代中国人,有考古学家、建筑学家、矿物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开拓了文化的格局,“他们是中国第一批世界主义者。”

 

以下为《南方人物周刊》与张泉的对话:

 

走出书斋,从荒野中踏出新路

南方人物周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种奇异而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外国学者赶赴中国各地做田野调查,另一方面是中国学者深居书斋里做研究,鲁迅也曾著文嘲讽这种现象,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张泉:当时来中国做田野调查的国际学者有很多,有一大批日本学者,欧美学者也不少。比如,恩斯特·伯施曼在1906到1909年,到中国的14个省做了田野考察,过程中留下了八千多张照片,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等做了全方位考察。但同时期的中国学者,确实像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说的“斯文秀才”,深居书斋,出门喜欢坐轿子,又要书童,又留着长指甲,整个局面到1910年代后才开始慢慢改变。

哪怕到了1930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给“营造学社”作学术报告时,也很不客气地说,研究中国古建筑“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这话非常刺耳,也激发了梁思成他们做田野考察的决心,但伊东忠太的话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之前的大量工作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伊东忠太本人从1901年就开始了中国古建筑的实地考察,并成为在紫禁城测绘的第一人。

当时来到中国的欧美学者、日本学者,他们本身有一定的探险家性质,他们始终在田野中奔波,有时带来地理上的发现、有时带来文物发现。以“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敦煌来说,斯坦因、伯希和以及后来的华尔纳在敦煌都有大量发现,但那时的中国学者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一直等到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向中国学者展示他在中国搜罗的古籍和敦煌遗书,但是这时中国学者已经没有办法了,罗振玉感叹“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不过,中国学者们说服伯希和,影印刊发敦煌文献,而伯希和也应允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帮助。

 

南方人物周刊:写中国考古百年史,你为什么选择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这四所机构?在学科创建期,这些机构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还有哪些重要机构被忽视了?

张泉:其实在民国时期,还有很多注重田野考察的机构,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中央研究院的地质研究所,在社会学、人类学方面,有费孝通先生的“魁阁”,还有散落在各地的小型调查机构,这些机构致力于动植物、矿产、考古发掘、民族学等领域的调查和研究,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语所”、营造学社,这四所机构造就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如果我们笼统地以十年作为断代:1910年代诞生了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所在起步阶段是地质研究,但在地质发掘中触及古生物学,学科变化为真正的考古发掘奠定了基础;1920年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史语所,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理论铺垫的过程,史语所时期是真正的大发现时代,也产生了国际影响力;1930年代是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等人调查、研究古代建筑,但更大的目的是造就中国建筑设计的新规则,考古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必然希望造就新格局。这几个机构代表了多元的面向,彼此间又有关联,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可以涵盖当时中国考古发展早期的轨迹。

但我觉得也不宜把那个时期过度拔高,即便我们现在说丁文江这批人是开山大师,但是回溯丁文江的学术背景,他是以在欧洲留学时学到的知识和野外考察经验作为基础,回到中国探求,他堪称当时中国学界的“设计师”,也有广阔的视野,但他本身并没有达到很高的学术高度。在那个时期,我觉得他们是摸索着在中国建立学术规则、摸索田野考察的方法,包括写论文、做研究的方法,相当于在荒野上建立中国的考古学规则。

 

 

为了求知走这么漫长的路

南方人物周刊:学科建设之初,这一批学人走出书斋、去现场调研的过程中,丁文江重新“发现”了明代的先行者徐霞客。当时的徐霞客似乎是历史里的无名之辈,丁文江在1911年对徐霞客还一无所知。你在书里特意写了丁文江为徐霞客正名的过程,徐霞客为什么给他这么大的触动?

张泉:丁文江在1911年刚刚留学回国,人到昆明时,云南高等学堂监督叶浩吾推荐他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和丁文江是同乡,但他对徐一无所知,在昆明没买到《徐霞客游记》,后来辗转在上海找到这本书。但他对徐霞客的真正认识要等到1914年,他独自一人到云南、四川、贵州考察,一路艰险,还登上了海拔四千多米的牯牛寨,他在漫长的考察中感到特别疲惫,再读《徐霞客游记》,才发现自己感到艰难的路徐霞客都走过了,自己见到的世界,徐霞客已经见证过,而且徐霞客记录得非常详细和真实,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开始理解徐霞客的意义所在。

丁文江后来搜罗资料研究徐霞客,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曾写徐霞客,说徐是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是千古奇书,但丁文江对千古奇人和千古奇书的定位非常不高兴,他认为钱谦益没有赞赏徐霞客的文章所记录的客观科学事实,而关注徐霞客这个人特别能走、很八卦很传奇这一段人生,这完全偏离丁文江对徐霞客的认知。钱谦益把徐霞客与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相提并论,但丁文江觉得这三位不是在恭维皇帝、就是在恭维佛爷,只有徐霞客纯粹为了求知去走这么漫长的路,也没有遵循古人风水先生的地理认识,而是亲自去验证和发现,这些真正激起丁文江的兴趣。

 

南方人物周刊:丁文江整理徐霞客的游记和年谱、绘制其周游天下的路线图,对他自己有哪些启发和影响,对当时的考古或地理学科来说,这些内容可以作为接下来的工作参考吗?

张泉:我觉得丁文江把徐霞客这样一个形象立起来了,其实相当于让丁文江和他下一代的地质考察者、田野工作者找到了可供遵循的目标,大家知道徐霞客走过这些路、有过这些成就,所以我们也可以开创我们的时代。

另一方面,我觉得丁文江未尝不是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因为他当时说徐霞客代表了文艺复兴的精神,我们比欧洲要早280年,他也说我们古人的探索其实远远超过欧美世界。当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可以理解他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中国学人去努力,去证明说我们中国的学术、历史不是一无是处,但在另一方面,他在内心深处有纠结,也是那代人比较难逃的一种认知。

李济、王庆昌、裴文中在殷墟 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当时的国外学者已经在中国做了好些年的田野调查了,但丁文江似乎执着于从自身文化中找“田野调查”的根源。

张泉: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按照胡适的说法,丁文江就是中国地质学界的开山祖师。但丁文江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一个最初的出发点是因为他要找矿,通过勘探来找煤矿、铁矿,真正目的是为了实业救国,这是当时很多人做地质考察的目的。丁文江入职的第一天,就问同事北京西郊的斋堂镇在哪,听说那边产煤矿,同事不知道也不感兴趣,他很失望,觉得官僚体系里连实业救国这一层都做不到。后来一旦有铁路修建,丁文江就迫不及待出发,借这个机会做勘探,所以他要去山西、要去云南。

作为科学家他责无旁贷,必须得去勘探出矿产,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实业救国,另一个目的也是因为他要维持机构的运作,当时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的经费都来自政府。我觉得在此之上,才是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好奇心,所以他要在其中找一个契合点去做探究。

南方人物周刊:1913年,地质研究所创办,26岁的丁文江担任所长,他是如何强化田野调查的?

张泉:在地质研究所,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三个人是不同背景、不同研究方向。章鸿钊更侧重古籍研究,但还是会带学生做田野考察。丁文江和翁文灏确定的培养方向就是学生一定要做田野考察,而且是由他们亲自带学生去做田野,路上遇到阻碍,比如走不动时,丁文江会不断鼓励学生。另一方面,他们教学生认识和运用各类仪器。学生们写的考察报告相当于毕业论文。他们当时开始绘图,用显微镜观察矿的采样再进行绘制,还绘制地质图和地形图。

当地质研究所培养的“中国地质科学十八罗汉”毕业之后,丁文江又开始跟北大地质系合作,把李四光和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招来任教,也形成了人才培养模式和规模,接着有了更多新人毕业。中国各地开始建立每个省的地质调查所,一代人就成长起来了。

 

 

大发现时代与“垦荒”之难

南方人物周刊:比起在书斋里研究古籍,去田野会遇到更多突发情况。董作宾最初在考古中挖到人类遗骸时,感到冒犯了先人,又重新掩埋了遗骸。而在社会层面,当时社会对考古的认知是“搜罗宝物、盗墓”,第一批去现场的考古研究者会遇到哪些误解?

张泉:当时整个社会对考古缺少认识,对考古的误解是根深蒂固的,不同学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比如史语所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石璋如,在地方考察时,当地人见他拿出指南针测方向,一路都在绘图,便觉得他是风水先生,一直很热情地陪同他,请他帮忙到自己家看风水。无论石璋如怎么解释,人家也不信,但人家一路上都很热情帮忙,石璋如觉得拒绝了又不好,只好装模作样到人家家里看了看,然后跟这个人说,你家的门对着风口,不太好,在风口的地方加一堵墙,这个局就给破掉了。

重庆北碚,地质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生物实验室 图/Joseph Needham,©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里写的梁思成的应对也很有意思,在地方做田野受阻时,他用“老派的上层社会方式与军官和地方官员打交道”,考察时保持“低调、礼貌而恭敬”的态度,又掏出印满各种头衔的名片,言谈间若无其事地透露自己和某些政要名流交好,一步步周旋。当时的地方政府如何影响着田野考察?

张泉:地质调查所相对好一点,首先他们是政府机构,第二是地质研究不涉及太多文物。但一旦涉及文物,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史语所的考古发掘跟当地形成很大冲突,尤其是殷墟的前几次发掘。一开始,史语所的创办人傅斯年选董作宾去现场,一方面是因为董作宾的学识,另一方面是因为董作宾是河南人,很多朋友和同学在当地政府任职。第一次发掘是比较顺利的,但后面斡旋的过程非常微妙,傅斯年亲自跑到河南安阳跟各级政府人员沟通,但他离开之后,殷墟的下次发掘依然遇到问题。当地依然有各种问题,比如盗墓者会假扮“中央夜晚发掘团”来偷掘文物,整个发掘始终处在比较焦灼的状态里。主持殷墟发掘的李济曾经感叹,其实95%的精力是用来跟当地人打交道,最后只剩下5%的精力在发掘。

但史语所也渐渐摸索出了经验,到山东城子崖发掘时,傅斯年是山东人,史语所与山东地方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一起订立了规则,文物发掘后原则上是归本地所有,史语所负责发掘,本地也可以派学者加入,史语所有权将文物带回去研究,再归本地。傅斯年再把这个规则移植到河南之后,也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慢慢被当地人接受,他又开始培养河南大学的学生,相当于培养第二代考古发掘者,慢慢形成良性循环。

 

南方人物周刊:听起来也是建立规则的时代,这些人走了很多弯路,不断碰壁,在跌跌撞撞中把规则建立起来。无论是建立新的学科规范和制度,还是需要风餐露宿、频繁外出的田野考察,对学人来说都是挑战,他们是比较顺畅地吸收,还是伴随着抵触和摇摆?

张泉:其实蛮多人心里都是摇摆的,比如,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他本来在北大地质系算是差生。等他进了地质调查所,抵达周口店发掘现场,他是不太高兴的,因为他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方面他不那么愿意田野考察,另一方面是他发现现场技工对出土物的认知远远超过他,而他作为科班出身的学生却完全不知道,他到现场之后觉得焦灼,还有些怀才不遇。史语所组织的殷墟第二次发掘中,李济主持发掘,希望引入科学的测绘,从地质调查所借了两个年轻人到现场测绘,裴文中去了现场,依然是做助手,而且按照现场其他人的记忆,裴文中始终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都不开心。

但是等到裴文中回到周口店没多久,他的整个人生就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折,他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成为惊天动地的国际大新闻。在这之前没多少天,裴文中还在日记里记载,他觉得考古发掘是一个非常“鸡肋”的工作。一方面确实是他运气很好,另一方面当他回溯,他发现他去史语所发掘的那段时间学到了很多,比如对地层的重视,这些知识也影响了他后来在周口店的系列发掘和研究。这个巨大发现改变了他的人生,也改变了地质调查所的命运,但是裴文中在这个过程是非常摇摆、非常纠结的。

 

南方人物周刊:对当时这一批学者来说,尤其是在后来的战乱中,他们是否会怀疑自己所做研究的意义?

张泉:虽然田野本身很艰苦,经费经常会入不敷出,我觉得当时身处其中的学人,比如史语所这批人,大部分人还是乐在其中的。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怀疑更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外患中,他们对国家前途有很大的不确定。傅斯年在“九一八”之后,说书生何以报国,发电报希望能北上共赴国难,李济也怀疑,国家如此,我们在这儿发掘还有意义吗?我们应该去前线、去打仗。

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思考,发现他们作为书生和学者,他们的本分是研究,这也是他们真正能做的事情。傅斯年本身是非常严谨的学者,但他当时要把《东北史纲》写出来,他的《东北史纲》其实有不少错漏之处,当时也有学者攻击他,但是他之所以这么急着把它写出来,是因为他知道时间来不及了,他要用他的方式来抗战,他要通过历史材料、考古材料来证明东三省从来都不是日本的土地,一直属于中国。即便在强权之下这样的研究没有用,但他作为书生尽了自己的本分。等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大批学者还是到西南大后方继续做考古发掘、古生物研究,因为他们要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学术没有断绝。

站在今天的位置,我们能看到他们做的事的非凡意义。我想起几年前我采访钱理群先生时,钱先生说当下很多年轻人好像被现实困住了,大家有特别多的郁闷、不满和怀疑。他说为什么我们不看得远一点,看一看50年之后的中国和世界会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去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可能可以暂时脱离现实困境。我觉得我们有时也需要向未来寻找答案。

雪落云岗石窟

 

任何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地质学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学术共同体,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62名会员中有22人来自国外,这一年中国地质学会也被吸纳进国际地质学会。中外成员促成了近代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哪些重大发现?

张泉:最早当然从仰韶文化说起了。1921年,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仰韶村遗址是由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主持,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参与发掘的。再到周口店的脊椎动物化石和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周口店的发掘一方面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是联合研究,有其他海外学者加入,等到裴文中发掘出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后续的深入研究海外学者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还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就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经过前期的各种波折与谈判,最终中外学人通力合作,不只是考古,其实在气象观测、地质古生物调查、考古学和民族学都有很多大发现。这些研究,也是因为海外学者在国际层面散播,才能及时成为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新闻。

这种中外合作不只是跨学科,更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比如,梁思永留学回国后到了史语所工作,他的第一次大发现就是黑龙江的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有很多重大发现,是数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几乎唯一的墓葬材料。他能去东北,也是因为地质调查所的法国学者德日进,德日进做考察时遇到一位俄国铁路雇员,得到东北可能可以发掘出石器时代遗址的消息,德日进告诉了丁文江,丁文江再告诉傅斯年,然后才有梁思永的东北之行。德日进愿意把大发现的机会让给更多人和机构,我觉得这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南方人物周刊:面对国际学界时,外国学者好像起到了更大的传播影响作用。

张泉:因为大前提是学术的规范和规则是西方学者制定的,当时很多中国学者不管是研究方法还是田野考察的方法,都是向西方学者取经的,安特生这批外国学者其实对中国的学者帮助特别大。在国际学界,自然是西方学者有话语权,当时中国地质学会加入国际地质学会的时候,提交4篇论文,就有2篇是外国学者写的。史语所建立时,傅斯年找了一大批海外通讯员,都是国际一流的大学者,而且这批学者也不是挂名,而是真的深入交流并做出贡献。

张泉在云冈石窟偶遇一位正在临摹的画家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在当时的战乱年代,这种相对平等、双向流通的中外交流,也是非常难得的。恰好那时的西方学者面对的,也是新一批具有现代视野和专业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你在书中将这一批中国学者描述为中国的第一批世界主义者,为什么?

张泉:因为他们的思想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他们也接受了现代的学术训练,并自觉把这种方法应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很西化,很多学者都在环球旅行,去各国访学、主持教育工作和开展文化交流。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我觉得可能比学术或思想更能深入人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是世界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格局不一样,他们真的认为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所以他们跟海外学者保持着持续、平等的交流。

那是一个融入世界的过程,所以中国地质学会要加入国际地质大会,要聘请很多海外学者。当时那批来的外国学者也有不堪的人,但很多人还是很开放的。在中国的海外学者也有学术圈子,但也是面向中国学者打开的,这种相互交流形成了那一代的世界主义者。其实从丁文江、傅斯年他们那代人就有这样的认知,并不是说某家文明独大,他们已经打破那样的传统观念,他们相信学术也是属于天下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文明,都是这个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2008年,张泉寻访一座几近废弃的古建筑 摄影/钱东升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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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总第725期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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