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人物丨王砚辉 西南以南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张宇欣 日期: 2020-01-06

2008年的一天,王砚辉和朋友正打着牌,来了个电话,“王老师,你入围XX电影奖了,来深圳一趟吧。”他以为是电话诈骗,想都没想怼了回去:“去深圳,飞机票谁给我买啊?” 那一年,他获得了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配角

获奖理由

他是《光荣的愤怒》里狠辣的村霸,也是《小欢喜》中慈祥的父亲;他在《烈日灼心》 里凭三分钟表演征服观众,又在《我不是药神》中同时演绎出了假药贩子的不择手段和有情有义。从话剧舞台到影视作品,王砚辉在30年的演员生涯中奉献了众多层次丰富的角色。年近50,他依然在每一次表演中力求突破自我,在绝境中寻找潜力。他说, 他现在最想演内敛的普通人,希望能展现出人物的悲剧性。

 

本刊记者  张宇欣   发自昆明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吃米线

国庆后从北京拍完戏回昆明的第二天中午,王砚辉决定去吃一家生意红火的过桥米线。他穿过排队的人群挤到店门口,抱着双臂专心往里望,前面的两位女士回了两次头看他,窃窃私语猜这人是不是王砚辉,他好像也没注意到。挨了几分钟,他大步跨了进去找老板,老板是他的老朋友。

“现在北京的一些导演来跟我谈剧本,我都说,来这吃米线吧。”我们已在大厅的一张小桌旁坐下,汤头浓稠,颜色淡黄,很好。打扮得像日本厨师的老板飘过来询问味道如何,并对我补充了一句:“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他的隐私。”被王砚辉轰走。

回到家乡,王砚辉松弛了。合作过《无名之辈》(2018)的导演饶晓志形容他是“典型的西南男人的样子”,洒脱又细腻。这天昆明气温22度,他早上被窗外的鸟叫醒,中午开车出小区,一路跟同行的人讲沿途风景,开玩笑说这是“自己的地盘”。

“在北京可能无意识地被裹挟。”到50岁,王砚辉发现北京只适合年轻人,免不了“相互攀比,相互怕被遗忘”。他的生活都在昆明,每天喝茶、发呆、假装翻两页书,和身上雕龙画凤的老友喝几口苞谷酒,炒个猪头肉。他欣赏家乡一位一辈子没工作的朋友,每天打打小麻将,挣个一二十块的菜钱,做个白菜汤和炒菜,“太有烟火气了。”他现在也最想演内敛的普通人,“就像关汉卿说的铜豌豆。”

正吃着,邻桌一位小伙子走过来,手搭王砚辉肩上,“咯能挨你合张影?”他愣了一下,“我米线还没吃完呢嘛。”哗哗扒完米线,又聊过几个话题,他放下一句:“你吃着,我过去照个相。”接着主动到邻桌拍拍刚才那位小伙子,“走嘛,去外面。”

 

熊老三

王砚辉想,对方应该是看了《小欢喜》知道他的。他最近一个为大众熟知的角色是这部剧里的季区长。季区长不难演,王砚辉也是当过官的,一直到2017年,他都是云南省话剧院的副院长,副处级,但主动辞了。故此,他把季区长竞选常委失败的反应诠释得很坦荡。“我不想按传统电视套路的演法演那些猥琐的东西。”他说自己现在是用人生经验在演戏。

王砚辉脸圆眼圆,中年后体形宽胖,貌似憨厚,也可解读为藏着蔫坏。云南省话剧院的老友施宁介绍,王砚辉在这帮兄弟里长得亦正亦邪,意味着戏路宽。在影视作品中和话剧舞台上,他演过正义党员、反社会凶手、江湖骗子、黑社会大哥、邋遢的毒枭、憨厚的警察,他觉得自己表演上还有“很宽的容度”。采访前一晚,他和大学老师喝酒,老师说:王砚辉你记不记得,当时我说过,这个班上我就看中你。

也是个老套的故事:高中同学帮他报了名,一起考云南艺术学院,当天公交车坏在了上坡路上,他反而来了气性,问人,换车,必须要去。折腾到市郊考场,号早过了,他不知哪来的勇气,霸面过了初试。到复试,演小品,他演了一出考试作弊;考形体,学着电影《少林寺》啪啪啪乱打一通;考上了。进校后的前俩月,老被骂“傻,根本演不了戏”,老师常用末位淘汰威胁他。“我当时真是说,不上了。哭,抱着被子哭。”同学好歹劝住。

后来同学给他起外号“王演员”,因为他太爱琢磨。1989年毕业进省话,他在舞台上逐渐学会了控制表演节奏,不愿重复别人的表演,“怎么也要整点不一样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他要演一个摩梭人,大脑空白。但车到当地,他看到一位摩梭汉子昂然立着,一脚稳稳踩在椅子上,气宇轩昂,从此发现表演要有支点。“你真的就可以这样,有了点就能以点带面嘛,随便发挥了。”

一晃到2007年,青年导演曹保平到云南拍《光荣的愤怒》,原定演熊老三的人走了——在熊家四村霸里,熊老三是家族中掌握话语权、游走于地方权贵之间的阴狠官僚——剧组来省话选人,之前曹保平已经在北京看过一批,都不满意,和王砚辉约了隔天早上8点半。

王砚辉很慌,还没有剧组来云南选过主角。他对曹保平说,行,他试试,不行就别用。苦思至半夜,他也没想出什么。眯了俩小时,开车到一个红灯,车停下,他明白了。“熊老三为了亲情什么都不是错。”

他告诉了我他自己虚构的场景:“父亲临终,几个儿子站着。父亲说,‘你们都出去,老三,你坐下。兄弟几个都是混蛋,你是有脑子的,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好哥哥弟弟!’”王砚辉试戏只演了半场,曹保平就催着签合同。“他当时很惊讶说,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定下一个边疆演员?”曹保平回忆,“好是一个整体的调性,对人物的触觉、气息,都比较准确。”

《光荣的愤怒》拍的是基层政治斗争,演员吴刚饰演的叶光荣假传圣旨,带领一群有志村民誓要掀翻黑恶势力,一路攻到熊老三家,才知已被出卖,熊老三一脚踩住叶光荣的手。曹保平吩咐,要给王砚辉一个反应镜头,从他的反应里看到吴刚的绝望。王问怎么演?曹回不知道。王说,你等会儿。他点上烟,围着熊老三的房子一圈圈地转,突然想到,“一个人绝望到灵魂深处,他做出的是兽的行为。他冲你跪着,你也会害怕的。”

这部电影里的村民多由省话演员出演,大家到村里拍了近两个月又回到团里,过上平常生活。一天王砚辉和朋友正打着牌,来了个电话,“王老师,你入围XX电影奖了,来深圳一趟吧。”他以为是电话诈骗,想都没想怼了回去:“去深圳,飞机票谁给我买啊?”

2008年,他获得了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配角。

 

长蘑菇

这一年,38岁的王砚辉开始担任省话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一职,也出演了曹保平的电影《李米的猜想》。围读剧本那天,房内是周迅、邓超、张涵予、王宝强,王砚辉在房门口站了起码一分钟才进去。周迅马上起身迎接,“村长来了!太好了。”

2009年电影首映后,华谊兄弟包下北京某高档酒吧办庆功宴。周迅和王中磊说,砚辉这种级别的,华谊一定得签了。王砚辉喝得有点多,出去找了个沙发躺着,过了会儿周迅出来问他怎么想,他说自己突然感觉淡淡的,没什么想法。他现在也没搞明白自己当时是“大愚蠢还是大智慧”。

曹保平看王砚辉对表演痴迷,也劝他留北京,“但他是一个很羞涩的人,也不是特别愿意在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成熟的年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闯荡。”

八九十年代,文化复兴,王砚辉正值荷尔蒙蓬勃的年岁,看《红高粱》,听《一无所有》,“被一个字一个音打得体无完肤。”“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我要身体的感受,外面到底是什么样?”

而他亲临的现实是,话剧不景气,闲时比忙时多,他和施宁都在一些电视剧里演不重要的小角色赚钱。大家常一起观摩录像带,“经常在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也行。”施宁说。

1994年传来消息,北京电影学院要为全国各电影厂的演员开一个进修班。云南电影制片厂没有剧团,厂长提了一句,省话的王砚辉那小子不错。王砚辉想,去北京看看大腕儿们是不是有三头六臂,看了也好死心了。

这个四十多人的班云集了各省剧团演员和表演爱好者,毕业大戏《北京人》,他演江泰,上台秀大灌口,北电老师请来观摩的导演朋友都看到了。时任系主任刘诗兵鼓励他考研,愿收他为关门弟子。但骨子里的自卑软弱作祟,加上“那时候饭都吃不上,也浮躁”,王砚辉没考。第四代导演王好为请他去演新戏《第三军团》的男一号,“春风得意,觉得马上就火了,结果才冒头,一下就没了,就开始受到心理折磨。”王好为愿意帮他留在北京的什么剧院,他又抹不开面子找人家。

王砚辉拢共跑过两次剧组,都是别人告诉他的。一次大厅里乌泱泱都是中戏北电科班生,他心灰意冷;另一次通知他第二天签合同,高兴死了,临出门对方电话告知,不用来了,他不合适。“我说,怎么不合适?年龄正好啊。后来一打听,导演又安排了自己的人,就觉得自己太渺小,太无力了。有一个场,你根本就绕不进去。”

北漂那五年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生活琐事易滋生无助感。他住平房,易受潮,雨季去厦门拍戏,回来枕头上长蘑菇了;冬天没暖气,晚上他把衣服、椅子、锅都扔床上,找个洞钻进去,喝酒取暖,早上6点勉强睡着,醒来下午四五点,天又黑了,“可怕,太可怕了。”

1999年,他签了一部朋友的新戏,突然发现自己连要拍戏都开心不起来。“我就在琢磨怎么办,最后想,我待在这儿干嘛?”

20年后,他坐在昆明山脚下一个茶室露天的亭子里,四面都是蓝天、白云和温柔的风,回忆起1999和2009年的决定。“那时候可能自己还是不够强大,觉得不踏实,还是得回到这块土地来。北方的风像拿刀子拉你,云南的风就像一个少女拿着她的纱巾撩拨你。可能我没有斗争精神,我不太喜欢太凛冽。”他说。

 

当领导

在省话,王砚辉奠定了自己作为话剧演员的地位。2004年中国艺术节,34岁的他凭借《打工棚》的赵云天一角获得话剧界重量级奖项文华奖的最佳男演员奖。

“聚气。”云南省话演员马林玲形容这里。省话里,前辈多是上世纪60年代中戏、上戏毕业分配到云南的人,教出来的学生“路子还挺正的”。所有人排练、演出、住宿都在一块儿,衣服混着穿。夏天,金碧路两侧梧桐遮天蔽日,一拨人在石板路上横着走;斜出去那条细细的顺城街,是他们排练后的夜宵宝地,大家为了艺术理念吵得翻天覆地。

马林玲生于1985年,18岁中专毕业就进了省话。2006年,云南省话50周年庆,由最年长的前辈举着团旗,在大剧场的舞台上一代代传,传给王砚辉,最后传给年纪最小的她。每年年终总结,马林玲都会写到这个场景。对院里制度不满时,她会直接冲领导说,“当年老艺术家传承给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忘了?”

如她所言,王砚辉是个性情的领导,向来捍卫演员权益,很受大家尊重,又没架子。采访前几天,王砚辉给她打电话:“为什么你那这么吵!”“我在看《中国机长》!”“为什么不看《我和我的祖国》!”“我看了!”“看到我在里面没有!”

每次王砚辉拍戏回来,马林玲都招呼他到家里吃饭、聊戏。她的儿子管王砚辉叫大舅。两三年前,王砚辉在她家聊现代派话剧《椅子》的剧本,舞台没有布景,全通过演员肢体表现,她不太理解。王砚辉解释了一大通,最后自己上手表演,她的丈夫当场看哭了。马林玲视之为自己的表演启蒙,“他可以把非现实的演成我们都能理解的,他一说,我感觉豁然开朗了。”马林玲说。

50周年庆过后不久,省话和顺城街都被拆了,几年后,现代的王府井百货拔地而起,成为昆明人的活动中心。“气场一下散了。”王砚辉说。话剧院搬到一栋写字楼的某一层,剧场只有演出前才能去彩排,排练厅则是酿酒厂仓库改建的,散去酒糟味花了很久。大家按部就班上下班,“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凝结纽带没了。”施宁说。现在他偶尔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才知某位以前天天见到的老同事去世了。

当领导的好几年,王砚辉少有影视、话剧作品产出,主要精力用在了行政工作上。他放弃过宁浩《无人区》(2013)反一号的试戏机会。施宁觉得后来在王砚辉那儿“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他私心觉得王砚辉当领导挺好的,能理解演员为了拍戏而请假,会给予最大程度的通融。“但从他的发展来说,他顶多是一个管理得不错的好院长,同时把他那点激情都弄没了,就废了。还好他及时退出。”

2014年,王砚辉被任命为省话代理院长,过渡几个月就能扶正。干了三个月,他说自己没能力,辞了;继续干了三年副院长,说自己能力还是不够,也辞了。

王砚辉认为自己关键时候挺勇敢的。尤其是年轻时,“太虎了。”和一个拳击运动员比掰手腕,他一上手就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但咬牙顶着僵持,鼻血哗哗流,还是不认输。

 

不减肥

电影《烈日灼心》(2015)的最后三分钟是一段监控录像,王砚辉饰演的罪犯戴着手铐涎皮赖脸地讲述犯罪经过。“辛小丰把这个女孩日死掉了,老头老娘乱喊乱叫。没办法,就把他们整死掉了。”

许多人以为曹保平把杀人犯请来了。“他是整部戏冲突的源点,你要找一个简单的坏蛋,从外形气质上很容易,但你要找一个那么生动的,我觉得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曹保平说。

施宁看了电影告诉王砚辉,再拍一遍未必那么好,因为这种轻松熟悉的拍摄环境可遇不可求。施宁拍过很多电视剧,他很少有话语权,今天投资人来盯着,明天某位腕儿突然档期不行,赶场像打仗,想精益求精的内心冲动终于被磨平。最夸张的一次,两个香港演员时间到去休息了,两个主演赶到B组拍另一场戏,另外两个人的位置被拍摄机器占了,最后由一个副导演搭词,他对着空气演了和六个人的对手戏。

施宁觉得王砚辉最大的变化是1990年代末北漂归来后,不再说崇拜谁谁。“格调建立起来了,就不容易丢失。”王砚辉的信心最早来自王好为,大导演用北京人艺和北影厂的老戏骨给他一个云南的小年轻配戏。曹保平则教会了王砚辉思考。曹保平拍戏前习惯进行大量的探讨和排练,用DV拍下来让演员找问题,“其实有点像刀具的锻打过程,一点一点炸出人物下面的丰富层次和细微表现。”曹保平说。

王砚辉觉得,“他有时候在逼迫我,把我当试验品,看潜能可以挖到几层,有时觉得他过于苛刻。其实是痛并快乐着。”曹保平喜欢单刀直入地问他:“砚辉,你怎么想?”以至于他至今演任何角色都感觉如履薄冰,每一次被逼到顶峰后又发现自己潜力是还可以。

施宁在王砚辉的大多数角色中都能看到王本人的影子,“那种气质有点好的坏人。”他最佩服《我不是药神》(2018)里的假院士张长林,感觉完全陌生。王砚辉拿到剧本后告诉导演文牧野,自己要在“电视购物八千八百八的专家气质”里加一点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浮夸的领袖感。文牧野佩服地回:哥,你是怎么想到的?

张长林的人选是宁浩直接给文牧野指定的,宁浩和王砚辉合作过《心花路放》(2014),到《我和我的祖国》(2019)文牧野又找王砚辉。近几年,王砚辉在一些大片里频频露脸,几分钟或十几分钟,被一些媒体称为“金牌绿叶”。饶晓志对王砚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烈日灼心》,“当时惊为天人,觉得是纪录片似的演技。”他在写《无名之辈》的剧本时,带着情妇救儿子的老板高明就是照着王砚辉的形象写的。

施宁说,当年在学校,王砚辉往往是聊天最大声的一个,骂人,大笑,突然就不说话。一转头,他对着一份报纸泪流满面,再一问,原来他刚看了一篇关于妈妈失去孩子的报道。“我觉得这是好演员天生具备的,特别感性,有点神经质,抽离特别快,而且是真实的。电视剧几十集娓娓道来,他放光的时候不会多,但是在电影里,只需要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出来,就打动我了。”

2017年,曹保平工作室与王砚辉签约,这一年王砚辉48岁。“我觉得我从他那得到的或者我给予他的都还远远没有到头。我希望每一部戏里他可以演不同的、创造性要求比较高的角色,尝试他到底有多大的空间、弹性。那时候他更多地想来北京发展、腾挪,我就想,不如我接着他,不愿意他万一去个乱七八糟的地方,被耽误了挺不好的。我们了解,也会对他的选择更操心。”去年拍《她杀》,曹保平让王砚辉饰演了外表平常、内有操守的大学教授。

“砚辉这个人受不得气。”施宁评价。这么多年,他从没见王砚辉为了角色求过谁。“他不善于建立朋友圈、不断地推销自己,就回到边疆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打工棚》演村支书拿文华奖,曹保平正因为缺了村长的角色来到云南。你说这是不是天意?”

二十来岁时,施宁和王砚辉都是足球前锋,后来王砚辉渐渐发福,被发配去了中场传球,施宁一直保持年轻人的身形,采访前他刚沿江跑了八公里又骑车回来。每次见面,王砚辉都要喝大酒吃大肉,绿菜多了都不高兴,也没有一个导演要求过王砚辉减肥。“他的型已经被认可了,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大叔,但我不能这样,首先胖,别人就不会找我。”

“如果要论吃苦的话,他比不过我。但这也不是1+1=2的事。”施宁笑着说。

 

不拍了

作为省话长辈,王砚辉一直鼓励年轻人出去。前些年有剧组到云南,他都帮马林玲张罗试戏。但马林玲总不大自在,导演让转过去,转过来,“像挑白菜一样的。”省话从上学到现在就像她的另一个家,待在这里开心、安逸。她如今已是省话的青年骨干演员,“大的好的角色都给你演,你就会有自信。”

最近两年,她忙着参与几部主旋律大戏的巡演。大戏政治性较浓,有时她会觉得枯燥乏味——“但如果把这些讲给王砚辉听,他肯定一拍桌子,‘认真对待你的角色!’”她喜欢演更自由的小剧场戏,开始观众全靠她们招揽朋友,“到最后人家左看一遍右看一遍也不耐烦。这边市场确实比北上广那边慢很多。”

很少有剧组会到云南挑选重要角色。白玉华2014年毕业后进省话,雪天进剧组去轿子雪山拍戏,回来发了两三个月的烧,再不想去了。她几个北漂的同学均未成功,改卖车卖房了。她享受在省话“慢节奏的慢节奏的慢节奏的生活”,前两年到母校云艺读了个研——王砚辉劝过她往外考,没成功。她觉得这里的环境很单纯,五千块工资,四千块用来排练演出后“喝点小酒,吃点烧豆腐”。

“有些时候我想,是不是我错了?年轻的时候动一下嘛,我说你动下,再回来都行!”王砚辉说。他在微信上经常看到后辈们又聚会了,又唱歌了,开心得很。

施宁与在云南开了影视公司的导演、制片于荣光和蒋晓荣相熟,算是有一条稳定资源,出演过《熊猫大侠》《木府风云》等影视剧,每年在省话和在外地剧组的时间大致持平。今年,于荣光邀他出演电视剧《天龙八部》中的丐帮副帮主马大元,马大元在萧峰被诬、众叛亲离这一剧情线中会起到不小作用。他在片场都粘上头套了,突然看到单位通知的临时演出和剧组档期完全重合。他试图解释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单位说,最多一天。他辞了这部戏。

今年6月,王砚辉拍着李霄峰的电影《风平浪静》,突然起了一个念头:可以不拍啊!6月到过年,他都没有休息时间。9月,拍完电影《热带往事》,他又想,真不能拍了。他就是小富即安的云南人,要回家。

不过,在原定的采访时间,他又临时到北京帮好友果静林演了两天戏。采访时,他说到年底都空下来了——除了12月帮一个北电的研究生在昆明拍个短片,“那么年轻那么好,我就特别想去跟他们一起整一下。”而11月,我又在微博上看到了他进新剧组的消息。

“任何时候都有解决不完的问题。”他10月时感慨。“今天完了我就可以休息一下,可能明天又会有什么事,永远都会有……有时候我在想,我看拍戏是最开心最规律的。”他会带上笔墨纸砚,白天演戏,晚上关门写字,那时他的心最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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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3期 总第631期
出版时间:2020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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