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丨疫情时期百步亭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卫毅 陈洋 孟依依 孙凌宇 日期: 2020-02-27

“你家有这个病,人家就会有想法,挺恐怖的。我觉得也没必要说,说的话,别人也帮不到你,是不是?有些苦得自己忍受自己扛”

本刊记者  卫毅  陈洋 孟依依  孙凌宇  实习记者  聂阳欣 

编辑  雨僧 周建平  rwzkjpz@163. com

2月17日,武汉小区进行封闭拉网排查,志愿者对进出街道的人群进行管控

 

家住温馨苑的黄新陷入了愁苦之中。她丈夫疑似新冠肺炎,高烧十天,无法进食。因为生病,丈夫有点消极,唉声叹气,虽然还没有检测确诊,但他觉得自己基本就是新冠肺炎了。黄新不敢跟外人说,同事们聊起天来,她也不敢出声。“你家有这个病,人家就会有想法,挺恐怖的。我觉得也没必要说,说的话,别人也帮不到你,是不是?有些苦得自己忍受自己扛”

 

万家宴

2020年1月18日,小年夜那天,早上刚过8点,百步亭安居苑79岁居民吴淑珍出门了,她要赶赴一场宴席。上万道菜品将在社区中心里展示。她穿了一件17年前的红色休闲衫。17年前,她和对门的邻居大姐共制一道菜,取名“邻里情”。有时她会想起那位已经搬走的大姐。她有点念旧。

万家宴的食材来自周边超市或菜摊,多半是老人采购烹制。上网买菜对他们是新鲜事,他们中很少人会用微信。 吕佳俊此前在实体超市工作,看到生鲜电商的潜力,2019年7月跳槽到一家生鲜电商平台,担任汉口区域经理,负责8个站点,包括百步亭附近区域。快过年了,他安排了过年值班表,打算年二十九回老家江苏无锡过年。

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活动 图/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家乡为四川乐山的游洱(化名)1月初匆匆回了一趟老家,和亲人待了一个星期,算是提前过年。游洱在百步亭附近开了一家社区家常菜餐馆。以往过年,餐馆都不打烊。2020年的预定同样火爆,店里从年三十到初十,一楼九桌,二楼十桌,再加五个包间,一共二十多桌,几乎订满。近一半员工没回老家,准备餐厨,来迎接这丰盛之年。

黄新(化名)住在百步亭温馨苑。她公公以往会给万家宴贡献一个菜,今年则没有。此刻,万家宴的场地,人多了起来,玩龙灯的里三层外三层。黄新站在最高点,看人头攒动。宴席的对面,隔着马路,是唱歌的台子,人声喧闹。那排着的桌子前,还有串珠子的、编蚂蚱的、写对联的。

前两天,黄新的儿子要到外地参加比赛,丈夫把儿子从百步亭送到汉口火车站,途经华南海鲜市场。丈夫没戴口罩。

在差不多的时间,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老师梅红去汉口站接从北京回来过年的小孩。武汉冬天多雾霾,她比较在意,口罩是过冬必备。加上元旦前后已有疫情消息,她更是注意。但此时的武汉出租车上,司机还没戴口罩。师傅看她戴口罩,反而奇怪。她提醒师傅。师傅笑了:人命在天啊。在汉口火车站广场,梅红问岗亭警察,如何到达地下出口,回答她的警察,也没戴口罩。

2月18日,武汉青山区工人村街道青和居社区居民接受排查 图/程敏

万家宴前后,百步亭派出所的警察孙祥(化名)如同平时那样执勤。“我来这里好些年,不知道在多少家聊过天,吃过饭。”他对万家宴的历史了如指掌。“最开始居民少,叫百家宴,后来叫千家宴,现在是万家宴了。”

罗秋(化名)的父母住在百步亭悦秀苑,她没住那里。她从住处到百步亭,开车要20分钟。父母家住的是经济适用房。2016年出嫁前,她在百步亭住了十多年。百步亭社区一直作为全国样版社区见诸报端。

早年这里是遍地烂泥的荒僻之地。对许多武汉人来说,这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百步亭社区位于武汉城市总体规划中最大的后湖居住新区南端,占地4平方公里。二十年间,陆续入住十多万人。这里是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曾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是荣获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惟一社区。

罗秋对这些没什么感觉。“还算可以吧,小老百姓过日子。”悦秀苑门口的万家宴分会场,她只去过一次。

成东(化名)是百步亭的租户,住在文卉苑。她的工作是室内设计。搬来百步亭社区已经五六年。她和父母住在一起,没去过万家宴。“父母不喜欢凑热闹,我们小区里面每年都有,一家一个菜,社区会派人到每家送一个盘子。”在成东的印象中,有一年,她妈妈做了一条松鼠鳜鱼,送到万家宴。今年不知什么原因,社区没有送来盘子。

容敏(化名)之前住在武昌,4个月前她生了孩子,搬到百步亭文卉苑。这是百步亭的老社区,房子是她公公婆婆8年前买的,他们也住在附近,方便带孙子。哺乳期的容敏对疫情新闻一直很关注。2019年12月30日,微信群里,一个护士叮嘱,要戴口罩,勤洗手。

“百步亭的居民以老年人居多,平时见到的都是40岁以上的。”容敏说。万家宴的参加者以老年人居多,年轻人普遍不太在意。

万家宴不乏热心之人,吴淑珍是其中一位。她早上去场地帮忙,中午买菜回家,下午又去,再回家已是下午5点。“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吴淑珍说,“我喜欢交朋友,喜欢管闲事,我还喜欢帮助别人。”

2000年,作为第一批入住百步亭的居民,吴淑珍和老伴搬入安居苑。那年年底,百步亭举办第一届百家宴,菜品只有五十多道。“一人发个碗和筷子,可以品尝。”因为觉得新小区绿化好,吴淑珍做了一道菜,叫作“满园春色”。她善于创新菜品。往后的每一年,她都参加百家宴。3年后,百家宴扩大为千家宴。那年她做的就是“邻里情”。2009年,千家宴又扩大为万家宴,菜品达到8146道,创下“展出最多菜品宴会”的吉尼斯纪录。“实际上,那年有13000道菜品,只是很多菜超过了中午12点的送达截止时间,没计算在内。”吴淑珍对万家宴记忆深刻。

梅红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做社区工作的研究,去百步亭做过调研。这里每年都有民政部门牵头举办社区工作培训班,每年都办好多期。“百步亭是房地产集团打造出来的社区典范,同时是在党组织为中心的模式下建立的新型社区。是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过程中成功的案例,却不是可轻易复制的。”梅红说,“万家宴是百步亭的社区文化传统,当时就有意通过社区文化来打造与众不同之处。”

7年前,吴淑珍的老伴去世,她成为空巢老人。去参加万家宴对于吴淑珍而言,是一年中的大事。早在11月,她就开始准备,设计了许多方案,每次做好,便拍下照片,传给身边熟人,征求意见,修改数次,最终成型。

1月18日的万家宴开始了,吴淑珍拿出她的菜品——最上层是用心形模具做出来的豆腐,周围是五个心形盒子,里面盛满了石榴,盒子上写着五个小字:我想棒哒哒。左侧是一罐糖果,右侧是两位老人。吴淑珍把这道菜称作“幸福食堂”。

“幸福食堂”指的是社区去年开办的老年食堂。“我一个人生活,自己在家做也不是说不会做,做多了总是剩下,做少了营养又不行。社区有这样的食堂,我觉得很好。有时候一荤一素一汤,有时候一荤两素一汤,合老人胃口。”吴淑珍说。

万家宴上,“幸福食堂”被评为“最佳创意奖”。

 

封城之后

1月21日,武汉开往荆门的火车上,梅红花了点钱,和家人坐到餐车里。这里更宽敞,有利于防止病毒侵袭。她和家人正前往荆门老家过年。餐车里除了两位江浙游客,大家都戴了口罩。头一天晚上,钟南山在新闻里说,病毒已出现人传人现象。餐车上,乘务员反而没戴口罩,说,戴了会造成恐慌。梅红看到百步亭万家宴照常举行的新闻,就像过去二十年她所看到的那样。

住在百步亭温馨苑的黄新不太关心周围住了什么人。“我们每家每户都在家里面,谁知道哪家住的是什么人,每家也不跟每家联系,出门就出去了,进来了就把门关上。”

黄新一家原本住在头道街,老房子拆迁后,她家拿到了拆迁款。如果在市中心买房子,会小一点。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太挤。她搬到百步亭,住进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1月23日,百步亭文卉苑楼下的广播喇叭持续播放通知:公交10点停运。直到这时成东才知道:武汉封城了。他比较后知后觉。许多武汉人凌晨两点得到消息后,度过了不眠之夜。

住在文卉苑的容敏会看新闻,防范意识比较强,之前备了些肉和菜,但品种有限。一整个星期,她家每餐吃大白菜煮猪肉丸子。要么将土豆、胡萝卜和肉炖在一起。4天前,家里东西吃完了,也没敢去超市。她每晚10点在网上抢菜,“10秒就抢光了。”

罗秋每周给住在百步亭的父母送一次菜。如今,小区群里,大家聊得最多的是——菜。从年轻人到中年人到老年人,空前一致地关心起了——菜。出于对疫情的担心,大家都不想出门。“但是,吃怎么解决呢?”罗秋说。

许多人需要菜。社区帮忙配送,肯定不够。这是罗秋的担心。在网上买菜,只能送到小区门口,而且需要组织者。她担心父母出门取菜。“我妈身体不好。我怕我爸把病毒带回去。他们的防护做得肯定没有我们好。”罗秋给父母买菜,都是放门口。她爸爸拿回去,全部消毒。

得知即将封城的消息后,吕佳俊取消了回无锡过年的计划。他的一些同事立即开车离开武汉。剩下的一些同事刚入职两三个月,他不太放心,所以选择留下来。

年前,百合苑的何悠(化名)完成物资食品囤积后在家里待着,怕被病毒感染。隔离了半个月,虽然酒精、口罩、护目镜和食物都还有,但她还是担心。今年武汉的冬天气候异常,阴雨绵绵,比往年都要暖,这几天又下雨了。空气湿度高,病毒在这种空气中生存的时间更久。让她害怕的是,“几乎没有闻到过消毒水的气味。”那股味道不好闻,此时却能让人安心。

有一段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百步亭安居苑住户拍下了对面楼层消毒人员匆匆消毒,拍了照片便走,大概只有一分钟。住在文卉苑的容敏看到了这个视频。“我们也不太确定消毒工作到底有没有完成,只在每栋楼的微信群里看网格员发上来的消毒照片,照片的背景里有时还有没戴口罩的大爷在楼下聊天。”

老张(化名)是百合苑的物业人员,他也看了安居苑那个视频。“那应该是刚来的员工,有时候打(消毒液)多了搞忘了,你像我们打(消毒液)的话,一个人打89个单元,有时搞忘了,漏了个把单元的情况也有。每天下午,我们从1点打消毒液打到四五点才结束。”

老张介绍,整个百步亭社区是由同一家物业公司管理,共有员工近两千人。他所在的百合苑有十几个保安、七八个保洁和五六个管理人员。

百合苑是2003年9月28日交的房,那年老张下岗,看到招聘告示,便来应聘,一直工作到现在。最开始负责绿化,后来绿化承包给别的公司,他就转岗做维修员。十年前,他升级为房管员,负责水电等公共设施的维修管理,晚上小区里路灯坏了,或者哪家水管爆了,他都要去弄,要是水漏到住户楼下,他还得去协调邻里纠纷。

疫情期间,物业主要负责小区公共区域的消毒,包括楼道、楼下垃圾桶和中心广场等地方,一共九个人,每天消毒两次,上午8点多下午1点多各一次。其中负责消毒楼道的有四个人,小区共有35栋楼,每栋楼又分为独立的三四个单元,共有118个单元,每个单元六层楼,由于是老小区,都没有电梯。

2月11日开始,老张和同事们接手了保洁的消毒工作。“发热楼栋1至6楼的楼道全消毒,没有发热的楼道消毒1至3楼。”老张感到辛苦,“我们人员有限,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一桶水32斤,没电梯,给两栋楼消完毒,身体就吃不消了,但也只能坚持。消毒液是公司送过来的,按照国家规定的消毒液与水1比50的比例调好,稀释后几乎没有气味,所以居民们闻不到味道,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喷洒。一开始他们还是不相信,要我们消毒时拍照片发群里,我们也没有时间每个单元都拍,只能一栋拍几张。我在群里说,你们要相信我,我也算是出来当志愿者了,公司本来腊月二十九就放假了,一直放到3月份,我大可以在家休息,但现在国难当头,男人理当出来顶天立地。我从2月5号就自愿回来上班,一直到现在,11号开始做消毒工作,天天喷,累的时候从没想过不做了,只会想这个疫情到底要到几时才结束呢。”

2月20日以后,新问题又出现了,有的业主跟物业说,消毒水打多了也不好,会渗到地表层,对水质造成污染。还有的人把垃圾放在门口,让老张和同事帮他拿下去。“我们只能劝他,只要戴好口罩,下楼扔垃圾是不用怕的,但还是有人不听,直接从楼上往下扔,扔完之后,我们还是得打扫。”

老张感到力不从心,物业要管的事情太多了:打扫卫生,管控进出小区,帮社区送菜给孤寡老人。“小区一共1341户住户,很多问题我们都没时间一一回应,因为事情太多,人手又少,根本忙不完。现在又招不到人,谁来呢,大家一听百步亭都怕了。”小区21个发热单元,但有的老人单纯是发烧,不见得是感染了新冠肺炎,或者有别的症状需要急救。“居民一看到救护车进来就很惊慌,一传十,十传百,物业的电话都要打破。”

百步亭每个小区物业费不一样。百合苑物业费偏低,0.95元一个平方。“别的小区不太清楚,但跟我家住的长江新城1.2元一平方比,这里算低的。2003年交房时是0.55元,2008年7月1号升到0.7元,2016年元月1号调整到0.95元,直到现在。”这些日期和数字,老张脱口而出,记得特别清楚。

老张的同事都是入职时间比较长的老员工。招不到年轻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工资太低了,到手两千多块一个月,公司只缴社保医保。十几年来,工资每年涨一两百,有时候只是社保涨几十块。“但我也没想过换工作,因为可以跟各种人打交道,什么人都有,看得挺多,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老张说。

孙祥在百步亭做了很多年警察。他觉得在这里呆上几年,可以写一本书了。他也提到万家宴。百步亭因为万家宴而出名多年,也因为万家宴而在疫情之初备受指责。部分百步亭居民感到委屈。有一篇文章被广泛传播,为的是让大家更了解百步亭。“你可以看看这篇。”孙祥在休息间隙发给本刊记者一篇文章。文章出自一位前新闻工作者之手。他说万家宴作为百步亭的一张名片,是二十年来邻里和谐的标志。说是万家宴,现场不到万人,受限于场地,摆桌之后,只能留一些人拍照记录,别说千人,几百人都不可能。菜品都有覆膜,并不是现场食用。老百姓不知疫情严重,不能怪他们。

孙祥觉得,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剧情”都看过了。“把一些小事做好吧,不断坚持,时间长了就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说他要去忙了。

成东不是每天都下楼。他发了一张地图给本刊记者,“百步亭太大了,有很多苑区,刚刚发给你的那个图片上的苑区在一条大马路的对面,这几个苑区只占了百步亭花园的五分之一,其余苑区都在百步亭花园里面。红色区域是最老的百步亭花园。我们在后湖大道大马路对面,都是新建的小区。红色的苑区感染的人多些。”成东说。

百步亭社区,工作人员为超市配送蔬菜食品 图/本刊记者 杨楠

青木(化名)住在百步亭百步龙庭。“疫情发生到现在,没有人上门核查我的体温,前段时间有打过电话问,但是没有天天打。”青木对小区物业不满意。她记得上小学初中的时候,电梯经常坏。“去年夏天,电梯没装通风装置,连个电扇都没有,武汉的夏天又很闷,我妈跟一位老爷爷一起坐电梯,老爷爷就觉得很不舒服,喘不过来气,我妈立马投诉了,后来物业才来给电梯安上风扇。”

在青木住的小区,三个大门关了两个,现在只有一个门让人进出。家里人没事干的时候就待在阳台往下看,有时候,“一上午都见不到楼下走过一个人。”

“我们可以不只是呆坐等待,应该做点可以做的事情。”研究社区工作的梅红说,“这次疫情太严重,我们平时感受不到的业主委员会,这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建群,发信息,通过微信采购物资等等。有的人做志愿者,和社区中心一起工作。非常时期的非常举动,让人觉得人与人之间挺有感情的。有没有做我们普通居民可以做的事情?居民很自觉地把各种任务放到了几个人身上。我们好像是观看者和评判者,看着物业、业主委员会和社区中心怎么做。”梅红想到了1998年武汉抗洪。“这次的灾难又不一样。这个灾难是比较特别的,比较忌讳人和人之间的紧密互动。到底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也在思考。”

 

百步亭的病人

百步亭是一个超级城市综合体,小区林立,有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李莉(化名)是百步亭廉租房的租户,此时,她住在作为隔离点的经济型酒店。“真是太难了。”李莉说,“我们是2月11号来的隔离酒店。2月12号我朋友就开始高烧不退。”

李莉的朋友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症状从何而起。李莉的妈妈去过今年的万家宴,她反而是家里三个人中唯一没有症状的人。二十多平米的空间里,三个人一起生活——李莉的朋友、妈妈和她。

2月11日,武汉一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为业主集中配送蔬菜 图/王效

朋友出现症状后,他们去社区医院看了病。医生要求他们去汉口医院拍片子,验血。作为疑似病例,他们接着被要求住进隔离点的酒店。在隔离酒店,李莉的朋友高烧不退,他被要求送往医院。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隔离级别。

李莉曾在百步亭业主群里求助。2月13日上午发出求助信息,下午,朋友被送到医院。李莉也感染了,但与朋友不同,她没有像朋友那样发高烧,说话有些气喘,呼吸感到憋闷,晚上睡觉时冷汗不断。

在隔离点,李莉拿到了发放的中药。朋友在社区医院时,有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朋友被送走后,李莉吃他留下的药。在酒店里,她去找了一瓶84消毒水,给房间消毒。她担心交叉感染。她的口罩是自己的,进来后戴到现在。她最希望的事情是自己的情况变得更严重时,能被及时送往医院。

交通工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应急车辆优先照顾透析病人、癌症病人和其他重症病人。疑似病人有时不得不等,因为“太多了”。一位社区工作者表示了无奈。

百步亭社区的洪维(化名)1月30日开始发烧,一开始以为是感冒,自己在家吃头孢、康泰克、莲花清瘟胶囊和退烧药,一直未见好转,持续高烧,浑身无力,神志不清,呼吸困难。2月3日他去了社区普仁医院,医生给他抽血化验,做了CT,显示肺部明显感染。医生得出的结论是高度疑似新冠肺炎,让他立即去三甲医院就医。想进三甲医院谈何容易?家人联系了几家医院,均被告知没有开住院证收发热病人的权力,必须由社区登记排队入院。联系120之后,得知前面有四百多人在排队。

洪维的姐姐洪君(化名)四处求助。最后是亲戚千方百计帮他们在同济中法院区找了一个床位。洪维于1月9日送医,病情现有好转。

洪维所住的同济医院中法分院,目前是北京派来的医疗团队进驻治疗。他们姐弟每天用微信问候,“弟弟说话没力气,有时回一个字,有时不回复。”

“现在小区己封,之前准备了一些必需品,今天差点食材,打电话让居委会送来的。”洪君说。她不能去医院探望弟弟。在离医院几里的地方,己执行交通管制,车辆禁行。弟弟入院匆忙,带了些日用品和随身衣服,水果、牛奶没带,又不能送,“我们只能在家等。”

家住温馨苑的黄新陷入了愁苦之中。她丈夫疑似新冠肺炎,高烧十天,气短,无法进食,呕吐,浑身无力。因为生病,丈夫有点消极,唉声叹气,虽然还没有检测确诊,但他觉得自己基本就是新冠肺炎了。黄新不敢跟外人说,同事们聊起天来,她也不敢出声。“你家有这个病,人家就会有想法,挺恐怖的。我觉得也没必要说,说的话,别人也帮不到你,是不是?有些苦得自己忍受自己扛。”

没住院那几天,黄新看到丈夫吃不下饭的样子,难过得要掉下眼泪,又不敢在他面前哭,只好等到晚上,自己蒙在被子里哭。“我都急死了,你知道吧?人都快没命了。”

丈夫生病后,她搬到客厅,起先睡在沙发上,脚伸不直,搬了凳子,被子总是掉,最后拿出两块板子拼在一起当床,被子也不够厚,就把衣服盖在上面。她找不到人倾吐心中烦忧,有时候跟妈妈讲,妈妈只能跟她说“不怕不怕”。

丈夫刚发烧那会儿,需要到医院打针,没联系上车辆,他们最后是打摩的去的医院。一趟五六十块,每天来回要花百来块钱。黄新记得,丈夫发热的第五天,下大雨,他们要去医院打针,“摩的不去,说啥都不去,没办法,我们又回来。好不容易联系社区安排了车,但是,从医院回来又有了困难。”那天,他们两个人只好步行到相对较近的黄新母亲家借住。“饿了一整天,又冒着雨,走了两个半小时才到家。”

几天后丈夫最终住进了医院。她记得那辆送他丈夫入院的汽车——一辆专门接送发热患者的车,“看起来像个箱子,没有窗户,只有一小块透明玻璃,透过玻璃,能看到司机的背影。”

2月17日下午,黄新接到社区打来的一个电话,被告知,她作为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要到酒店去隔离。她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过去,虽然家里只剩下快八十岁的公公和十七八岁的儿子。

武汉下大雪那天,黄新在家里发呆,武汉冬天并不经常下这样的大雪,“今年就是个灾年,夏天的时候,连树都热死了。”

改装后的警车停靠在百步亭社区门口。准确地说,是百步亭某个社区门口,百步亭太大了,在中国的行政区划里更接近于街道。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委实罕见。雪花斜着掠过,密集地砸在车身上。警车车厢后门和驾驶室的门都开着,这是送完病人之后,正在消毒和通风。车厢后半部有一个折叠座,翻下来可以并排坐几个人。后半部和前面的驾驶室被隔开,原本透明的车窗被一张告示贴了起来,下面横挡了一块木板。穿着白色防护服和护目镜的孙祥(化名)与同事坐在驾驶室里,等着新一趟的任务。他们今天已经在社区与隔离点、方舱、医院之间跑了几趟。警车更像是救护车。整个武汉仿佛一个巨大的医院。许多人等待着这样一辆开着门的车。

百步亭社区,居民在小区门口聊天 图/本刊记者 杨楠

武汉“清零”行动开始后,各等级的病人都需要妥善安置,社区需要各方联动。

小志(化名)是百步亭社区工作人员。“百步亭社区最艰难的时候,可能是整个武汉疫情刚开始暴发那会儿。”小志说,“因为本来社区人手就不是很多,群体太庞大,跟踪摸排量很大,社区工作人员也不是医护人员,有些这方面的设备,专业知识(不足),所以对他们来说,疫情突然发生以后,他们就被推到前线,可以说除了医务人员,他们就是随机医生了,不管是经验、心理还是物资,都不是很应对得来。现在,社区相对来说更有条有序一些,目前能够提供的床位比以前多了,方舱医院也一直陆续在建,应收尽收的病人也差不多收进去了。”

“我们这边不是每天还要给社区居民打电话吗,了解居民的情况。客观地说,我们并不能保证12万居民每天都接到一个电话。”小志说,“社区有人跟居民打电话,他自己是很健康的,家里也没人感染,每天给他打个电话,问今天发不发热,你问多了,人家会烦你,然后直接说,你不要再跟我打电话了。有的居民不愿意你上门,每天自查体温。”

2月15日的雪下了一夜。孙祥站在雪中,口罩上戴着口罩——为了多一层防护。他正在送居民去检测。“已经送一个去汉口医院了,现在是去后湖这边一个快速检测点。”

百步亭整个社区的疑似病例都归警察送。“检测结果出来后,再分类处理。今天只有一个是密切接触的居民,其他都是发热疑似的。”社区给警察打电话,他们派人派车。“转运必须是医生和警察执行。”

警察出行像医生,穿着防护服,戴口罩和护目镜。没有方舱之前,也就是“清零”行动之前,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运送病人而是巡逻,严防有人恶意传播。现在对一个社区来说,考验很多,大家以前没有经受过这么极端的考验。“和平时间太长,都在娱乐至死啊。”孙祥的金句很多。

他们会有预防感染的培训。“我们现在万一感染了,比普通人更可怕,因为我们要衔接各类人群不是?”孙祥说,“我现在都是住在单位寝室,寝室一间四人,战备的时候就不能回家,和军队是一样的。非典时候我们就是战备状态,全国大型活动也是战备状态,不计其数了。”

孙祥感到了今年春节的截然不同。日常犯罪少了。“打架斗殴的,偷盗的,基本没有了。”因为大家都在家里。

小区的清洁工、社工都在位在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都是正常运作的。”

他接着补充,在基层工作,居委会和警察压力都大。“做事的都是基层的,肯定压力大。”

2月16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拉网式大排查,要求在中央指导组的推动下落实五个“百分之百”工作目标,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五个“百分之百”举措即“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

本刊记者将这条新闻发给孙祥,说,接下来有你们忙的了。隔了很久,他回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买菜作为大难题

吕佳俊所在的生鲜电商平台在百步亭的站点主要服务周边三个小区,分别是百步华庭、万锦江城和万锦公馆。2月17日,小区开始实行全封闭,居民不能再来站点自提,订购之后,由他们排序、打包,用小板车运到小区门口,最远可以送200米,再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进去,每20个号码一拨,在群里喊居民下楼提菜。

吕佳俊一直在忙。2月初头一周,订单爆发,每天营业额升到一两万。这些站点只有一两个人,连续三天,他和同事一直忙到下午6点下班,没时间喝水吃饭,有时还被顾客抱怨效率低,大家压力都很大,他得关注到员工的心理波动。“有的员工比较情绪化,看到某天确诊案例增加了几千人,就说,第二天要是再涨我就不干了,这个时候就得安慰他们。”他跟员工说,疫情我们控制不了,但你们作为武汉人,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一份绵薄之力,你在武汉的亲朋好友们,也都要吃饭,如果我们都不干,他们怎么办呢。员工的防护服、口罩等,他们会配齐。她给每个人申请了每天50块的餐补,疫情期间双倍工资,加班费调到1.5倍。

好不容易留下一些员工,但人手还是不够,又招了几位兼职员工,优先选择年轻人,可以干体力活,抵抗力也比较强,兼职时薪从25块调整到35块,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

刚开始,吕佳俊自己也有点害怕,后来忙起来,“就根本没时间害怕了。”

2月17日,容敏所在的文卉苑彻底封闭。从那天开始,微信里出现了买菜的公益团购群。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两点,大家在群里下单,第二天下午3点去小区内的物业办事处拿。菜都是配好的,一袋蔬菜50块,里面会有莲藕、包菜等四五种蔬菜,生姜大蒜是买不到的,但有菜,“我们已经感谢天感谢地了。”一周有一次肉,也是搭配好的,价格还挺便宜,一袋200块不到,有大概两斤鸡胸肉,两斤鸭,两斤猪里脊,2.6斤排骨,不限数量。

 容敏加了十几个买东西的群,分别买药、水果、卤菜、牛奶、酒精、母婴产品等,见到群她就加,能买尽量买。“一天一个变化,你没法预测明天会怎样,只能做好准备。”

不让出小区,大家只能托志愿者、外卖小哥、商家配送员跑腿。小区一共四千多户,每天都聚集了很多居民在交货的门口,等着外面的人递菜递米面进来。门彻底封死了,由志愿者或者下沉到社区的干部守着,硬要出去会被警察带走。容敏住在2楼,经常听到楼下有老爷爷吵,“不让我出去啊。”

社区工作人员小志介绍,百步亭9个居委会,常住人口12万。文卉苑情况还要特殊些,是武汉市最大廉租房所在地。“这个时候,住廉租房的人可能会更困难一点。”

社区从未如此受人关注。梅红觉得,这次疫情让大家“发现了社区”。

“大家经常说下沉到社区。从现在的情况看,社区不能忽视。这一次,我们看到了社区本身的作用,各种各样的困难,都在社区里克服。”梅红说,“作为居民来说,我们一般是害怕,在家里面抱怨,或者说在家里面发愁。我们看到社区的人员非常紧张地在工作。社区中心、业主委员会和物业,这是中国城市最主要的三大组织。他们这次很积极地服务大家,但我们也看到了这其中缺乏平时的组织建设。组织关系的建设,不同社区不同程度地显现问题。突发状况下,看起来大家在相互配合,这个在平时是看不到的。平时甚至是矛盾的状态和冲突的状态出现。冲突的状态,可能是因为这三方是不一样的利益群体。三方并没有做好相互的制度建设。我该做什么,他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共同做什么?其实我们一直把我们自己当成群众,作为群众,就希望有人领导,做事情的时候,往往缺乏主动性。”

做志愿者,可能是迈出的一步。林光是文卉苑的志愿者。他从2月11日开始在文卉苑做志愿工作。“当时的契机,说老实话,是为了顶替我爱人。”林光的妻子是党员,要下沉到社区做志愿者。知道她被安排去百步亭后,10岁的儿子抓着妈妈的手说,“那个地方我都听说了,很严重,妈妈能不能不去。”林光便说,“要不我去吧,一来她可以在家管小孩,而且我一个男的肯定顶事些。”

林光以前从来没做过采购和配送的工作,一切从头开始。到岗当天下午,林光就从政府给他们提供的一些蔬菜公司当中筛选,咨询他们的实力、能提供的分量、有没有自己的基地、运输能力如何,最后找的这家在黄陂区(郊区),离百步亭一两个小时路程,有基地,有养鸡场,供应起来应该是有保障的。

接着琢磨怎么购买、取菜,林光和志愿者们在小区内建微信群,通过一个小程序下单、付款,供应商的菜都是按套餐卖的,有50一袋和200一袋的分别。社区书记说这个小区是由三个社区拆迁过来的,住的大多是低保户或残疾人,建议只卖50块的。一袋有13斤蔬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莴苣、青椒,加上使用小程序的3毛手续费。“我们担心可能居民们不愿意多交手续费,从晚上到第二天中午都在找别的方法,但相比之下还是这个最方便,后来还是有居民在群里说,凭什么要收3毛。”

这个过程当中,林光发现小区里的老人起码占了三分之一,一些群都是五六十岁的居民为主,基本上要靠志愿者教他们使用。往往在群里刚教会一个,下一个马上又问同样的问题。他们人手不够,又从小区居民当中招了6个志愿者。林光十分佩服的是,新加入的志愿者都很有耐心,一遍遍地教老人家使用微信支付和小程序,实在不会用的就加对方微信,让对方转钱过来,告知住址,帮他们下单。

青菜买到第三天,有居民开始在群里问,有没有周黑鸭、鸡蛋、肉和鱼啊。有居民说,一个星期没肉了,小孩子吵得慌。2月15日,林光联系到白沙洲的一家食品公司,可以提供肉套餐,188元一套,有瘦肉、排骨、鸡胸肉、半只鸭,他们在武昌区,与此地隔一条长江,虽然有货源,但运输很麻烦,得48个小时才能到。

在群里发起订肉时,居民们欢天喜地,一开始限量100份,不到半小时就买光,提高到200份,最后下单180份。林光当天晚上跟食品公司的经理说,不行,必须第二天送到。经理被逼得没办法,第二天晚上五六点送来,林光和志愿者派发到晚上9点。

从2月初到现在,吕佳俊负责的百步亭站点每天大概会收到五百笔订单。90%的订单都是蔬菜和肉,10%是米面油、纸巾、零食等生活用品。日营业额达到两万多,是平日的四倍。每天上线后,蔬菜大概3到5分钟抢光,上万份肉一两分钟就没了。百步亭由于疫情比较严重,可能需求更高。他们这个小站点不过四五十平米,日均业绩却是全武汉最高的。“由于人手不足,我们只好提高效率,按套餐供应,每个蔬菜套餐里有五六种蔬菜。个别居民不理解,抱怨我们提供的蔬菜品种不够丰富,但只有把商品种类减少,打包效率才能更高,供应能力才能随之提升。”

 

等待拐点

从乐山回到武汉的游洱和他的留守员工们,没能将那拨预定的年夜饭付诸实现。如今,餐馆二十多号员工都被安排在附近小区宿舍,严格隔离。厨房里有足够的备货,三名师傅做好饭菜给他们送过去。

游洱的餐馆是2017年10月开业的,主打社区餐厅,一直注重邻里关系,逢年过节,比如端午节,会送些粽子给街坊,和许多住在附近的顾客建立了友谊。疫情期间他们没法正常营业,但常给小区的留守老人送菜。

疫情给餐馆带来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寇天(化名)的农家小院在百步亭附近开了11年,店里60位员工,年前备了10万多的货,损失了近二十万的年夜饭收入。

罗秋是做服装这一行的,她对工作停滞感到担忧。“现在有几个企业在员工不上班的情况下能做到发基本工资的?”她就职的是线下服装门店。“老板自己都撑不下去了,你能要求他什么?去告他么?不可能的。他能活下去就不错。”每次买东西,罗秋都要花掉上千块,疫情时期的花费更多了,况且,“还有房贷呢。”

成东还有三十几个口罩,疫情发生前买的,准备冬天用。他说,11日去领出入证的时候,居委会给每家发了三个口罩。单独包装的,不管一家多少人,一家只有三个口罩。一家四口人,也只发三个口罩。

现在,妈妈每次出门拿一次菜,成东就会担心一次。她会用84消毒液拖地,用酒精擦桌子。除了慌张,就是无聊,“想上班。”她说。

吴淑珍在电话里很健谈。女儿成家后,就不在她身边了,外孙女小时候和他们生活过一段时间,上中学之后回爸爸妈妈那边了,“冷清了很多,搬走了我们也休息一下,但是休息不长,老伴走了。”

吴淑珍有时候身体不好,“是触景生情,我想我老伴了,尤其是家里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但她没有搬去女儿家,“我不愿意离开百步亭,我不愿意到他们那去。他们也很忙的,孩子要读高中没有办法,他们自己家都不住,在学区旁边租的房子,我不能去打扰他们。我身体还好,能吃能走,能说能笑的。”女儿家离她住的地方要一个小时车程,大多数时候都是打电话,问一声“妈妈还好吧”。

以前,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吴淑珍会早上去老年活动室——他们喜欢把那个地方称作“托老班”——看电视、聊天,或者看人家打一会儿麻将,中午吃了饭回家休息。

现在“托老班”暂停了,“幸福食堂”不营业了,她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更多时日的独处。她会回忆起万家宴的时刻,她需要这样的时刻,能够让独自一人的生活有所支撑。

1月18日的万家宴结束后,吴淑珍带着获得“最佳创意奖”的“幸福食堂”回到家里。这道菜在家里像盆景一样摆了几天,直到其中的食材慢慢坏掉,然后,塌了。接下来,百步亭、武汉、湖北,以及全国更多的地方,突然进入始料未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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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24期 总第642期
出版时间:2020年0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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