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的梦

稿源: | 作者: 杨楠 日期: 2021-03-01

“原来我这样一个每天活得这么苦的人,也能做点事啊”

在范雨素心里,她一生的运气都被放置在文学写作上。尽管,她认为自己的成名只存在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

成名后,她依旧住在北京皮村,生活枯燥又孤寂。她在写她心中的科幻小说,丰富驳杂的心灵从2020年的皮村远走高飞,她把喃喃自语落在了薄薄的横线稿纸上。

关于文学梦,她与女儿的想法大相径庭。因为文学梦,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是破罐破摔,毫无希望。

“原来我这样一个每天活得这么苦的人,也能做点事啊。”范雨素说。


文学梦

范雨素因为文学成名,但大女儿范苗苗再也不读文学。今年,女儿删掉了母亲的微信。母亲说女儿是特别踏实的人,觉得不好好赚钱是不务正业。

2017年,育儿嫂范雨素因为一篇《我是范雨素》引发关注;三年后,范雨素已不做育儿嫂。她只在每天上午做小时工,一个月挣两三千元,一千给读高中的小女儿做生活费,七百交房租,剩下的六七百自己生活。下午和晚上,她要阅读和写作。

“我写作是没赚到钱的,云山雾罩的,她非常讨厌、不高兴。”范雨素写道。

在范雨素笔下,范苗苗是她们母女三人中生存能力最强的。14岁那年,范苗苗辍学,开始辗转在不同的饭馆做苦工,再没问范雨素拿过一分钱。

范苗苗喜欢阅读。小时候喜欢看漫画,后来喜欢郭敬明和明晓溪的言情小说。离开学校后喜欢读文学经典和影视原著,比如《多斯的城堡》《了不起的盖茨比》《平凡的世界》《教父》等等。还有励志书,比如《少有人走的路》,一本教人如何解决人生冲突和难题的书。

范雨素估算自己给范苗苗买过一千斤书。那会儿范雨素在北京卖旧书,从废品站里收书,一块五到三块一斤。

我问范苗苗如何看待母亲的“文学梦”,她说,“文学梦,你也说了是梦,是很美好、很向往、但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范苗苗看来,范雨素写自己的经历,写完了就没了。“网红才是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经历来涨粉,作家是创作作品,这不一样。”范苗苗说。

再也不读文学,这是范雨素出名对范苗苗最大的影响。“看文学小说,很容易沉浸在故事里,会让每个穷困潦倒的看书人觉得,自己也能成为写出这种书的人。很多人分不清现实和虚构的区别。想以写小说为生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因为这个梦想放弃所有,变得支离破碎。看历史书,人们只会看到那个成功的人,看不到破碎的大多数人。如果他们换个方向,生活会过得很好。”

可对范雨素来说,正是文学和历史帮助她度过了近50年的穷困潦倒。她读山东郯城的地方志,看到康乾盛世之下的农民们易子而食;读《活着》,想起村里老人说同乡们被抓走充军后客死他乡;读《促织》,感叹只是小小县官,就能逼得老百姓抵押妻子卖掉孩子。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悲惨。”范雨素明白了。

像是打了无数局角色扮演的游戏,每读一本书就经历一次人生。“你对苦难有了预设,等到现实生活中又来了一遍,就跟打了免疫针似的,不敏感不难受了。”

她不为自己难受,但对女儿愧疚。她怪自己没能力为女儿提供必要的读书环境,没有经济能力,没有北京学籍。以及,当她住在别人家做育儿嫂时,得有一个人来照顾小女儿。

愧疚太折磨人。有时候范雨素会自我宽慰,在有的贫困农村,父母不把女娃卖给别家换彩礼钱就是幸运,更别说受教育。范苗苗前几年从全国妇联开设的公益培训中学会了速记,收入还不错。范雨素挺高兴,说就算读个大学,若不是211、985,可能还不如范苗苗。

长大了的女儿与母亲之间的隔阂微妙而普遍。范苗苗同我说,删微信不是因为范雨素的文学梦,即使范雨素这样认为。范雨素也看得开,她说就像自己哥哥曾经与母亲关系也不好,“过了这阵子,时间长了就好了。大女儿对我挺好的,这外套就是她给我买的。”

“如果我有钱,我愿意给我的孩子在三四线城市交个首付。可是我没钱。”范雨素突然激动起来,“我的梦想也不会拖很长时间啊,我不可能说一生都追求文学吧,最多几个月或者一年,我就把这件事结束,老老实实做人。”

“什么叫老老实实做人?”

“老老实实就是去找一份体力活,做育儿嫂或者别的,老老实实做事情。”范雨素说。

另一个梦想诞生于90年代初。刚来北京时,范雨素想每天多赚点钱,在北京买个房。“现在回想,这已经是很遥远的梦了。”


飞机下的蛋

范雨素现在还住在北京皮村,“这两年我的生活很枯燥”,“几乎没有什么人际来往。”

与范雨素的采访约在皮村一家快餐盒饭店里。她在皮村住了十几年,这家店也开了十几年。“人年纪大了喜欢在熟悉的地方待着,有安全感。”范雨素说,“在皮村,开了十年的店都称得上百年老店了。”

对范雨素来说,皮村“方便极了”,长得像老家的五六线小县城,一条热闹的主路,两边都是低矮的门面房。物价也和小县城差不多,理发十块钱,七块钱的盒饭有两个菜,所有生活需求都可以在出租屋附近以低廉的价格被满足。

其他的皮村居民未见得这般喜欢皮村。北漂生活退无可退之后,有的人来到了这个城中村。“我们生活在京城的东郊,和我们生活接近的只有野草、垃圾堆、脏乱的村庄、瞬间坠落的星光及乌托邦似的梦。”一位住在皮村的年轻人写道。

初次造访皮村的外来者很容易被“大飞机”吸引。机身低飞到可以看清机尾上中国国际航空的凤凰图样。这里离首都机场的直线距离是十公里。在皮村文学小组的作品集里,有工友写道:“只有嗡嗡的飞机轰鸣还能提醒自己这是身在北京”;还有人写:“我每次外出,不管是远地还是近地,回来时总会莫名地寻找飞机的踪迹……一看到飞得很低很低的飞机后,我就感觉快到家了。”

前几年,传闻纷纷,说为了城市的发展,皮村居民要被清退。传闻没有成真。今年皮村走了些人,倒了几家店铺,都是因为没熬过新冠疫情。“能赶走人的就是经济,”范雨素说。

皮村的整治工程在去年完成,平房外墙被刷新,曾经印满工厂外墙的“学规矩”和“懂标准”被一片白色覆盖。门面房的招牌如出一辙,旱厕被改成了没有异味的标准公厕。

传说要清退后,一位年轻导演来皮村拍了两年纪录片,一位皮村的文学青年为纪录片写了一首诗,与纪录片同名,叫《飞机下的蛋》。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临近首都国际机场,公交线路众多,是外来务工者的聚集地。这里的楼房大多是出租给外来务工者的公寓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出名

快餐店老板娘问:“干啥呢?采访呢?”

“没有,随便聊聊天。”范雨素应道,然后转头说,“没有人觉得我出名了,除了你们记者,来找我的也都是你们记者。”

她喜欢和记者说话,“特别畅快。”在范雨素看来,来找她的记者既有耐心听她说话,又对现实有透彻的理解。有的记者无需言语,就令她印象深刻。因为那位记者看她的眼神里,“有悲悯之心”。

2017年4月24日,界面新闻旗下的“正午故事”发表范雨素自传体作品《我是范雨素》,引发广泛关注,媒体、学者、出版社一度争相追逐,讨论话题此起彼伏。

发表次日,范雨素接触了五家媒体,发觉自己有照片被拍得很“丑”——看起来憔悴又愁苦。她便不想再和媒体打交道。过了两天,皮村文学小组开了一场关于范雨素的媒体说明会,活动室涌进了史上最多的人流。但范雨素没有出现,投影屏幕有她的一条微信:“因媒体的围攻,我的社交恐惧症,已转为抑郁症了,现在已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

“没去深山,就躺在家里关了机看张岱的《夜航船》。我在皮村就没人认识我,贫穷是我的隐身衣,我照样上街买菜。”范雨素后来说。

在皮村,除了文学小组的人,没人认识范雨素。当摄影师给范雨素拍照,她有些紧张。皮村的治安小队不欢迎外来者四处拍照,范雨素害怕惹恼治安小队;当我们路过她的住处,她希望我们不要举起相机,害怕冒犯到房东大姐。

有时候她觉得,欣赏自己的好像都是知识分子。在一个活动中,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站起来说,他读《我是范雨素》很感动,于是读给自己做体力活的亲戚听,“他说那个亲戚听了没有一点感动。”范雨素回忆,“我是想写给我这样的人看,但我感动不了他们。在家乡外面活着的人都是受了一身伤,受一次伤就长出一块鳞片,一块鳞片就是一片铠甲,很难被穿透。”

这三年来,外界好奇“出名”是否改变了范雨素的生活境遇。答案是没有。

但“出名"改变了范雨素。

“内心更强大了吧,从内心认可自己。”范雨素说,“原来就是每天为了生存到处奔波的普通人,我的生活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我觉得我每天生活的价值就是责任感,我要把我的孩子养好,这就是支撑我活下去的意义。但就像是天降横财,我这样一个穷困潦倒、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每天活得这么苦的人,忽然就有了更高的追求。我突然感觉我的生活也不只是活着。”

她引用了一句自己看过的名人名言,大意是,人类对抗死亡的方式只有两种:著述和繁衍。

“我觉得我能做点什么,”范雨素说,“这种改变你是看不到的。”


“文能穷人”

文学梦曾流动在范家孩子的心中。

范雨素写过有文学梦的哥哥。高考两年没考上后,他打算当文学家跳出农门。“从大哥要当文学家后,家里从来都不吃油了。”“(他)把家里的稻谷麦子换成钱,钱再换成文学刊物、经典名著。没有了粮食,我们全家都吃红薯。”

大哥哥写了几年,没成文学家,只得继续去种地。在村子里,他被称作“喝文的人”,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范雨素崇拜会写诗的小姐姐。“我问她,为啥不去发表。然后做个名震寰宇的人。小姐姐说,文能穷人,她腿瘸了,已倒楣了。坚决不能为文再倒一次楣了。”

文学梦成了范雨素心中难以启齿的秘密。“大哥哥有文学梦,所以我们一听到谈文学梦,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她说自己早不该有梦想了,“梦想是只有年轻人才能高擎的火把。火把会随着年龄的原因,慢慢熄灭,连灰烬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冻成冰块。”

年轻时,范雨素的脸上写着“高傲”与“不可一世”——这是一句自我形容。她爱读书,上课时她都在自己脑子里自编自导看过的小说,“一本叫《梅腊月》的小说,在我脑子里导过一千遍。”

她读《傅雷家书》,羡慕傅聪有一位能谈艺术的父亲,从戏曲、小说、美术到音乐。“我要是也有傅雷这样的父亲,我可能也成为艺术家了,我小时候就这么想的。”

她读知青文学,“里面全是教人逃火车票、偷老乡青菜、摘老乡果子、打农户看门的狗、炖狗肉吃的伎俩”,她读《鲁宾逊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在人间》,乡村少女的心游荡在整个世界。

12岁那年,她给自己改了名,她不再是范菊人,从此,“我是范雨素”。她觉得自己“膨胀得要炸裂了”,决定去南方流浪。书上说“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飘舞;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海南不会冻死人,范雨素决定去海南,用“知青小说教来的七十二道伎俩,逃票去了海南岛”。

但是海南的生活“太苦太难了”。范雨素去给小饭馆刷碗。从早上5点半一直干到天黑,一天给十块钱。另一个流浪的孩子帮范雨素找了住处——一个工厂女孩自己搭建的棚,瓦砖垒起,油毡盖住。范雨素没有遇到坏人,但是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我年龄太小了,一个人在外面无法维持生存,我受不了了,我回家了。”

后来,这段经历被范雨素书写出来时,染上了热带浪漫的阳光:“马路上有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可这种日子会过腻的……我在海南岛上浪荡了三个月,决定打道回府。”


屏蔽模式

年少时在海南的恐惧与焦虑,范雨素在30岁时又经历了一次。在海南时,她担忧自己如何生存,后来,她“总担心把自己孩子饿死了”。

20岁时,她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要看看大世界。“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六年后,生了两个女儿的范雨素不堪忍受家暴,和对方离了婚。她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老家,当家的兄长对她关上了门。

她感觉自己被凌厉的眼神包围。旁人好像已经看透自己的命运:一位带着两个女儿的单身妈妈,没有做工的本事,这一生定就如此,不会有重来的可能。

范雨素变得麻木起来,就像是手机设置了屏蔽模式。“自从我拉着两个孩子想要人帮助、但没有人帮助我之后,我就给自己建了一道墙,把所有人都屏蔽起来。”

她觉得自己脸上的神情变了,不再是少女时期的高傲。她以祥林嫂自况,说脸上都是木讷与讨好。像是鲁迅描写的那样,“(脸上)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另一个变化是,她读文学时能共情了。“从那时就变了,我读书时把自己都代入了,我知道人生就是这么苦。只有不那么敏感,麻木一点,才能活下来。”

她回到北京,开始做育儿嫂。夜里起来哄三个月大的婴儿入睡,她想到被独留在皮村的两个女儿,偷偷哭起来;她把一个孩子从几个月大带到了五岁,然后再也没见过,“你的工作是临时的,大家心里都明白。我其实挺想念那家的孩子,可是觉得你又不能随便打扰人家”;她跟着雇主去了蓝色港湾购物中心,觉得那里真好,怎么那么好,“有一次我在蓝色港湾吃一个炒饭特别好吃,我就把两个女儿都带去蓝色港湾吃炒饭去了,30块钱一份。”

偶尔她关掉屏蔽模式,比如刚出名那会儿,失联已久的亲戚来和她说话,“对我说他们家的兄弟姐妹比我们家强多了。原来我们永远都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怎么了,来说话就是你富你看不起我。”

运气是定额的。“从来没写过,写出来就出名了。”范雨素觉得运气尽数砸给了写作,除此之外,不该有所奢求。


皮村社区工友之家 图/本刊记者 梁辰


说话

范雨素的写作从加入皮村文学小组开始。

六年前,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开办文学兴趣小组,招募志愿者与皮村的工友们分享文学阅读,讨论写作。

范雨素参加皮村文学小组就是为了有地方说话。离开家乡之后,没有人再与范雨素说话。在皮村,没有人与她说话;在雇主家,范雨素不与人说话,这是规矩。

人与人之间若有情谊,那就锁在过往的交往中。朋友圈的点赞透露着善意与关心,留在通讯录里的名字意味着能说得上话的机会。

范雨素觉察自己变成了“原子化个体”,甚至发现所有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体。这是她从书里学来的概念,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公共世界的连接稀薄甚至断裂。所以她在文章中总写家乡,写父母、兄弟姐妹、同乡的村民们,偶尔还写记者。那是她与世界的连接。

“你闲着没事和人说话干嘛呀,你和人说啥呀?聊文学也是在文学小组才会说的,要么人家觉得你有毛病吧。我这一生都一个人走来走去,没人找我说话,我也不敢找人说话。”她说。

但在皮村文学小组里,范雨素话多。有两个女孩说她就像梁宏达,一个口齿伶俐的电视评论人。有一回,她说艺术家应该改变不平等的思维习惯,“让农民工和艺术家这两个词都变成一个中性词,因为我们……终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在现实中这些词却不是中性的。近代以来关于底层如何表述的讨论莫衷一是。悖论在于,底层常常无法自我表述,掌握话语通道的又往往是精英阶层。学者南帆认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

南帆形容底层表达是一种曲折的突围。在历史和哲学的写作中,人们不能遇到大量的贩夫走卒。但文学有底层写作的传统,这曾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也曾是20世纪的五四新文学。有论者指出,破解悖论的唯一方法在于让底层拥有自我表述的能力。

杨宙是范雨素接触到的第一位记者。她用“震撼”来形容自己读到《我是范雨素》的感觉。“震撼来源于感知到她内心世界的丰富。他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丰富驳杂的东西,这个东西跟文学跟身份处境无关,或许有的人写得笨拙,文笔不好,但无法否定这个东西的存在。而范姐幸运的是,她拥有了这份表达能力,为自己的世界找到出口。甚至不能说仅仅是幸运,应该说是她过去的经历以及自己的天分努力换来的能力。”她们认识五年,极少联系,但范雨素经常转发杨宙的报道,或者给报道打赏。

范雨素不认为自己可以为底层代言或发声,也不喜欢“以高高在上的笔调写底层”的作家。“中产看不起农民,也是中产在自己哄自己,大家都是同一个灵魂。”她说。可对于外界来说,范雨素已经展现了不“符合”她初中学历和务工生活的写作能力。接踵而至的媒体陆续问她,你的文章有多少是编辑修改的成分?范雨素看到网友议论:这会不会是张慧瑜的代笔?

“你们不相信我可以,怎么能不相信北大老师的人品呢?”范雨素说。张慧瑜任教于北京大学。


《我是范雨素》

最初,志愿者鼓励工友写自己的故事、身边的故事,是希望能给工友劳苦的生活增加一些精神的调味品。相较对经典的讨论,工友们对分享、点评彼此的写作兴致更大。多数工友不会打字,或者没有电脑,文学小组的发起人小付就在工作间隙把大家的作品录入成电子版。到了年末,张慧瑜自费将这些作品集结印制成当年度的《皮村文学》,放在文学小组活动的小会议室里。“就像是班级出班刊一样,只是为了给大家作个纪念。”张慧瑜说。

2016年,时任“正午故事”记者淡豹偶然看到范雨素印在第一辑《皮村文学》上的文章《大哥哥的梦想》。淡豹认为这文章很独特,跳出读者对工人写作的刻板印象,写出了一位可笑可叹、有航天梦的农民。

淡豹强调,媒体之所以能辨认出范雨素的独特,首先是基于这些作品被印刷成实体后被看到。一个月后,“正午故事”发表了《大哥哥的梦想》。“这使得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写作变成了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文化行为。”张慧瑜说。

在《我是范雨素》引发的讨论中,赞美多于批评。人们认为她的语言纯净幽默,叙事自由,写出了人的生命力与尊严,写出了对平等的主张,还有一位家政阿姨对资本家的反讽——她写自己服务的女雇主,身材曼妙,面容美丽,“可她仍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

一些论述认为,范文的“克制”,将“关注苦难”(比如文中涉及的农民工子女就学、征地乱象、底层婚姻等),转移为“面对苦难的姿态”(比如《人民日报》和《新京报》评论范雨素“精神自由”),给予了阅读者旁观他人苦难的安全距离,符合中产的阅读趣味。因为痛苦的主体可以忍受痛苦,所以观赏者只需表达同情、怜悯甚至感动,不用担心“他们”会来扰乱、质疑甚至反抗现有秩序。

甚至于,范雨素可以成为中产阶级自观的镜像,“聊以安慰的是……他们经历的痛苦或心酸,你能惺惺相惜,你也觉得能因之被了解。”《中国新闻周刊 》评价。而部分人对范雨素的排斥则是“中产阶级对保姆也能写文章感到恐慌”(李祺祺《微信自媒体场域中打工群体“能否说话”》)。

《我是范雨素》发表那年,在文化界发生的事还有,由财经作家吴晓波总策划、旨在记录打工诗人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公映。

在这部影片中出现的几位工人诗人一度备受关注。陈年喜在北京皮村接受采访,用“铁板”来形容社会阶层固化。“你要想把这个铁板破开,真的是特别不现实。不同阶层的人可能会同情你,给你一些帮助,但很难让你进入到他那个阶层”;邬霞上了央视和凤凰卫视,更加看清了“写作不可能改变命运”。

在一次文学小组活动中,一位怀抱文学梦的年轻人表示了他对文学改变命运的期待和坚持——像莫言那样,从高密农民成为世界作家——发文学期刊,拿文学奖项,然后出版作品,实现个人价值和财务自由。皮村文学小组的老师曾经评价他文学素养高,也直言他因高中辍学缺少进入文学圈的文凭。可年轻人热切希望通过文学完成阶层跨越。“如果没有文学,可能你一辈子都是炒菜的、送快递的。”他说。

“你读了书,你就不炒菜?不送快递了么?”范雨素反驳,“我们要找到送快递的快乐,而不是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生就那么长,每天想着改变命运,那就是白活。”

范雨素说她出名就是“内卷”,是“圈地自萌”,是知识分子话语生产的内循环。

张慧瑜主动减少了去皮村的次数,他仍在为文学小组做一些事,但“受到外界过度关注,心里边就不像原来那么自如了”。在媒体蹲守的日子里,张慧瑜觉得自己去皮村甚至带有了表演的性质。对于他北大教师身份的强调,会使得志愿者行为变得具有象征性,“本来是文学的交流,变成北大的老师怎么帮助工人做文学,这很可能变成过度政治化的解读。”

外界适度的回撤,能够给文学小组更大的自由和自主性。“这个东西就像水一样,自然而然地发展可能更好。”张慧瑜说。


范雨素在皮村社区工友之家 图/本刊记者 梁辰


装点命运

《我是范雨素》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于是有人问她,“出名后,你为什么不重新装点你的命运?”

“是啊,我为什么不重新装点呢?”范雨素反问道。她反复咀嚼过出名的那两天,她和第一家前来的出版机构“理想国”签了合同。“理想国”活跃而富有影响力,诚意满满。签约后,范雨素又拒绝了一个“捧着20万”来的出版商。

她还拒绝了一个网络平台的邀约:一个月写四篇短文,一篇一千五百元。“我觉得我写不出来那么多,我做不到。”

与“理想国”的出版合约最终没有落实。范雨素已完成的手稿与通常认知中的小说文体相距甚远,“理想国”希望以文集出版,范雨素则希望以科幻小说出版。漫长的出版周期让范雨素一等再等,最终双方在作品文体、作品完整度等具体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

一位文化圈的资深人士唏嘘道:或许对范雨素来说,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是当时接下那个20万的合同。追逐热点的出版商会立刻帮她把作品都出了。这些圈内人明白,范雨素的出名有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真正的文学竞技场激烈而残酷,只有旋风似的操作才能敛财。

范雨素签约了一家严谨的出版社,对方以对待严肃文学的方式对待范雨素,这其中需要作者和出版社双方不断的沟通和打磨,很难一蹴而就。

这两年,范雨素在写一本“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或者叫“科幻小说”。因为都是手稿,所以只有极少人读过。“我这样写作能力的人中国有很多,写现实的东西写得再好,有多少人看?科幻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看的。”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的聊天短暂绕开了她,绕开了她沉重的过去、飘渺的现在和充满不确定的未来,开始聊起她最爱的科幻小说家特德·姜,又谈到刘宇昆和刘慈欣的小说。她说自己买了“微信读书”的会员,每个月19元,下载了几百本书,太幸福了,根本看不完。那是这场采访中最美妙、轻盈的时刻。

范雨素会躺在皮村的床上思考波粒二象性,心想原来人死之后,思想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粒子,变成了暗物质。“所以人死了之后只是装思想的容器不存在了,灵魂还存在啊,所以各种神秘现象都能解释清楚了。”

她对科学的理解远非精确,有时候量子力学在她看来和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简单。但她想借此传达的观念热切而艰难——“我就想要表达平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的前生是帝王将相,今生是草芥小民。所谓的高层、底层都是同一个灵魂。”

一位读过手稿的人形容说,手稿跳跃性的结构和带有文言感的语言是范雨素的特点,“挺需要正午那样的编辑,能够以范姐的特点为核心把这本书推出来。”

每年都有人问范雨素什么时候出版小说。她回答说还在修改,争取明年就出版。

(范苗苗为化名。感谢汤禹成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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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21期 总第679期
出版时间:2021年0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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