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常中寻找秩序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王佳薇 日期: 2021-03-14

本刊记者  王佳薇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认真审视2020年,大概要将这一年从中拦腰砍半。上半年是与赋闲在家的不确定性共度,下半年则是积极在与找选题、写稿的焦虑对抗。匆忙又虚度。入职《南方人物周刊》之后,我没再认真写过日记。“工作忙”当然不是懒惰的借口

本刊记者  王佳薇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认真审视2020年,大概要将这一年从中拦腰砍半。上半年是与赋闲在家的不确定性共度,下半年则是积极在与找选题、写稿的焦虑对抗。匆忙又虚度。入职《南方人物周刊》之后,我没再认真写过日记。“工作忙”当然不是懒惰的借口,实际上,我也没写好过几篇报道。只是,习惯了以第三人称书写之后,再提笔写下“我”时竟有些惶恐与生疏。

情绪太多,不知从何说起,也恐惧自己任其泛滥,遮蔽我本就贫瘠的理性意识。同时,焦虑感又时刻催促着我,追赶下一个热点,关注另一类群体。总是没能静下来。当然,在无数个寻不到思路的夜里,我常常在心里反思:要慢慢来,不要太焦虑。自然是作用不大。

听说要写这篇文章时,我认真想了很久,要筛选出哪些时刻来记录这荒诞的一年?一旁的前辈明萌对我说道:“这可能是你唯一一次以文章主角身份上本刊的机会哦。”这下更慌张了。你看,记日记果然是重要的。

这一年,每次在向采访对象做自我介绍时,我总有些许的赧然与不实感。“我真的是记者了吗?”我常自问——问句背后透露着担心,担心采访不顺利;也担心即使顺利,却没能把稿子写出来;最大的担心其实是力不胜任。

偶尔会碰到“你为什么想做记者”这样的问题,每次总是如临大敌。好像不认真答出个一二三来,就不够赤诚。

那么,标准答案是什么呢?比起今日,纸媒在我读中学时似乎更加兴盛。当时的我只能仰望,表达喜爱的最佳方式是乐此不疲地流连于校门口的报刊亭,并在不擅长的物理、化学课上偷偷掏出买好的杂志。后来读了李海鹏的《举重冠军之死》,又读了杜强的《太平洋大逃杀》,那份冲击与感动至今都难以名状。

“你很难在这样的时代中找到类似的工作了。”前辈小祥说。的确,记者有天然的职业优势,只用片刻,便能“窃取”别人漫长又精彩的人生片段。它是自由的,同时也是不自由的。我们试图在误解中行走,于罅隙间观察,在断裂中记录。不求撼动什么,只是,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在资本无情榨取的背后,“看见”具体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这一行,总有人前仆后继,也总有人离开。

2019年末,在北京,我和朋友小魏相约一起去听北大的校园招聘宣讲会。我投了南方报业,他投了上海报业。我们相约来年以记者身份见。不过,后来这个约定延迟了一年,直到2021年才兑现。过去半年,我在新身份中踉跄摸索。小魏则功夫不负有心人,投了一年简历后,终于转行成功,成为一名财经记者。

做记者后,和爸妈的聊天内容又增添了分享选题这一项。常常收到两人发来的视频或链接,爸说:“这个话题不错,可以关注。”妈说:“女性课题,这个值得写(她发的是罗翔老师关于“为什么我们要抵制代孕”的视频)。”我常常一边点头,一边无动于衷。因为,手头上的选题就照顾不周,也难以回应爸妈的热情。

另一个悲哀的发现是:拖稿成为常态。杂志社每周二截稿,我一定会磨蹭到周一夜晚的最后一刻交稿。这种状况与我读书时如出一辙。

但是说到底,构思与写作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生活在这个时代,于众多不确定中,文字是我为数不多能抓住的东西。尽管,拖延症将这份快乐碾压得所剩无几,但那又如何呢?如果仅剩下一丁点火苗,我也想好好守护它。

采访则颇像挖洞,一点一滴从对方的只言片语中按图索骥,尝试拼凑出一些轮廓。故事要先说服自己,才能呈现给读者。而我的困扰则来自于如何在过满的世界中挖一个洞。

12月中旬,我去杭州做被造谣“出轨快递小哥”的吴女士的题。抵达那天,余杭区法院宣布吴女士的案子立案成功。我准备开始采访,记者同行薇薇却正准备离开杭州。几天后,她的稿子就发出来了。

采访过程中,各家媒体的报道不断推出。虽然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追不上热度,但那几日,每次打开微博刷到吴女士说自己接受了多少家媒体的采访,就感到“头秃”。

如何在过满的世界挖一个洞?也许世界早就超负荷运转,不需要被挖呢。

幸好编辑黄剑也不太催我,我慢吞吞地一边写,一边发现新东西。后来,稿子没写出来之前,该案由自诉转为公诉。据吴女士的律师顾振华介绍,“一般情况下,侮辱诽谤罪是自诉案件,但是如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就是公诉案件。控方也从吴女士和我们转变为检察机关。”

此时,我却好奇,造谣者心里会怎样想?他们会不会觉得,如果一开始与吴女士和解,结果是否会不同?答案不得而知。出于种种原因,造谣者朗某拒绝了我的采访。但那期间,我和同行小郑找到那家便利店,进去等待对方时,和他的朋友聊了几句。

走出便利店后,小郑在一旁抢先对我说道:“他朋友刚刚对你的态度很轻佻,根本没把你当作一个记者。所以,其实也不难理解,朗某在那个环境做出造谣的事情来。”

我不知回答什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想,是否在他的那个“位置”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来说是伤害?是否文化的改变更加重要?

事件复杂,人也同样。这层复杂背后,我不仅没有拨开迷雾,反而更难以作出价值判断。后来和编辑建平讨论别的选题时,我刚好跟他讲了这一困惑。他说:“你不能这么想,惩戒和文化的改变是同步进行的。所以你的稿子可以引起大家的反思,不也为这种文化的改变作出了贡献?”

但愿如此啦。

想不明白时,除了求助于前辈们。偶尔,我也会将自己的困惑偷偷抛给采访对象,聆听对方的思考。还是12月,前辈小祥要去给杀马特“教父”罗福兴拍摄视频,我趁机一道儿去。聊到兴起时,我问罗福兴,“你现在在和很多媒体、艺术家打交道,身边也有很多杀马特朋友,这些圈子你觉得自己停留在哪个位置?”也问,“你上一次觉得孤独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对方回应道:“现在的生活过于喧闹,我有时候想骑着摩托车,一个人去兜风。”

从农村去城市前,身边人都希望罗福兴能赚大钱。到了城市后,这一愿景并未实现,但农村也回不去了。他觉得自己卡在中间。而圈子,哪个他都不在。“哪里有趣就去哪里,哪里可以蹭口饭就去哪里。”

实际上,和采访对象的每次碰面就像拆礼物,总是没办法猜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而我也在这些不确定的日常中,收获许多新知与快乐。也愈发明白,黄剑老师曾经对我们新记者说的:“能面采的一定要面采。”

而我总是贪心,想要再多观察一会儿,想与每一个受访者建立更深刻的联系。同时,我依然不愿意承认,交浅却偏要言深的职业困境。

这一年,周遭朋友们最多的感慨是:“想要回到那个‘正常’的世界。”我也一边想念,一边却怀疑着:我们真的可以回去吗?

我时常想起发生在2019年夏末的一幕。在学校的餐厅里,我和喜欢的老师一起吃饭,她说道:“你看这就是无常啊,但是我们也要好好生活。”餐厅外的校园墙壁上,涂鸦开始出现,条幅盖过宣传展板。

我没想过,这份无常被打包升级带到了2020年,也更来势汹汹。许多个体不幸离世,许多计划搁置,还有许多眼泪与抑郁情绪不断漫出。

但是,我们也要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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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14期 总第672期
出版时间:2021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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