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的年轻人: “科研还得继续”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王佳薇 日期: 2021-06-20

大家的“袁嗲嗲”走了。几天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笼罩在悲伤的阴影下。胡忠孝说,“没关系的,过几天我们就好了,照样下田。”5月24日,接回袁老的骨灰后,胡忠孝就下田去了,“科研还得继续”

本刊记者  王佳薇  发自长沙  实习记者  景婷婷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永远不会离开”

在袁隆平身边工作十余年,李建武总有种错觉,“觉得袁老师好像永远不会离开。”

2020年12月20日,两人一起在三亚南繁开会时,“袁老师精神状态还特别好。”那场围绕着“超级杂交水稻亩产1200公斤”的研究会议由袁隆平亲自主持,他召集来全国各地的专家,共同讨论如何达成“超级稻”亩产1200公斤的目标。

袁隆平在会议上布置了两个任务,一是单季稻亩产1200公斤;另一项则是,双季稻亩产3000斤。袁隆平倾听二十多个基地的实际情况并部署完成后,两个小时过去了。老人依然神采奕奕,为即将实现的目标而兴奋。

“高产、高产、再高产”的目标几乎贯穿于袁隆平一生,也是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水稻中心”)的年轻人为之努力的方向。

创立水稻中心时,袁隆平54岁。往后的三十余年,无数研究项目在此落地成形,这里也见证了超级杂交水稻从设想到实现“亩产700公斤、800公斤、1000公斤……”的目标。

1982年,袁隆平培育出来的“南优1号”投入推广与生产不到十年时,胡忠孝出生于湖南郴州一位农户家中。彼时,他们家种植的仍是常规水稻,一家九口,仅有4亩田地。产量低不说,还要留出一部分作为来年的种子,“再饿都不能吃。”也因此,胡忠孝对贫穷的记忆深刻,发誓要通过读书,摆脱种田的命运。

“但最后还是种了地。”从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胡忠孝进入水稻中心,担任《杂交水稻》的期刊编辑。他一边做研究,一边下田,“以前虽然在家里种了这么多年水稻,但对科学知识并不了解。”

下田的人没一个是皮肤白皙的,在田里待得久了,胡忠孝晒得皮肤黝黑,头顶一圈头发略显稀疏,“那是日照的作用。”他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在水稻中心,区分一个人研究方向的方法之一是看“肤色”。工作十余年,他从未有过发福的烦恼,一年365天,“我们有360天都在田里”,这样一来,反倒更像农民。他记得2005年初入水稻中心时,在电梯间里碰到袁隆平,袁说,“小伙子精瘦精瘦的。”胡忠孝丝毫不怯场,回应道:“短小精悍。”

真正入行后,下田成为胡忠孝最快乐的时刻。做育种工作,是“累并快乐着”。“我的儿子我可以一个星期不管他,但我一天不看我的田,我整个人都不舒服。”田里的情况每天都不一样,如同新生儿,变化以日为计量单位。

对胡忠孝而言,科研最迷人的部分在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去组织材料。水稻的杂交没有固定套路,每位研究者的思路都不尽相同。百分之九十的情况是,杂交出来的水稻并未按设想生长,那在他看来是很正常的。“所以袁老师不是说嘛,‘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有时,他也会想,1964年7月5日那天,“袁老师如果在家里睡觉,历史不就改变了吗?”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胡忠孝最近忙着播种,四千多份种子,其中有一千多份的材料他还没顾得上记录。做杂交、观察,并写下每个品种的性状、抽穗与分裂时间,他的工作手记攒了厚厚一沓,整齐码放在办公室书架上。

多数时间,胡忠孝都待在田里。随着长沙市的城市化发展,位于芙蓉区远大路的水稻中心周边环境已不再适合水稻种植。三年前,水稻基地搬去了长沙县春华镇,他的工作地点也转移过去。占地四百多亩的基地,他在那儿有二十多亩田。

自由散漫惯了,胡忠孝很少打卡上班。有时醒得早,他习惯看会儿稿子,趁天色微亮,便动身去田里。近40公里的路程,开车要花一个小时。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工作日下田,周末审稿,像陀螺一样,无休无止。

采访当日,胡忠孝刚参加完湖南省委宣传部的出版培训会。他匆匆赶回水稻中心后,没寒暄几句,便开始滔滔不绝讲自己的农学研究之路。办公桌脚下几袋种子随意堆着,那是他这周准备播的种子。

和李建武一样,胡忠孝最后一次见袁隆平是在三亚南繁。对育种科研人员而言,不同生长周期的水稻(早稻、中稻、晚稻)都要观察记录,如此一来,在时间平衡的基础上,“只能长沙种一季,三亚种一季。”每年的11月到来年4月,水稻中心的一大半人员都要到南繁基地做研究,自上世纪60年代起,袁隆平每年都会在此过冬。3月,袁老没摔伤之前,胡忠孝几乎天天能见到他。91岁高龄的袁老不再和他们一起打气排球,年纪愈大,“他的肺部问题愈发严重”,但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谈起水稻时仍精神矍铄。

后来的情况虽大致可以预料,但这些年轻人未想过老人的病情急转直下得如此迅疾。5月22日,袁隆平逝世的假消息释出后,胡忠孝立刻哭了,“心里很难接受。”下午1点,消息证实后,他带着一对儿女赶往水稻中心,去见袁老师最后一面。

“为什么会带小孩?”

“我想等他们长大,一定会记得这一天。”

袁隆平与胡忠孝 图/受访者提供

如父如子

这一天,长沙小雨。

袁隆平去世消息得到确认3小时后,载着他灵柩的车队自湘雅医院出发,经远大路,笔直驶入水稻中心。

一起送行的,还有许多闻讯赶来的市民,细密的雨落在围观者严肃的脸上。灵车绕水稻中心一圈,“沉痛悼念袁隆平院士”的黑色条幅连绵至道路尽头。

吴朝晖顾不上去见袁老师最后一面。作为水稻中心后勤处处长,他忙着安排安保、车队和现场管理,“没有心思哀伤。”

 

有一件事,吴朝晖一直记在心里。年初在三亚开高产攻关会时,袁隆平反复对他说,“你要认真搞科研。”后来回过头再琢磨这句话,吴朝晖估计,袁老是不想自己因为行政后勤工作而把科研放下。

“他一直都要我多搞科研。”2016年,吴朝晖挂任龙山县主管科技的副县长两年后,组织部找他谈话,有意继续留任他。他私下和袁老讲这事,老人说,我都不懂政治。吴朝晖决定放弃,回到水稻中心一边管理后勤,一边继续水稻栽培方向的科研。

2013年,吴朝晖被袁隆平派到山东负责“超级稻”的高产攻关,随后,在青岛市委的提议下,“海水稻”(耐盐碱水稻)的概念成形。

这一概念引发争议,不看好者称,“良田老百姓还不愿意种,还搞什么海水稻。”当地农田抛荒严重,谷贱伤农,农民不愿种水稻。“这种情况全国各地都有,所以袁老师一直提出要补贴粮食。”吴朝晖介绍。

吴朝晖觉得,袁隆平有一颗宽容的心。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是不是水稻中心的人,只要从事杂交水稻事业的,他都高兴、支持。2020年10月,山东耐盐碱水稻实现5%的盐度突破且亩产量超450公斤,这距离袁隆平“亿亩荒滩变良田”的愿望更近了一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试验结果来检阅分析的,不是谁靠吹嘴皮子就能获得工作的认同。”

其他时候,对于吴朝晖来说 ,袁隆平是近乎父亲的存在。袁隆平喜欢叫吴朝晖“吴司令”,觉得他“做事雷厉风行,交代的事情都能办好”。吴朝晖每次在袁老家做客,老人见到他,总会说:吴司令来了,找我什么事?

吴朝晖是袁隆平的第一届博士生,入学时已经31岁。除了科研,袁隆平还关心他怎么不结婚,私下询问他的硕士导师。

袁隆平找吴朝晖到办公室谈话,聊找女朋友的事。“他不直接问,而是讲自己的经历。叮嘱我碰到好的就找,碰到谈恋爱然后又分手,也不要太悲伤。”吴朝晖说。“其他人都没有这个待遇。”一次采访,袁隆平对记者说,你们电视台女生多,给我的学生宣传宣传,看有没有合适的对象。于是,那阵子吴朝晖的手机被打“爆”了。他对袁隆平说,“嗲嗲,你害惨我了嘞”,语气里带着撒娇。后来遇到现任妻子,吴朝晖带她一起去见袁老,袁老很满意,催着他们当年就结婚。

“嗲嗲”是湖南话中对亲昵长辈的称呼。对整个水稻中心来说,袁隆平是大家长,“像父辈一样”。生前,水稻中心的人、财、事他都管,小到3万元以上的经费开支,大到科研方向的规划与任务安排,事无巨细,一一经手、主持。

在袁隆平身边工作了16年的胡忠孝早已熟稔老师的风格,“他安排好任务后,我们就自己去做,不用早晚汇报。他完全放手让你去干。”他对结果当然很关心。“成功了,他很高兴,像个孩子一样。没有成功,他感觉有些闷闷不乐,鼓励大家明天继续搞。”

大家的“袁嗲嗲”走了。几天来,水稻中心笼罩在悲伤的阴影下。胡忠孝说,“没关系的,过几天我们就好了,照样下田。”5月24日,接回袁老的骨灰后,胡忠孝就下田去了,“科研还得继续。”

因为常常在田里写观察笔记,胡忠孝的本子总是沾有泥点

图/本刊记者 王佳薇

在南繁基地,吕启明 (左二) 与他的同事们 图/受访者提供

“在地”性

袁隆平曾说过,“分子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如虎添翼。”这句话后来被完整印刷到了水稻中心综合实验楼一层的墙壁上。

实验楼是2012年建好的,一共8层,吕启明的实验室在一层。博士毕业后,他在导师的推荐下加入水稻中心,那是大楼建好后的第三年。“我们都知道杂交水稻的产量比常规稻要高,我们想把它的内在影响基因挖出来。”他的研究偏向基础研究,围绕杂交水稻的遗传规律展开。

读博时,吕启明很少下田,多数时间闷在实验室里做基础研究。水稻中心讲究“在地”性,研究人员也要下田,到全国各地的基地取样、观察。问题总是不断涌现,他们直接面对水稻生长中的问题,一一研究,寻找解决之道,比如耐盐碱水稻这一品种的应用。

吕启明喜欢下田。他读博时的多数同学进了研究所,有些留在高校。时间久了,与他们交流时,他发现,对方在他们自己的研究方向上非常地深入、精细,“但是离生产远了点”。习惯了实验室和基地两头跑之后,他觉得“多接点地气好一点”。

这点与唐丽不谋而合。她小时候在安江农校长大,1984年袁隆平从农校离开时,唐丽一家搬进了袁隆平住过的水塔下的房子。那年唐丽才两岁,对袁隆平印象不深。父亲也是做育种的,唐丽童年时很少见到他,觉得他像候鸟,辛苦,但“很有奔头”。

唐丽的第一份工作是做老师,后来加入了水稻中心。她记得刚来那会儿,实验楼还没盖起来。“那个时候分子技术平台还是很弱,每年经费可能就是三四万,不像现在,每年国家会拨款几百万支持。”

吕启明入职的同年,唐丽由行政岗位转到了研究岗,研究低镉水稻。“袁老师一生都在为粮食安全做贡献,他追求产量,我们追求粮食质量安全。”唐丽说。在袁隆平追求产量的前提下,水稻中心的这批年轻人在背后研究抗稻瘟病、镉低积累水稻分子育种、杂交水稻亲本遗传规律等。

年轻一代研究者可能面临的窘境,邢俊杰都碰到过。2013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他决意投入抗稻瘟病的研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抗稻瘟病研究当时在国内颇为小众,光是筹集资金组建实验室和团队便尤为困难。后来袁隆平亲自拨款,研究才得以进行下去。

类似的故事,时常在水稻中心上演。如果有足够耐心追问,每个人都能讲出些自己与袁老师的联结。

似乎没人能否认,“有袁老师这棵大树在,只要你做出什么东西来,基本上全国都能够看见。”

过去三十余年,袁隆平的声望护佑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而占地不大、位于长沙马坡岭一隅的研究院有着数个国家级平台、水稻国家工程实验室。

袁隆平去世后,对于研究中心的年轻人来说,接下来便是如何走的问题。“一下子感觉失去很多,以前很多事情都是袁老师为我们操心,亲力亲为。”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当天下午,李建武计划要去参加水稻中心举行的科研会,后来因为人不齐,会议延期了。“慢慢地,我们肯定要把这个思路理清楚——把袁老师的精神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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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21期 总第679期
出版时间:2021年0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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