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不仅要减,还要加 | 专访教育专家陈志文

稿源: | 作者: 徐梅 日期: 2021-08-09

“仅仅靠教育减负是不能解决深层矛盾的。相反,因为焦虑,一味减负,反而制造了校内减、校外加的窘境。”

​“教师寒暑假要取消了”“暑期托管将变成第三学期”……7月13日下午,教育部举行新闻通气会,针对传言作了澄清和解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称,“这样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教育部办公厅已于7月9日印发了《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提出要统筹合理安排教师志愿参与托管服务的时间,依法保障教师权益,既要保障教师暑假必要的休息时间,也要给教师参与暑期教研、培训留时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针对学校托管恐变成变相补课,甚至成为“第三学期”的猜测、担忧,也提笔撰文称,“假期有其独特的功能”,绝非可有可无。“两千年前《学记》即阐明‘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的藏息相辅原理,暑期托管若演变为学生的第三学期就违背了这一基本原理,必然对学生成长造成伤害,直接影响后续的学习品质,长远损伤学生的学习兴趣、爱好和自主性。”

储朝晖呼吁各地教育管理部门在积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同时,“需要严格将假期活动与学期的就学区分开来,严密筑牢不得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这道防线,不得暗中将假期托管变成复习班、补习班,尤其要防止各校之间暗中攀比造成整体恶性后果。”

“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在大力整顿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让学校发挥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这是对的,也是必须要做的。”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是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成员,也是全国普通高校就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他长期从事青少年成长与教育治理的研究,近年参与了学前教育、教育惩戒、教育评价改革、高考改革等领域的政策调研与制定。他认为,传言盛行显示出家长对这轮教育治理情绪复杂,“需要认真对待、实事求是。”

▲陈志文

目前这轮教育治理被称为“史上最强”。自2021年4月以来,多家知名教培机构被北京市教委通报,随后又被北京市场监管总局处以50万元的顶格罚款。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为“双减”),指出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完善相关法律。

6月15日,教育部召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主要职责包括,会同有关方面拟定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指导、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社会竞赛等活动。

伴随着靴子落地,受罚教育机构迅速扩大到了15家,罚款金额累计达到3650万元。在线教育领域的龙头企业的股价纷纷下跌,其他围绕教育培训开展业务的上市公司如中公教育等也受此波及,股价出现了持续性下跌。大教育板块近三年来在资本市场的高歌猛进戛然而止。

陈志文接受本刊专访时简要回顾了教育治理历史,“我印象中第一次大规模治理校外辅导班是1998年,当时北京关停了所有培训班。之后在2008年、2010年、2013年、2018年,都出台过治理和减负政策。今天回头看,辅导班在一轮轮治理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学生负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到底为什么?”

他感叹,人们常说中国孩子是世界上教育负担最重的,“这个总体结论应该没有错”,“既然负担重,为什么还反对减负?最近二十多年来,减负是继治理应试教育之后,教育部门持续不断地强调的教育大政方针之一。但是,政府殚精竭虑的减负政策,却不断遭到一些家长反对。出力不讨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有必要冷静分析这其中的原因,使得这一次的‘双减’能够让老百姓满意。”

运营着一家青少年户外运动平台的张女士有两个儿子在校学习,既是户外教育产品的供应方,又是学校教育产品的体验者。她道出了教育需求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张女士笑言,自己的工作就是带着孩子出去“野”,但要玩出名堂家长才乐意买单。“很多家长是两手抓的,既重视应试,也利用一切时间在素质教育上投入。如果你提供的内容不符合家长的要求,他们会非常生气,因为耽误了孩子宝贵的时间。”

“大家对海淀家长有很深的误解,好像他们只关心孩子的学习。其实,北京最酷的青少年户外运动项目,很多都是从海淀妈妈群里开始热起来的,比如科学探洞、飞拉达攀岩、扎筏泅渡等等。”“海淀妈妈”在张女士的客户群体中是最令她尊敬的,她们大多衣着朴素,“但购买项目的时候,只要内容过硬,孩子真能学到东西、玩出名堂,她们非常舍得。”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外地科考,“那个项目带队老师是一位国家级地质专家,尽管吃住都非常简单,酒店只有三星级,价格却比同路线的高品质旅游团贵了三倍,但海淀家长们非常认可这个团。”

她的暑假项目都卖得很好,“孩子辛苦了一个学期,家长们非常乐意让他们到户外放松一下,还能学到一些实用技能。”她家老大念初三,上初中以来没有间断过一对一的网上补课,“我经常为他感到难过,觉得他太辛苦了,但儿子自己却说还行,说班里同学也都这样。”张女士说,她和丈夫最近一年考察了不少地方,“我们考虑给他转到国际学校,这样孩子在学校学习的深度宽度都有了,课外反而可以多发展业余爱好,多运动。”因为疫情,他们不得不暂缓送老大出国。

老二刚上小学,“学校给我们发了暑期托管的通知,30块钱一天,对于有需求的家庭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但我就不考虑了。”她把老二送到了一家机构的暑期英语班,一个月费用将近一万五千元,“十岁前是孩子的语言敏感期,这家都是外教教英语,有自然拼读,还有学科英语。”

陈志文认为,“减负,不只是减,还要加,比如校内这一块”,不是简单地一刀切,片面强调轻松快乐,“因为这可能就不是家长所想要的。只有切实提高校内的教育质量,才能把学校教育这个主战场做好,釜底抽薪,减少教育需求向校外培训机构溢出的空间。”


▲2021年4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晨光社区儿童之家外,社区志愿者在课后托管时带领孩子们户外游戏 图/新华社

 


“增加课后服务是尊重国情”

人物周刊:教育部这次通气会上还有一个重要信息发布,“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前一段公众注意力都在主管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上,最近的重心感觉移到了学校。

陈志文:前段时间,人们可能感觉主管部门在做减法,而增加暑期托管服务和秋季学期的课后服务,更像是做加法。大家现在都知道“双减”这个提法——减轻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怎么减,如何能够减下来,最根本和首要的是“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要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满足家长的教育需求,有很多加法要做。

我们先看课后服务,这个针对的是“3点半放学”的教育需求痛点。教育部对此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保证时间方面,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公立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对家长接孩子有困难的,还要求提供延时托管服务。虽然大家对具体执行还有一些顾虑,担心走形式或者走极端。但我个人觉得这些是学校应该提供的服务之一。至于如何提升服务内容、质量,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在“减负”这个问题上,不能只是批判校外培训乱象,还要检讨为什么校外培训会迅速扩张做大。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学校教育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出让了主阵地,把教育需求推给了社会,推给了市场。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的国情,大多数家庭都是父母都有工作,这是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下午3点半就放学,绝大多数工薪家庭在接孩子放学和放学后陪伴看顾上是有困难的。

咱们学校把这个需求推给社会之后,托管市场很快热起来了,有一个机构上市主打的就是“托管业务”。2016年,我与某上市教育公司一位副总探讨他们为什么发展这么迅速时,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3点半放学,家长还在上班,孩子上辅导班总比上游戏厅强,对吧?”

这句话很刺耳,但说得非常实在。是我们把孩子推出去了。

人物周刊:但学校能够承担这么多吗?

陈志文:这个核心指导思想是学校提供一种选择,对学生和家长来说是可选的。比如,暑期看护是学生自愿,强调普惠,贫困家庭还可以免费。对老师来说,也是志愿报名参加。前段时间跑出来很多妖魔化的说法,说成不放寒暑假了,没有周末了,老师们也没有假期了,等等。我奇怪这个言论怎么来的,背后是不是有推手?

当然,也可能是老师惶恐。我们也得承认,可能在执行上会存在老师被裹挟的问题,但是财力具备的地方,更多会委托第三方进校,提供假期看护和课后服务,不见得都需要本校老师。同时,学校是暑期托管的主体机构,但也鼓励街道等其他机构参与举办,核心是给家长与学生多一个选择,而不是只能去商业培训机构。

 


“市场仍然应该发挥调节和补充作用”

人物周刊:从你的观察来看,这一轮的减负与此前数轮教育治理有什么不同之处?

陈志文:这一轮我们俗称“双减”,就是校内校外两头都减,因为这些年出现了校内减下去、校外长出来的尴尬现状。这一轮的治理重点,首先是充实校内主阵地,因为只有校内治理好了,才能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把大部分的教育需求在校内解决了,真正让老百姓满意,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教育溢出,也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或者减少家长的经济负担。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称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再造了一个教育体系。

陈志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这个问题。就这次“双减”来说,公众舆论议论比较多的是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整顿与监管。其实中央文件说得很清楚,第一步是解决校内的问题,提高质量,尽量满足各种教育服务。第二才是规范治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今年6月15日,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承担面向中小学生 (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会同有关方面拟定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机构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说白了,就是跟管学校一样把培训机构给管起来。过去在这方面是无序发展的,在资本过度逐利的驱动下,存在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这种校内校外统一标准的管理方式,会不会使得教育市场的补充作用受到抑制?

陈志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总体上是支持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规范和治理的。但我觉得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就是抓重点、划红线、定原则,但不宜过细。比如,治理学前教育时明确提出禁止相关机构上市,有力地遏制了学前教育过度逐利的混乱局面。比如,有一个幼儿园,仅加盟幼儿园就有六百多家,加盟是什么概念?这套完全出于逐利的商业操作移植到教育上,是可怕的。我们目前教育类上市公司二十多家,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需要认真考虑从资本介入层面加强监管遏制了。

第二个就是服务内容的管控上,需要根据校外培训机构的定位作出合理规范,不宜像校内一刀切。校内教育是主体,保基本,校外培训机构是一个补充,尤其是针对更高教育追求的家长和学生。

我们也需要承认人是有差异的,校内教育吃不饱怎么办?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是很高的,如果合理的教育需求被抑制、被挤压出去,就会变成偷偷摸摸的上门家教,家长的成本更高,并且还有安全隐患,监管的难度也更大了。

人物周刊:像我采访的张女士那样的家庭在一二线城市非常多,他们的教育需求如果都由学校来承担,对学校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陈志文:是的。这个也涉及到校内和校外两块儿。就校内而言,如果我们只是把学生的时间抢回来了,比如说假期看护,如果只是把孩子集中起来看着,只有托管服务,肯定会有一部分要走出去,还是要去选社会上一些更有价值、更吻合个性需求的课或者项目。可是麻烦又来了,如果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服务内容也受到限制,无法满足这些个性化需求,那么,老百姓的感受不是在为他们排忧,而是添堵了。


▲2021年7月19日,杭州,暑托班的小学生在文龙巷小学教室里完成暑假作业 图/视觉中国

 


“教育改革解决不了背后的社会问题”

人物周刊:很多家长也希望孩子的童年、少年时代能够轻松快乐,但是小升初、中考分流、高考都是现实压力,家长们纠结也无奈。

陈志文: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家长的教育需求是从社会评价体系里倒逼过来的,归根结底是社会竞争的问题,是社会竞争前置到教育了。如果对孩子发展有高期望,还希望快乐没有负担,是不现实的,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教育理念与制度下,都是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从过去的减负治理看,的确出现了每治理一轮,校外培训市场反而增生扩大的现象。

陈志文: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师的质量,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以最大程度在学校内满足不同能力学生的教育需求,把负担降到最低,这是最理想的。但遗憾的是,过去“减负”虽然说的是减去“多余的”学业负担、心理负担,但一些地方的减负做法,变成了“全部减”、“必须减”,必须轻松没有负担,这必然导致一部分有更高追求的家长的反对,也给了培训机构机会。

但教育需求是客观的,这边压下去了,那边就长了出来。近几年,伴随对学校的强力减负措施,学习负担大规模向课外辅导班转移,形成了所谓的课内减下来、课外加上去,客观上造成了课外辅导机构风光无限。

人物周刊:但当下学生负担过重的确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陈志文: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比较多,成因复杂。但根本原因不在教育。比如,有很多人批评说,如果要减负,高考就需要降低难度。果真如此吗?

前段时间各地分数线公布,一方面是逼近满分的高分考生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各地录取分数线之低,也刷新了我的认知。黑龙江,理科本科线仅有280分,比西藏汉族理科线都低。不只黑龙江,大部分省市的本科线也只有三百多分。满分750分,三百多甚至280分就可以上本科,大学这个门槛还能更低吗?

2020年全国高考绝对录取比例已经超过了90%,考不上大学已经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教育焦虑还如此激烈?是高考的问题吗?显然不是。

人物周刊:教育焦虑背后是社会评价,社会焦虑?

陈志文:是的,人人都是大学生,就看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这是所谓教育焦虑的根本原因。

2018年,某市调整落户政策,对于优秀人才不再按部就班计算积分,探索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优秀高校毕业生直接落户。但在这个落户新政中,对于北大清华应届毕业生加了一个限定词:“应届本科毕业生”。因为清华北大研究生多数本科不是清华北大,所以不算。这几乎就是用高考分数直接衡量。你是否优秀?看高考分数。

其他地方政府也一样,如果不是著名大学毕业,连参加竞争的机会都没有。比如,某省省级定向选调生严格限定了15所高校毕业生,某市限定的是10所985高校。各级政府都如此,更不要说各种企业了。上什么样的大学是不一样的,因为用人单位会在意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

社会评价如此。仅仅靠教育减负是不能解决深层矛盾的。相反,因为焦虑,一味减负,反而制造了校内减、校外加的窘境。

人物周刊:这个深层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目前而言,应该如何增加、优化校内教育供给?

陈志文:一方面是提高教育服务质量,中央文件表述得很清楚,“应教尽教”,并根据特殊国情文化,不轻易照搬别国公办学校的治理模式,尽可能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务,解决老百姓的刚需,比如课后的延时服务、暑期托管之类。

其次,就是上不封顶。人是有差异的,因材施教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中国家长过高的教育追求这一现实,在减负上做出一定的妥协。对于天资不同、优秀爱学、有高期望的学生,需要考虑在校内给予足够的拓展空间和资源支持,比如美国普遍的天才班、AP课程(大学预修课程)等就是典型的一例,让学生在校内可以得到学习满足,而不是校外。否则,主阵地夺回来了,却发挥不了效应。最大程度上在学校内满足不同能力学生的教育需求、不同家长的教育追求,把负担降到最低,这是最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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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27期 总第685期
出版时间:2021年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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