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阴霾下的东京奥运会

稿源: | 作者: 陈洋 日期: 2021-08-13

主办一场全球最大规模的体育赛事,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而言,都是一场巨大的考验。新冠疫情则让主办方在健康、经济、社会、政治等要素间的权衡变得更为复杂。一场史无前例的奥运会正拉开帷幕,在“国家紧急状态”下, 20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日本多个城市进行为期17天的比赛。愤怒与期待、

启程
 
2021年7月12日21:42,东京成田机场,春秋航空日本IJ254次航班刚刚打开舱门。杨学健被通知优先出舱。
 
这架飞机一排6座,隔位落座,上座率大概为2/3。杨学健的座位靠后,出舱必须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除了在日本工作或读书的年轻人,这趟航班老年人占比很大,许多是到日本帮忙照看孙辈的。东京已夜色深沉,人人归心似箭,杨学健有些不好意思。
 
“人家是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几位老人悄声议论。另几位座位靠前的老人则直接喊出了声,“加油啊!多拿几块金牌!”
 
杨学健心头一暖。没时间解释,他连忙扭头、鞠躬,笑着应道,“多谢多谢!一定努力!一定努力!”自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出发后,他一路上收获了许多祝福,来自机场的工作人员,也来自一同候机的陌生人。 
 
杨学健刚满30岁,有着举重运动员般健壮的体形。他确实是为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而来,但身份是赛事保障人员。他就职的河北张孔杠铃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孔公司”)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举重器材独家供应商。彼时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11天,杨学健需要提前到达会场,负责场地和器材安装。
 
▲7月14日,杨学健进入比赛场馆后开始铺装举重训练台 (杨学健供图)
 
从机场工作人员那里,他得知自己是中国首个持2020年东京奥运会工作证明的出境人员。未来一周,全国将迎来奥运出境高峰。
 
然而,所谓的“高峰”较往届奥运会将大打折扣。
 
2021年3月,东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已宣布本届奥运会及残奥会不再接待国外观众。根据《朝日新闻》早前的报道,已经售出的海外观众门票约60万张。5月,官方进一步宣布减少赴日海外人员名额,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官员、国际奥委会成员、媒体等,数量由最初预估的20万人降至94000人。
 
▲2021年7月19日,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抵达东京成田机场  图/新华社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这还是张孔公司首次派遣员工执行海外赛事保障任务。就举重项目而言,直到2021年4月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亚洲举重锦标赛暨东京奥运资格赛,大规模的现场赛事才得以恢复。
 
这并非杨学健第一次到东京。2019年奥运测试赛期间,他曾和同事一起在东京国际会议中心工作过,对比赛场馆和流程已经比较熟悉。按照当时的计划,奥运会正式举办时,张孔公司会派出一个10人的赛事保障团队。
 
然而,两年后的这个夏天,重返赛场的只有杨学健一人。日方代理会协助雇佣10名左右的本地工人配合他施工。“成本高了许多,但多一个人来日本,就多一份风险,”杨学健说。
 
缩减赴日人数的国内供应商并非张孔公司一家。
 
石家庄英利奥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利奥”)是东京奥运会3×3篮球地板独家供应商。英利奥将本次奥运会的地板铺装任务全部委托给了当地团队。对方会依据操作视频执行,成本由英利奥承担。
 
成为奥运会供应商的价值,不只在于有权使用这一称号进行广告和市场营销活动,更在于能借这一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全球赛事,建立广泛连接,争取订单。即便疫情导致赴日名额严重缩水,各家企业还是希望能最大化利用这次得来不易且一波三折的机会。
 
 
 
风险
 
5月前后,张孔曾收到组委会发来的《东京奥运规则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共54页。杨学健学习了近一周,内容涉及赛场内外的各项防疫安全细则。比如,“不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与运动员保持两米距离,与其他人保持一米距离”“避免不必要的接触,如拥抱、击掌和握手”“不要在电梯等封闭空间说话”“除住宿地外,只能前往注册过的奥运场馆和许可目的地列表中规定的额外地点”……
 
在导言的“责任与风险”部分,《手册》明确指出,尽管采取了许多谨慎措施,但不能完全消除疫情隐患,如果同意参会,参与者需“自担风险”。这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推出此类规则手册。
 
▲2021年7月21日,东京有明体育馆,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观看队员训练  图/新华社
 
除了工作,疫情是杨学健最担心的事。
 
出发前一天,他刚刚完成第三针新冠疫苗接种。他携带了两个行李箱,其中一个的大半空间被各种消毒防疫物资填满,包括一百来个医用外科口罩、50个N95口罩以及400片酒精湿巾,还有为返程航班准备的防护服。
 
他一度失眠,可临近出发,心态反而平静下来,“担心还是有的,但更多是对比赛的期待。在这么特殊的时期,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奥运会,会成为奥运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杨学健到达东京千代田区的酒店时,已接近7月13日凌晨1:30。从机场到酒店约一小时的车程里,他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奥运气息。
 
他想起之前在飞机上和周围乘客聊起日本国民对东京奥运会的态度,一个共识是“反对比例非常高”。给出相同答案的包括一位在日本做了多年生意的女士、一位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的25岁男青年、在日本做生意的一家人,以及两三个回日本探亲的老人。
 
作为奥运相关人员,杨学健是无签证“特例入境”,不需要像普通入境人员一样居家隔离两周。但在到达日本境内后的14天内,他每天都需要接受唾液采集形式的核酸检测。每天早晨,杨学健会自行采集唾液,在网上完成条形码登记,再将采集瓶自助递交到场馆附近的指定收集点。
 
到达日本第二天的午餐时间,杨学健第一次踏出酒店。为最大程度减少摘口罩的时间,奥运开幕前的日子,他都打算在便利店买简餐带回酒店房间吃。
 
酒店距离比赛场馆步行仅要七八分钟,附近就是繁华的银座商业区。和2019年相比,街景一如往昔,奢侈品店、免税店、专卖店林立,路人行色匆匆,但气氛已完全不同。口罩遮住了人们的面庞,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外国游客也不见了踪影。“当年来的时候,中国游客特别多,走在街上,身边一会儿飘来东北话,一会又是河南话……”
 
▲7月21日,奥运会举重比赛训练场。所有的参赛队被分成四个组。每天每组有2小时训练时间,每组训练结束后的半小时,志愿者会对场地和器材进行消毒整理 (杨学健供图)
 
7月14日到16日,是张孔公司与组委会约好的设备安装时间。安装日程是几个月前就与日方敲定了的,精确严谨到每个小时要完成什么任务。“总共有五十台训练台、七十几副杠铃、几十套训练器材,工作量很大。”举重比赛正式开始后,杨学健也需要每天盯场,做好赛事保障。
 
前后29天,他将在东京度过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
 
 
 
“紧急状态”
 
7月9日晚,7点半刚过,东京武藏野市,颜妍和同事们走出办公楼时,外面正下着雨。这一天是“花金”(はなきん,即“愉快的周五”),大家约好去公司附近的商业街吃晚饭,顺便继续谈工作。
 
颜妍从事动画产业,公司上班时间通常从上午10点左右到晚上八九点。但4月以来,东京政府接连发布“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和“第三次紧急状态”,要求餐饮店等将营业结束时间由晚9点提前至8点。日本的外卖行业不发达,公司为保证员工能吃上晚饭,允许员工提前出来吃,然后返回办公室继续工作。每周五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工作,可以7点多下班。
 
公司附近有条商业街,散布着大大小小一百来家餐饮店和居酒屋。通常7点左右总能找到餐厅吃饭。即便考虑到“花金”,八个人打散,分成两拨就好。可没想到一行人挨家挨户打听了近40分钟,连两个人的座位都找不到。
 
许多店铺要么人满为患,要么有空座位,可打工的人手不够,服务不了。受疫情影响,很多餐饮店都面临经营压力,不得不削减人力。一些餐厅则直接表示已停止点餐。颜妍注意到,大多数店铺门口都贴着最新通知,告知顾客从12日开始,政府要求餐饮店8点必须关门,7点起暂停点餐,并且停止提供酒精饮料(卡拉OK等需要休业)。
 
“12日”是东京地区进入第四次紧急状态的起始日期,距离解除第三次紧急状态仅过去了22天。最新的“紧急状态”将持续到8月22日,涵盖整届奥运赛事。
 
▲7月19日(周一)晚八点左右,颜妍公司附近的商业街,人流稀少 (颜妍供图)
 
临近晚上8点,聚餐无望,同事们只能饿着肚子原地解散。颜妍住得离公司较远,只好去便利店觅食。最后,她在下着雨的街角屋檐下,就着瓶装水吃完了肉包。
 
自2010年到东京大学念研究生和博士,颜妍已经在东京生活了11年。在她看来,频繁的“紧急状态”已经让民众有些疲沓。“该上班还得上班,该出门还得出门,人流量丝毫没有变少,只是可怜了那些平时不在家做饭的上班族,越来越没有地方吃饭了。许多同事已经把附近超市所有品种的速冻食品都吃了个遍。”
 
“所谓的‘紧急状态’,其实就是‘劝你善良’。问题是政府其实没有任何手段能够不让你怎么样。”这也是颜妍觉得“紧急状态”实际意义有限的原因。
 
7月8日夜里,颜妍曾收到“Covid-19 Contact APP”(注: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查询APP)发来的提示信息。6月中旬从中国返回日本时,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颜妍安装了3个防疫相关的APP,这是其中一个。据官方介绍,这款由日本厚生劳动省推出的APP可以通过蓝牙功能,帮助用户判断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过近距离接触,界定标准是“1米以内、15分钟以上”。
 
提示信息显示,颜妍在两天前可能与一个确诊病例有过近距离接触,如果她担心自己可能被传染,可以给当地的卫生所打电话。除此之外,没有更多具体信息。
 
6日当天,颜妍曾搭乘新干线前往京都。除了就职于一家动画公司,她还在京都一所大学任教。颜妍猜测,可能是同车有乘客确诊了。考虑到没有在密闭空间和可疑的人接触过,她觉得没必要去做核酸检测。“在日本,想做核酸检测需要先电话咨询。我有学生打过电话,结果不发烧就不给测。挺麻烦的,想想几天也就过去了。” 
 
▲7月19日,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倒计时广告牌 (颜妍供图)
 
颜妍老早就放弃每天盯着手机查看新增病例。“公司也不会说让你不工作了,很多地方还是需要见面开会,既然人生还要继续,不如让自己心情好受点。”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最新统计,截至当地时间7月22日18时45分,日本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397例,时隔2个月单日新增确诊再次超过5000例。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专家观点称,照此趋势,东京都在8月上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超过3000例,8月下旬可能超过5000例。
 
 
 
奥运氛围淡薄
 
在颜妍看来,同样疲沓的还有日本民众对东京奥运会的态度。“都抗议成那样了,还是要办。那无所谓吧,爱咋地咋地,这是我的同事和朋友们最常见的想法。” 
 
事实上,奥运氛围淡薄,主要原因不只是各种赛事防疫措施,更在于日本国内对东京奥运会的反对情绪。
 
2021年以来,日本多地都曾爆发针对东京奥运会的抗议活动。
 
5月14日,东京医师协会在致日本首相菅义伟的公开信中表示,医院已经不堪重负,面临医务人员和床位的严重短缺,呼吁取消东京奥运会。该协会由约6000名医务工作者组成。《朝日新闻》6 月 21 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则显示,62%的受访者认为奥运会应该推迟或取消,仅有3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6月,颜妍也曾就这一问题在班级课堂上做过问卷调查。回收的85份问卷中,有74.1%的人表示“不支持”,“支持”的仅占15.3%,剩下都是“无所谓”。接受调查的学生大都是18岁左右的大一艺术类学生,七成左右为日本人。
 
▲7月19日,东京街头,市民在长凳上休息,背后是东京奥运会会徽 (颜妍供图)
 
“其实早在疫情暴发前,很多人就不支持举办奥运会。最主要的质疑是乱花税金。”颜妍回忆说。
 
2011年9月,东京位列申办2020年奥运会的六座城市之一。在此6个月前,刚刚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缓慢复苏的日本遭遇了一场9级大地震。地震引发海啸,并造成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
 
地震发生当月,日本曾表示,灾后重建将耗费约25万亿日元(注:按照当时汇率,合计约3090亿美元),这场灾难被描述为“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遇到的最大危机”。同年,“超级日元升值”再度袭来,给出口依赖型的日本经济又一沉重打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即便有“重建需求”拉动,日本201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仅为-0.115%。
 
检索当时的报道,最典型的质疑在于:“大地震刚结束,不把钱花在善后重建,反而拿去盖场馆。”虽然政府的说法是,举办奥运会正是为了刺激经济复苏,但反对奥运会的情绪一直存在,只是并未形成较大规模。
 
根据2019年12月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发布的经费估算,举办奥运会的经费开支总额超过1.35万亿日元,主要包括会场建设费、运输费、警备费等。奥组委、东京都和中央政府分摊金额分别为:6030亿日元、5970亿日元、1500亿日元。同年举办的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上,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曾公开表示,到2030年,奥运会给日本带来的经济效益将高达3000亿美元。
 
▲2021年7月19日,东京奥运村运动员餐厅内,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中国赛艇队的运动员合影  图/新华社
 
除了预期的经济“大饼”,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曾被日本政府寄予政治厚望。举办一场全球最大规模的体育赛事,是向世界彰显日本已经走出灾难阴影,特别是改变福岛公众形象的绝佳机会。就像1964年东京奥运会承载的政治期待一样:“日本正从灰烬中崛起,日本回来了。”
 
然而,新冠疫情暴发及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几乎让所有的“加法”变成“减法”,更带来了本土舆论的巨大翻转。
 
奥运会被迫延期,“拉动经济”的愿望因收入落空、经费激增等现实蒙上了浓重的阴影。2020年12月,组委会公布的最终经费估算显示,延迟的东京奥运会将至少花费 1.64 万亿日元(159亿美元),较2019年底的预算增加了约21.5%,是申奥时预算的两倍多。
 
▲2021年7月22日,日本选手杉原爱子在日本东京有明体操体育馆训练  图/新华社
 
在颜妍看来,从去年到今年,日本公众对于奥运会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去年东京奥运会刚刚宣布推迟后,那个夏天,还是有一些商家会推一些奥运限定款、奥运套餐或者奥运纪念版商品。
 
去年7月,东京的夏日折扣季,奥运相关产品也参与了“跳楼大甩卖”。颜妍一直热衷于收藏各种吉祥物,趁着折扣季,她入手了一件白色的奥运会文化衫,原价2500日元(约合147元人民币),“跳楼价”仅要800日元(约合47元人民币)。
 
“当时大家都很丧,就会想哪怕延迟一点,还要不要开啊,如果还是能正常举办,会有一种太阳照常升起的感觉。可今年大家已经习惯疫情期间的生活,不需要所谓的‘冲喜’,反而会讨厌一些麻烦的事情。本来疫情已经控制住了,为什么还要办奥运会,让大家身处危险之中,”颜妍感叹道。
 
如今,颜妍已经找不到那件文化衫了,“也没法穿,穿出去就有点黑色幽默了,你到底是支持这件事儿呢,还是在嘲笑这个事儿,说不清楚。”
 
 
 
不安
 
角林元子(Motoko Kakubayashi,以下简称“元子”)曾畅想过和丈夫一起坐在新国立竞技场(注:奥运会主会场)里为运动员们加油。
 
2019年上半年,东京奥运会售票官网开始了面向日本民众的第一轮抽签购票。元子幸运地抽中了两套主会场的半日双人票,中档席位,“总共不到10万日元(注:按照当时汇率,约合6400元人民币)。”她把门票作为礼物送给丈夫。
 
元子的丈夫高中时是一名百米短跑运动员,他一直关注日本短跑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的表现。夫妻俩从未现场观看过奥运会比赛。
 
元子还记得2020年前的“奥运热”,广播和电视里充斥着各种奥运广告,许多比赛以开幕式门票为奖励以吸引关注,杂志和报纸争相刊登奥运主题海报以展示它们对运动员的支持。“可自从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注:2020年4月,日本政府宣布了疫情期间的首次全国紧急状态),奥运热迅速降温。”
 
▲7月19日,东京某商业区内悬挂的奥运主题广告  (颜妍供图)
 
现在,元子获取奥运会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晚间新闻,大多是负面报道,比如,竞争党派批评政府执意举办奥运是罔顾公共卫生安全,酒吧和餐饮业主感慨他们曾经多么期待奥运会能带来潮水般的游客。
 
许多民众对奥运会的公开反对让元子印象深刻。元子的父母是日本人,她在新西兰长大,2010年后回到东京定居。“日本人大多信奉群体文化,常羞于表达。然而过去一年,人们热切地表达着他们对于举办奥运会的不满,人们公开谈论自己在取消奥运会的请愿书上签名,甚至连青少年都在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的奥运计划。”
 
7月10日,随着东京奥组委宣布在福岛举行的棒球和垒球比赛将空场举办,奥运会期间有观众的比赛时段仅剩26个,约占全部时段的3.5%。
 
元子已经收到了组委会发来的退票通知。最新的邮件里,组委会承诺所有的票款会自动退回,但需等到奥运会结束后。
 
得知无法观赛的消息,元子心情有些复杂。“一方面觉得松了口气,因为我依然在等待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另一方面是失落,因为我没法在现场为运动员们加油了。”虽然元子和丈夫都认可“取消现场观众”这一举措的必要性,但他们对政府迟缓的决策感到愤怒。“新冠确诊病例反弹攀升,极有可能再次进入紧急状态,这一局面很早就很明确了。”
 
新冠疫苗接种迟缓被认为是政府未能兑现对国民奥运承诺的典型表现,即在奥运会开幕前的两个月内尽量实现保护性的“群体免疫”。
 
日本于今年2月17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比其他发达国家晚了几个月。部分原因是该国谨慎的审批程序。日本依赖外国供应商提供疫苗,要求在这些公司已经进行的跨国试验外增加国内临床试验,以提升国民对疫苗的信心。根据《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日本是世界上疫苗信任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2021年6月14日,一位日本航空公司空乘人员在东京羽田机场接种新冠疫苗  图/新华社
 
疫苗的延迟推广、供应短缺和组织障碍等因素一度使得日本成为接种率最低的发达国家之一。随着奥运逼近,日本政府开始加速疫苗推广。首相菅义伟曾公开提出要在6月中旬实现“每日接种100万剂”的目标,在 7 月底前完成 3600 万老年人的全面接种,并在10或11 月左右完成所有成年人口的接种。
 
但就在7月初,由于公司和大学的疫苗接种需求激增,持续的供应短缺再次出现。政府不得不停止工作场所疫苗接种的新申请。
 
“说实话,看到疫苗大规模接种中心开始运营,并开始为我这个年龄段(30岁左右)的人提供疫苗接种时,我真的以为一切都在变好。直到两周前(7月初),大量的接种中心因为缺货突然关停。”元子很失望,她还在等待接种第一针疫苗的通知。
 
据BBC的消息,截至2021年7月11日,日本29%以上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约18%的人口接种了完全疫苗。疫苗接种速度落后于预期,意味着奥运会将在“只有老年人完全接种疫苗”的情况下举行。
 
 
 
考验
 
“政府本可以在今年早些时候更积极地推进疫苗接种。如果政府已经这样做了,那么相当一部分人口现在应该已经接种了疫苗。这可能会避免新的‘紧急状态’的出现,奥运会的前景也不会如此危险。”丹尼斯•诺麦尔(Dennis Normile)说。
 
诺麦尔是美国《科学》(Science Magazine)杂志的记者,于1986年安家日本,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因为工作关系,他常年往返于东京和上海两地。自2021年1月回到东京生活以来,他一直在追踪疫情对东京奥运会的影响。
 
▲2021年7月15日,日本东京,代代木公园原本是东京奥运会粉丝公园,当天变成了新冠疫苗接种地点。日本政府已经关闭了所有球迷公园,以减少病毒的传播  图/人民视觉
 
2021年4月,面对“政府将奥运会日程置于民众健康之上”的质疑,日本首相菅义伟曾公开表示,日本别无选择,最终决定权在国际奥委会。
 
根据可公开查询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除了战争或内乱,国际奥委会还有权以“奥运会参与者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或危害”为由终止合同,合同终止的权利仅属于国际奥委会。如果日本单方面取消合同,各项风险和损失将由东京奥组委承担。另一种可能是日本和国际奥委会在合同框架内共同叫停,交由各方的保险公司介入。
 
诺麦尔担心,举办奥运会将可能导致疫情恶化或延长。许多和他交谈过的记者和科学家都认为,奥运会应该再次推迟或取消。可即便如此,到七月中旬时大多数人不得不无奈地接受现实,即现在取消奥运会已经太迟了。2021年5月下旬,国际奥委会高级成员迪克·庞德(Dick Pound)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取消奥运会的最后期限是6月底。
 
在诺麦尔看来,一旦奥运会主办城市确定,主办国和城市官员的话语权是有限的,决策权更多掌握在国际奥委会和相关利益者手中。相关利益者包括电视广播公司、赞助商和保险公司等。“他们的决策标准往往是自身的利益,”诺麦尔说。
 
据国际奥委会官网介绍,其收入的73%来自出售电视、网络转播权,18%来自顶级赞助商的广告赞助。作为非营利组织,奥委会宣称其九成收入会用于体育和运动员发展,其中就包括资助奥运会主办城市,以减轻其财政负担。但在一些日本媒体看来,已经收入囊中的巨额收益是国际奥委会坚持举办奥运会的主要原因。
 
根据Insidethegames(英国体育记者邓肯·麦凯创办的奥运新闻网站)在2015年的报道,国际奥委会预计出售2018年平昌冬奥会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转播权的最终受益将达到约 45 亿美元。同时,东京奥运会也是有史以来赞助最多的一届奥运会,仅从日本公司那里,国际奥委会就筹集了 31 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是伦敦奥运会的三倍左右。
 
“如果东京奥运会不幸出现‘超级传播’,也会让奥运会本身名声扫地(注:以日本医生联盟负责人上山直人为代表的医疗专家曾多次公开警告,在多个地方发现的变异病毒都将集中在东京,这可能会导致出现一种‘东京奥运毒株’)。” 诺麦尔说。
 
要主办一场全球最大规模的体育赛事,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而言,都是巨大的考验。疫情则让主办方在健康、经济、社会、政治等要素间的权衡变得更为复杂。
 
▲2021年7月21日,游客在“涩谷天空”展望台观看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和城市景色  图/IC photo
 
早在2020年2月的“钻石公主号事件”中,日本就曾陷入四面不讨好的窘境。
 
“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原本载有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余名乘客和船员。其身份较为复杂:船籍属于英国,隶属于美国嘉年华集团,母港在日本横滨。2月初,邮轮返回横滨时,已有数百名乘客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远远超过了当时日本本土的确诊人数。
 
如何处理,既能维护日本作为奥运会主办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又能避免疫情和国内的不满情绪扩散,是个问题。在解决这个“烫手山芋”的过程中,日本政府饱受内外质疑。
 
疫情反弹并不只发生在日本,许多国家都实施了新的限制措施。而随着奥运会的开幕, 20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日本多个城市进行为期17天的比赛。
 
2021年7月9日,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教授和田浩二(Koji Wada)在《日本时报》(the Japanesetimes)发表评论文章称,虽然组织者采取的措施在纸面上看起来不错,但考虑到各国代表团参差不齐的疫苗接种情况,以及对新冠病毒不同的应对态度,规则的落实和执行仍会存在许多问题,而对违反防疫规则运动员等的惩罚,则可能引发外交问题。
 
“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将会访问日本,对该国的负面印象有可能会经由报道传播到全球,”和田浩二在文章中呼吁民众,“日本应该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确保我们的子孙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
 
不过在元子看来,最大的风险并非来自日本国民,“日本人很早就养成了戴口罩的习惯,即便是疫情暴发前也是如此。但很多国家并不是。”
 
7月17日,东京奥组委发布消息称,东京奥运村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一名从海外抵达日本的奥运会相关人员。7月1日至22日,东京奥组委共通报87名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2021年7月14日,市民经过涉谷街头,身后屏幕显示东京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1149例  图/新华社
 
元子的家在东京品川区,该区将承办奥运会曲棍球比赛、沙滩排球赛和残奥会的盲人足球赛。元子日常通勤时间是90分钟,需要换乘三条繁忙的地铁线路。奥运期间,她会增加居家办公的时间,尽量避免公共交通等人流拥挤的地方。
 
元子有两个学龄前的孩子。疫情前,她曾和家人开玩笑说,应该在奥运会期间远离东京去度假,以避开人群,但现在离开已不大现实。因为日本国内近期大部分新增确诊病例都来自东京,一些地区并不欢迎从东京来的游客。
 
“我并不反对运动员实现他们的梦想,我担心的是组织者是否有能力在疫情期间主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就像他们一直承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告知大家,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了,他们要如何应对。”对23日开幕的奥运会,元子甚至比一年前更不安,“如果我或家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东京的医院有能力照顾我们吗?” 
 
而对诺麦尔来说,因为住处离比赛场馆和奥运村都比较远,且大多数时间居家办公,他并不会在奥运期间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我会避免去市中心,坚持戴口罩。”在开幕式前,诺麦尔就能完成疫苗接种。
 
今夜开幕的奥运会,无疑是场豪赌。押在赌桌上的筹码有奥运声誉、政治前途、经济指数、投资成败,更重要的是健康和生命。
 
对此,诺麦尔“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就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希望一切顺利。”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颜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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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27期 总第685期
出版时间:2021年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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