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二十年:不可避免的代价 | 封面人物

稿源: | 作者: 陈洋 日期: 2021-09-23

一些人对“9·11”的淡化在偶然中也带着某种必然。二十年是一个转折点,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围绕“9·11”的既有叙事也面临着更迭和重塑,如同所有成为历史的事件一般。

巨塔坍塌

陈思进的鞋柜里珍藏着一双休闲鞋,是来自法国的马飞仕图(MEPHISTO)品牌。黄棕色的牛反绒皮面,手工制造,舒适轻便。2001年9月11日,正是穿着这双鞋,他死里逃生。

二十年过去了,鞋面上仍依稀可见灰白色的尘土、陈旧的水渍,以及牛津厚底上数道垂直的划痕。这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封存于时光中的倒影。往事历历在目,却已有隔世之感。

陈思进是上海人,1990年9月赴美留学。4年后,他从纽约市立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硕士毕业,进入银行家信托(Banker's Trust)的风险管理部门,开启了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

华尔街看重资源和出身,一直以来都是犹太人和白人的天下。上世纪80年代起,衍生证券风靡华尔街,量化和高频交易亟需软件人才,为亚裔、东欧裔、印度裔等少数族裔进入华尔街打开了一扇难得的窗口。

可即便如此,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能进入华尔街工作的大陆人少之又少。1990年代中期,陈思进就职的风险管理部门有两三百名员工,东方面孔只有三个,另外两个分别来自香港和台湾。


▲年轻时,陈思进在华尔街的办公室

2001年7月初,陈思进跳槽到BRUT ECN担任高级金融软件工程师。BRUT ECN是当时华尔街五大ECN(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即线上交易平台)之一,总部就设在纽约著名地标“华尔街铜牛”附近。这座呈进攻姿态的公牛雕像重达3.2吨,象征着“股票市场的能量和不可预测性”。

这恰恰是“9·11”前美国金融市场的写照。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二战以来最长的经济扩张时期,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低赤字并存,被称作“惊艳的十年”(The Fabulous Decade)。然而,随着“千年虫危机”以及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3月10日达到5048.6的历史高点后迅速跌落。到2000年底,已跌去一半。进入2001年,股市仍在下跌,经济继续在衰退中挣扎。

从2000年初开始,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尔街的许多公司都在大规模裁员。其中就包括王维兵所在的坎托· 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以下简称“坎托公司”)——当时美国最大的国债经纪商之一。和陈思进一样,王维兵也曾是大陆赴美留学生。

2001年9月初,陈思进等十几名同事被总部派驻到一家系统开发公司办公。办公地点就在世界贸易中心北塔80层。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王维兵。

王维兵在陈思进楼上办公,办公区位于北塔101到105层。2001年8月底的那次裁员里,既懂数学建模、又会编程的数学系博士王维兵是近百人的部门中唯一的“幸存者”。

那时没人能想到,一个月后,这份“幸”的终局将是巨大的“不幸”。

9月11日早晨8时46分40秒,一架被劫持的波音767飞机以大约490 英里/时(约789公里/时)的速度撞向世贸中心北塔,撞击位置为大楼北侧93到99层之间,楼体被撞出一个巨大的洞,数十吨航空燃料倾泻而出,从86层左右开始燃起烈焰。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从附近的办公楼可以看到,浓烟从世贸中心北塔滚滚而出,第二架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正飞往撞击世贸中心南塔 图/视觉中国

因为通讯信号中断,从高层撤离时,人们大多对这场恐怖袭击一无所知。一米左右宽的旋转楼梯,是唯一的逃生通道。从80层下撤到底层,陈思进花了约一个半小时。就在他逃出大楼的两三分钟后,如融化的巧克力般,北楼轰然坍塌。接着,四五十层楼高的烟尘如巨浪般腾起,遮天蔽日。包括陈思进在内的三百多人成为世贸中心北塔最后一批幸存者。

已是三个孩子父亲的王维兵没能获得逃生的机会。撞击区域上方的楼层是“绝对死亡地带”,生命在近千摄氏度的烈焰和浓烟中消逝。

随着这座在规划之初寓意战后世界和平与团结合作的巨塔崩塌,当天在办公室的658名坎托公司员工全部遇难。


韧性与打击

“非常刺鼻,就像潮湿的烟雾中混杂着水泥粉尘和动物的尸臭。即便离开数小时,依然像幽灵般充斥于鼻间。”恐袭发生后,那股令人恐惧和不安的气味将城市牢牢包裹,让罗伯茨终身难忘。

▲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蒙莫斯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美联储系统和纽约联储银行高管。著有《手持柴火的灭火人:美联储》

蒙莫斯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从小在大纽约地区长大。2001年,他在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任经济师。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以下简称“美联储”)在全美设立的12家联储银行之一。

9月11日,罗伯茨恰好在纽约出差。8时46分,就在陈思进被一股强大的冲击波猛推向前、差点撞到电脑屏幕时,罗伯茨等二十名美联储官员正在纽约联储银行的六层开会,那里距离世贸中心只有三个街区。

罗伯茨的妹妹当时正在世贸中心七号楼工作,她成功逃脱。但他的三位朋友不幸罹难,和王维兵一样,他们都供职于坎托公司。

据《财富》2001年10月1日的报道统计,近5000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或失踪,其中约有2000人在金融公司工作,“这意味着每100名华尔街员工中就有1名丧生。”除此之外,超过15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被摧毁或严重损坏,价值20-50亿美元的电信和计算机设备毁于一旦。世贸中心俨然坟场,华尔街如同战区。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后,消防员进入废墟进行搜救 图/视觉中国

承担着维护美国金融稳定的责任,美联储是应对这场危机的关键角色。据罗伯茨回忆,危局当前,美联储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向全球传递信号——美国的金融市场将迅速恢复正常,“美联储与其他国家的央行合作紧密,有丰富的经验和工具来应对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

当时美联储最大的担忧是,资产价格下跌会威胁贷款抵押品的价值,银行会因此减少贷款发放。银行惜贷会影响企业经营和居民消费,进而导致金融体系和经济陷入停顿。

为避免出现严重危机,美联储以多种形式向市场提供了紧急的流动性支持,包括向银行提供贴现窗口融资,并要求银行为暂时出现财务困难的借款人提供贷款重组。

9月17日上午,在经历了四个工作日和一个周末的历史性停摆后,近3000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迎来了返工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已有百年历史,距离仍在冒着浓烟的世贸中心原址,仅有几条狭窄蜿蜒的街道。

人们试图用口罩过滤刺眼而呛鼻的空气,跨过堆积在路边的建筑残骸、厚厚的水泥尘土、破碎的文件纸、鼠标和键盘,绕过随处可见的警戒带、路障、防爆警犬,经过重重安检,才能最终抵达交易所。在两分钟的集体默哀和《天佑美国》的合唱后,消防员和警员一同按响了开市铃。几秒钟后,随着屏幕上的数字翻滚,大厅恢复了嘈杂。

恢复开市具有经济和心理层面的双重意义。在罗伯茨看来,2001年9月17日或许是最令华尔街骄傲的一天,“开市本身就是个奇迹。”但奇迹没能延续。恢复开市当天,道琼斯指数下跌684点,跌幅达7.1%。之后的一周,道指跌幅达14.26%。

袭击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大多在 10 月左右结束,包括道琼斯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在内的主要经济指数逐渐恢复到恐袭前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经济的韧性以及美联储、联邦政府等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

当人们逐渐接受恐袭的威胁将会是未来生活的一部分,而面对恐袭所表现出的韧性可能降低其持续破坏性时,恐袭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则被视作原本经济周期中的一次潮汐。

费希尔投资公司(Fisher Investments)的分析文章认为,“9·11”之后,随着大大小小的恐怖袭击愈发频繁,相比直接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越来越难与其他引起股市波动的日常变量区隔开来。在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本质上还是由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条件、技术创新和制度环境所决定的。”

不过,虽然“9·11”并未像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宣称的那样,“严重打击了美国经济的核心”,但在原本就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经济下行的美国,这一事件还是加深了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也延长了衰退的时间。


▲2001年12月12日,美国海军“惠特比岛”号两栖攻击舰上,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墙上贴着的《时代》杂志的本·拉登封面前经过 图/视觉中国

袭击发生次日,陈思进被派驻的公司就在曼哈顿岛对岸的新泽西州找到了临时办公地点,并重新预订了电脑、桌椅等办公设备。公司最值钱的资产除了人力,就是价值600万美元的交易系统。那时还没有云存储,系统备份在十五六张光盘里,并无损失。

然而,经济环境的变化给公司业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同于代表传统企业的道指和标普500指数,主体为科技行业的纳斯达克指数原本就节节败退,又因恐袭而“雪上加霜”。从2000年3月10日的5048.6点到2002年10月的1108点,跌幅近80%。

BRUT ECN顶峰时期的交易量一度达到纳斯达克交易总量的18%到20%。“9·11”之后,交易量锐减了三分之二,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营收。到2002年底,考虑到经济大势不好,原本瞄准上市的老板将公司卖给了“对手”纳斯达克。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在2004年发布的《“9·11”和纽约经济》报告,受经济衰退影响,2001年纽约失业率大增,而恐袭发生后的三个月,月均失业人口继续上涨14.3万,主要集中在金融、信息、艺术、娱乐、制造等行业。另据美国国土安全局于2009年8月发布的报告,“9·11”事件导致美国2001年GDP下挫0.5%,近60万个工作机会蒸发,失业率增加0.11%。

 

不可避免的代价

“温和的衰退。”2003年10月底,时任美国里奇蒙德联储主席的艾尔弗雷德·布洛达斯(J. Alfred Broaddus)这样形容恐袭发生两年来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而站在2021年,当被要求重新评估“9·11”带来的经济影响时,罗伯茨和布洛达斯的用词一致——“相对温和”。

不过,在“相对温和”的表象之下,许多研究者还是看到了“9·11”事件给经济带来的中长期影响。比如恐袭后美国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

为缓解“9·11”事件可能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美联储推行了连续的大幅降息政策,美国进入了历史上罕见的长时间“负利率时代(物价指数上升,银行存款利率下调,导致实际利率为负)”。同时,为刺激美国经济走出疲软,小布什政府于2001和2003年两次颁布减税协调法案。

2003年,美国经济渐渐复苏。但新的经济泡沫开始萌芽。低利率降低了购房者的债务负担,提高了居民购房能力,推动美国房地产市场步入空前繁荣。

当时身处华尔街一线的陈思进见证了“次级贷款”的盛行,“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投机热钱从股市中释放出来,开始涌向房地产,华尔街都去搞次级抵押贷款,将其打包成投资级产品,直到次贷引发金融危机。”


▲2003年,陈思进(中)和部分“9·11”幸存者聚会。这样的聚会曾经每年至少一次,直到大家陆续离开纽约

在罗伯茨看来,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重因素,比如抵押贷款市场的过度宽松和影子银行的不合理运作等。然而,持续数年的宽松货币政策确实助长了信贷泡沫,导致房地产市场急剧升温,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不过,罗伯茨认为,美联储在处理“9·11”事件时积累的实战经验和研究成果,“特别是针对突发情况的应急方案和解决流动性危机的多种手段等”,也助其最终渡过金融危机。

关于“9·11”事件,另一个常被讨论的中长期影响在于反恐战争的经济代价。

经济问题一直是本·拉登反美战略的核心——“让美国流血,直至破产”。本·拉登曾多次公开将美国与苏联作比较。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89年,苏联撤兵;1991年,苏联解体。本·拉登是苏阿战争的亲历者,这场战争让他意识到,战场失利不会让超级大国衰落,葬送帝国的是经济崩溃。

虽然本·拉登的说法备受争议,但无法忽视的是,苏联在阿富汗陷入了十年的战争泥沼,而战争是有代价的。苏联之后,再一次陷入战争泥沼的是美国。

2001年10月7日,“9·11”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式宣布发动阿富汗战争。到2021年8月30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宣布完成从阿富汗撤军,这场战争持续了近二十年,跨越四任美国总统,超过美越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据美国国防部等在2021年1月30日提交给国会的报告,截至2020财年,美国在阿富汗战场上共计支出 8157 亿美元,覆盖部队在阿富汗的各项运营开销,包括燃料、食物、武器、空袭等;而用于阿富汗重建的投入则超过1430亿美元,包括培训、装备和资助阿富汗政府军以及重建基础设施等。

但在部分学者看来,反恐战争的经济账单要远超于此,“恐袭带来的直接成本与更庞大的间接成本相比,未免相形见绌。”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以此为选题,研究反恐战争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拖累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于2010年发起了“战争的代价”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2020财年结束,美国联邦政府已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地的“后‘9·11’战争”中耗资6.4万亿美元。

除了国会报告中的各项支出,这一数据还囊括了美国的宏观经济成本、战争债券的未来利息,或者将战争成本投入其他行业可能带来的“发展溢价”等。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支付庞大的战争开销,美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战争债券”。据美联社2021年4月报道,已经支付的“战争债券”利息超过5000 亿美元。

而“战争的代价”项目于2019年3月发布的另一份报告则对“失去的发展机会”做了量化分析。报告称,每百万美元战争开销创造的直接或间接工作机会,远低于用于清洁能源、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带来的就业增长,“我们在战争上年均花费260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少创造了超140万份工作”,而这些领域的投入将更有利于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并拉动长期增长。

“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9·11”十周年时,约瑟夫曾撰文指出,在21世纪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当美国被一场错误的战争所牵绊时,世界经济的重心正逐渐向亚洲转移。根据公开数据,2001年,美国GDP总量占全球的31.65%;2002年后,美国虽然保持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但这一比例再未突破30%。

罗伯茨认为,这些年来关于反恐战争的经济学反思一直存在,特别是考虑到当前令人失望的局面,围绕是否能找到成本更低、更有效反恐方式的讨论尤为必要。

但作为“9·11”的亲历者,回到2001年恐袭刚刚发生后的美国,罗伯茨觉得反恐战争的爆发几乎无可避免,“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可能继续遭受恐袭的威胁,恐惧和难过笼罩着社会,让人们坚信可以接受战争的任何代价。”


20年:“closure”

20年过去了,当年人员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坎托公司,在恐袭后数天就逐渐恢复运转,如今依然是纽约联储银行授权的24家主要国债经纪商之一。而跟陈思进一起经历生死的同事们大多已离开华尔街。“曼哈顿就是这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华尔街,一般过40岁就能实现财务自由,多半就early retire(提早退休)了。”

如今回忆起来,陈思进并不认为“9·11”对他的职业发展有多大的影响。

BRUT ECN被收购后不久,他加入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担任证券投资部助理副总裁。那时,已经从纽约大学高级金融专业进修班毕业的他,得以正式转入金融主业,并升入管理中层。2006年,他跳槽到美国银行证券公司,出任副总裁。3年后,公司被英国巴克莱银行兼并,陈思进离开华尔街一线,相继在宏利金融财团和加拿大皇家银行担任风险管理资深顾问。直到2020年退休后,他也并未完全告别华尔街。

可相比职业路径,内心的治愈要漫长和坎坷得多。

恐袭后的三个多月里,陈思进时常噩梦缠身。直到2002年“9·11”一周年纪念日,他才第一次回到世贸中心遗址。那是一段并不舒适的回忆。

当天早上9点半刚过,做好了开盘准备,陈思进和十二三个同样死里逃生的同事前去参加纪念活动。办公地点已搬回华尔街,他们步行过去只要十来分钟。出发时还是晴天,走着走着,天空越来越阴郁。到达遗址时,竟然飘起了小雨,“特别瘆。”

遗址于2002年5月底被清理干净,曾经伫立着世贸中心7座大楼的“零地带”(Ground Zero,亦称“原爆点”)只留下一个约16英亩(约合6.47万平方米)大、20米深的巨坑。前来悼念的遇难者家属、民众、警察、消防队员、港务局工作人员代表和官员围立在巨坑旁的纪念区域。许多人系着纪念丝带,或是将遇难者照片捧在胸前。

陈思进和同事到达时,前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 (Rudolph Giuliani) 正在宣读在“9·11”事件中丧生的2801名遇难者的名字(编注:最终死亡或失踪总人数至少有2996人)。伴随着大提琴、小提琴、吉他和长笛悠扬凄婉的合鸣,宣读仪式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

10点29分—— 一年前北塔倒塌的时间,钟声响起,低沉阴郁的空气仿佛也在随之震颤。陈思进只觉得一阵难受涌上心头。“如果(我下撤)再晚个三分钟,被念到的就是我的名字,”他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形容当时的心情。

之后的许多年,他都不愿再靠近“零地带”。2011年9月11日,举家迁往多伦多前,陈思进决定去和世贸遗址道个别。遗址旁临时搭建了“铭记9·11”的主题图片展览区。巨幅的照片仿佛一张张记忆的黑洞。9月中旬的纽约,许多人还穿着T恤。陈思进一身西服套装,仍觉得被阴冷环绕。


▲纽约曼哈顿,一名参观者在“9·11”纪念馆观看受害者的照片 图/视觉中国

再回“零地带”已是2019年9月11日。那天阳光明媚。陈思进沿世贸原址转了一圈。他看到了曾摆放在世贸中心广场喷泉中的球体雕塑。球体表面坑坑洼洼,被安置在附近的炮台公园(Battery Park)。这个在建造之初寓意“世界和平与贸易”的球体,如今被视作城市韧性的象征。

除了这个伤痕累累的昔日雕塑还能钩沉起部分记忆的碎片,其他一切都变了样。“零地带”周围拔地而起的新建筑让陈思进一阵阵恍惚,仿佛“9·11”已是上辈子的事情。也是从那时起,他感觉自己对“9·11”的情感变了,“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

二十年间,日子在向前,城市在变迁,旧的创伤在结痂后黯淡。“9·11”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不容忘却的坐标,但“纽约一代人最黑暗的一天”正被新的阴影所替代。

截至2020年9月10日,新冠病毒在纽约市造成的死亡人数就接近“9·11”事件的九倍。在“9·11”之后的几个月,纽约市的失业率达到8.3%,而截至2020年7月,该市的失业率已达到20%。

新冠疫情暴发前,“9·11”纪念馆原本计划在二十周年纪念日举办一场特别展览。然而受疫情影响,该机构在2020年亏损达1800万美元。作为非营利性机构,“9·11”纪念馆的运营很大程度依赖门票销售。严重的财务危机下,纪念馆约六成员工面临裁员或者轮休。特别展览不得不被搁置。

这种淡化在偶然中也带着某种必然。二十年是一个转折点,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围绕“9·11·”的既有叙事也面临着更迭和重塑,如同所有成为历史的事件一般。

2021年的二十周年纪念日,住在大纽约地区的罗伯茨并无特殊安排,最大可能是一个宅家的普通周末。考虑到“二十周年”的特殊性,一家人会一起观看纪念活动,只不过是通过电视直播。十年前的9月11日,罗伯茨曾在“9·11”纪念馆开放首日前去参观,之后便打定主意“不再踏入”。

已在多伦多定居多年的陈思进从未去过“9·11”纪念馆,大概率也不会去了。走过二十年,诸多往事已然放下。“如果说2019年那次是在closing(关上),现在就可以closure(关闭)了。”

“9·11”之后,陈思进一直把9月11日视作自己的第二个生日。2021年9月11日,他将迎来第二十个“生日”。原本计划和妻子一起去欧洲旅行,但考虑到疫情反弹,不得不取消。

如果说“9·11”对陈思进还有什么影响延续至今,或许是恐袭次日他就重新拾起的小说梦。“原本打算退休后再开始写作,但‘9·11’让我意识到人不一定有明天。想做什么,要尽快做。”

这些年来,除了在中国的杂志和报纸开设专栏,陈思进还和妻子共同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半自传体小说《绝情华尔街》,正在推进影视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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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30期 总第688期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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