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昌耀:怀着对美与善的盟誓 | 封面人物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乃清 日期: 2022-07-25

改革开放后,昌耀给自己设计了一张名片,姓名下方的职务职称栏,他打了一长串:“男子·百姓·行脚僧·诗人” “昌耀是唯一的,而且无从仿效——其精神世界,无人能够仿效;其生活状态,无人愿意仿效。”

昌耀,1995年7月  图/蔡征,《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
“酒杯已朽。我不再擦拭铜壶或礼器。/烛光在窗纸晾干。屋脊不再呜咽如狼。/书稿摊开撒满废字。是鱼目刺痛眼珠。……/一切平静。一切还会照样平静。/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无一失真。”(《极地民居》,1990年)
2000年3月23日清晨,时年65岁的昌耀,在肺癌病痛磨折中艰难地移步医院阳台,朝着窗外满目曙光纵身一跃……10年前写下的诗句,竟一语成谶。
1996年3月23日这天,昌耀曾对着窗外新鲜纯洁的春雪,写了些欣亮的句子:“从启开的窗口呼吸,骋目雪原的体香,相对于枯干涩燥的昨日,以及昨日之前更加久远的隐含了期待的日子,滋润的蠕动感已深入到每一关节的软骨和隆起的滑膜层,既是人体的,也是万象万物被滋润、被膨起的感受。复活的意识如此常思常新。”(《从启开的窗口骋目雪原》)
许多年过去了,昌耀在他那些常读常新的诗句中一次又一次“复活”。人们扪摸辨识他慧思独运的诗章,字符与字符、血珠与泪滴,交相辉映、排比嚎呼,其吟咏、倾诉、喧哗的情态,已成为诗人生命样式的独有见证。
近三年,关于昌耀生平及其诗作的研究资料又相继浮出水面。2020年,纪念昌耀逝世20周年的《高车——昌耀诗歌图典》,除了收录昌耀书写西部风情的近70首诗歌,影印公布了两百余幅鲜见的昌耀手迹、书信、照片等珍贵资料;2022年初《昌耀年谱》面世,作者张颖对诗人苦寒的一生及生命中的波澜、种种境遇下的创作,作了系统、客观的梳理,极具史料价值;2022年3月,《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出版,作者马钧以独到笔法精析昌耀诗文,并在书中收录了《昌耀诗文总集》中未收入的十多篇重要资料,公布了昌耀部分不为人知的摄影创作。
昌耀摄影作品  图/《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
“昌耀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地位,说极端些,就是一流,没有之一。现在诗坛很多流派,但无论哪一派,都对昌耀百分百五体投地。”说这些时,诗人肖黛的语气是坚定的,她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忆:“当年我在青海,内地诗人去见昌耀就是朝圣,这些人现在都是诗坛中坚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坐着硬座跑到青海,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怀着膜拜的心情去见昌耀。直到今天,即便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昌耀的作品仍是独一无二的,等级上位列一流,没人对他的作品有异议,只有研究他的份,昌耀现在还像座山一样,就是当年韩作荣讲的‘巨灵’。”
尽管生于南方,某种程度上讲,昌耀却是个真正的“西部诗人”。
《高车》《荒甸》《莽原》《戈壁纪事》《旷原之野》《达坂雪霁远眺》《腾格里沙漠的树》《青藏高原的形体》《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他的诗作中,许多篇名已有明显的西域特色;由他本人生前编定的《昌耀诗文总集》,所收作品上自1955年,下至他离世前的2000年3月,所有诗文都是他在青海的创作,是他以45年青春韶华和生命苦难与西部高原相互砥砺的见证。

早在1957年,年仅21岁的昌耀就以短短8行的《高车》显示了他的天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的轶诗。”
西部是昌耀心中的圣域。艺术家在自己所神往的空间中描绘圣境,铸就自己的艺术语言,昌耀就在高山、激流、荒甸、大漠中塑造和完成了他的“西部放歌”,在他的诗笔之下,冷峻、犷悍、棱角锋锐粗粝的西部莽原凸显崛起在我们面前,他所形绘的西部令人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惊诧。
燎原在昌耀临终时受托,为其《总集》作序。他在《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代序)中评议,“昌耀的确太庞杂,太丰富,也太深奥,在他以青藏高原的方式堆垒的诗歌大块中,含纳着地质史般博杂的造化与生命的信息,以及灵魂震颤中从大地上弓起的眩目的极光。这种精神与艺术的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史上是罕见的。”
燎原之后又撰写了《昌耀评传》,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他对故去老友保有深深敬意。“昌耀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如果没有密切交往,大家都觉得他不太好接触,他也不随便跟人闲扯。”
“谁与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入月亮宝石?/一个蓬头的旅行者背负行囊穿行在高迥内陆。……/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内陆高迥》)
“昌耀不是侃侃而谈的人,他拘谨小心,对人充满戒备,这是他性格的底色。但你看他的诗,又发现他内心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充满了矛盾的情愫。”马钧精研昌耀文字,完成《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忆及昔日交往,他也愈发理解了昌耀,“他一方面渴望结识知己,敞开心扉,一方面,他又远远地躲开人群,与人保持疏离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昌耀曾颇具匠心地给自己设计了一张名片,姓名下方的职务职称栏,他打了一长串:“男子·百姓·行脚僧·诗人”。
有趣的是,这位“诗人中的诗人”将自己的雄性性属放在首位,而把诗人放到末位。马钧指出,这与昌耀的大诗歌主张有关,“他提倡的诗学之美是雄健之美,正如他崇拜惠特曼,惠特曼在诗中几近完美地体现了一个男子的雄健之美。诗人首先是带有肉身性质的,有了雄健的身体,其他才能往上附着、提升。昌耀强化他男人的属性,实则是对萎靡、柔弱的世相的不满与批评。”
1960年代在祁连山下被放逐时,昌耀写下名作《良宵》,短小的情诗中,依然体现出他对雄性气质的推崇:“放逐的诗人啊/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是的,全部属于我。/但不要以为我的爱情已生满菌斑,/我从空气摄取养料,经由阳光提取钙质,/我的须髭如同箭毛,/而我的爱情却如夜色一样羞涩。”
“‘放逐’从古至今极易成为诗人命运的魔咒,在其催逼下,诞生了昌耀这位伟力诗人,正如同时期《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中所写:我在沉默中感受了生存的全部壮烈/如果我不是这土地的儿子,将不能/在冥想中同样勾勒出这土地的锋刃。”这是张颖的看法,90后的她读研时就以昌耀诗歌为题,历经数年,整理出版了《昌耀年谱》。“钙质、须髭、箭毛,野蛮生长把人还原到从自然中摄取能量的原始经验。但爱情如夜色羞涩,这个朴素比喻或许代表了昌耀对爱情的质朴期待,甚至是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渴望。”
1997年,昌耀写下《人生四境》:拓荒、生命之水、繁育和司春女神,这与他的“命运之书”确有映照,他是在高原和诗田拓荒耕种的男子,“劳动是生命的冲动,成为匠心独运的艺术”,他一生崇拜司春女神,“爱既是权利,也是美德。”
生命的霜秋之季,经历病痛磨折,不再有健美肉身,爱情亦枯萎时,“投身到土地的怀抱,/它也就安宁了。”(《春雪》),诗人在《踏春去来》中写道:“已经饱受生命之苦乐的芦梗将无惧霜风/而视死如归。只有春天的不幸最可哀矜。”

 

高原夏天的对比色
大暑下的高原山岳。/逆光。大方折线轮廓勾勒的高原山岳。/一层层逆光。一层层推向深远背景的高原山岳。/愈往西北角山色愈堆愈深愈重,愈堆愈冷愈浓。

——《高原夏天的对比色》

昌耀曾自言,是一张宣传画《将青春献给祖国》把他引向西部,画上的女勘探队员在他心中是“女神”。西部“辉煌的地貌”,自然也成了他要朝觐的圣地。上世纪50年代有一支激情澎湃的《勘探队之歌》,歌中“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那一定也曾令昌耀年轻的心为之激荡。
是的,激情、激荡,也许因他生在热烈的夏天、生在“怕不辣”的湖南,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
“昌耀是湖南人,性格耿直,说话有时直来直去,直到不给人台阶下。他生性内向,但是一旦他性子起来,湖南人骨子里的倔劲就会表现出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时任《江河源》(《青海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的马钧,因约稿与昌耀渐渐相熟,诗人“字斟句酌”的“严苛”令他印象深刻。
“昌耀对字词的要求特别高。当年约稿有篇《春天漫笔》,写他参加了一次由某位省长招待的宴会。行文中,昌耀很有意思地用了个词,‘省长大人’,古今杂糅的词语,带有某些戏谑、复杂情绪的表述。我们老总一看,这个不行,要作处理。我向昌耀反馈意见时,他‘暴烈’的脾气就上来了——你要删掉‘大人’二字,那就不要发表了。”
“还有一篇《诗人写诗》,他先在文中说了诗人类似夜莺之类的各种美称,第二段有这么一串表述:‘自然,也不免于恶谥,如称‘凤歌笑孔丘’的楚国诗人接舆为楚狂。如是,即便是‘狂人’也无损于诗人的令名。’坦白讲,那时我还没接触过“令名”这个词语,抄写手稿时,错误地抄成了‘命名’。两个词义似乎都能讲通,但有微妙区别。稿子一见报,第二天昌耀就打来电话,直直说了句:‘你们也不能免俗!’这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原来诗人对一个字的要求这么严苛,怪不得他是从事语言文字的艺术家。昌耀的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简直和唐代推敲派诗人如出一辙。”

 

昌耀手稿  图/《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 ,马钧提供
1936年6月27日,昌耀诞生在湖南桃源一个王姓大家族,是王家第三代长子。他曾在代表作《哈拉库图》开篇写下这样的诗句——“城堡,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如许感喟或与他幼年禁闭于女眷留守的“空城堡”有关。
当时,昌耀家的宅院约占去全村建筑面积一半,但这个“豪门城堡”的男主人们,为实现理想,相继离家出走。那个动荡年代,昌耀的父亲王其桂在北平念完中学便去山西参加抗日决死队,后进入延安军政大学;他的大伯王其梅,上世纪30年代在北平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平解放西藏时曾是军方最高首长之一;他的五叔王其榘,曾是历史学家翦伯赞的秘书,后在北京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
昌耀的这些父辈,是身怀抱负的男子、有所作为的百姓、闯荡世界的行者、诗书濡染的学人,但都没摆脱雷电交加的飘摇宿命:他的父亲与伯父,曾经的革命兄弟,“文革”中以不同身份罹难。王其桂回到桃源后,1950年在“土改”中遭批斗,此后十多年在北方多个农场劳改,1967年坠湖而亡;王其梅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重大错案蒙冤,在京忧愤离世,弥留之际曾表示:“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
少年时期的昌耀与父亲王其桂  图/王俏也提供
昌耀的行旅,冥冥中追随着父辈们的踪迹。年仅14岁的他决意投笔从戎,从湖南故乡随部队奔赴东北,继而走出国门开赴朝鲜战场。“1950年夏天,我随部队北上驻防辽东,从桃源乘船在武昌登岸,街头一城关门洞触动了我,感觉似曾相识。我确信这一感觉不无根据:1938年我祖父病危去世前曾派人去武汉并在当地报纸刊登启事寻找‘大革命时期’闯荡在外的父亲及伯父的下落,我也几次听到母亲向人谈及‘武汉跑马厅’如何如何之类。……”(《我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未完成稿)——昌耀自叙》)
昌耀最初的创作,是从朝鲜战场上的文艺兵生涯开始。起先是小说、战斗故事,“动辄洋洋洒洒数千言而仍舍不得煞尾”(《艰难之思》)。沸腾的战地生活和身边文学小环境,强烈地刺激着他的写作欲望。有趣的是,写作时,他总喜欢向同宿舍比自己年长6岁的作家未央借用那支使其写出文学大名的咖啡色“关勒铭金笔”,而这位老乡长兄“总是为我百拿不厌”。
昌耀第一篇发表的作品是散文《人桥》,“时在1952年冬或1953年春,载于上海的《文化学习》”。他的诗歌创作始于1953年,诸如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生活的《歌声》、《祖国,我不回来了》、《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等。这是在他17岁时的人生少年时光。
1953年夏,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时,这名激情的小战士遭到炮火袭击,负伤致残。关于昌耀的这次伤情,原始诊断记录显示:“脑颅颞骨凹陷骨折”;在他此后所持的《革命残废人员证》中,残废等级被核定为“三等乙级”。
回国后,昌耀进入河北省荣军学校,期间阅读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莱蒙托夫、希克梅特、勃洛克、聂鲁达等大批中外诗人的诗作。1955年,响应“开发大西北”的号召,王家这名男子选择远赴青海——从此离家越来越远,跋涉山旅,攀登诗峰。
“我父亲喜欢读文史、政论、时评。我还见他整理过一本他自己的手抄本旧体诗词集。”童年时期寂寞的昌耀,已开始翻阅父亲留在书架上的大量书籍和来自香港的进步文化刊物。这个“空城堡里的幼主”爱哭、怕鬼,他的母亲、姑母,还有一位长他数岁的佃农之女曹娥儿,教给他大量古曲儿歌和乡谚俚谣。几十年后,当我们读到“锅里煮了个羊肋巴,房上站着个尕没牙”(《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这样的青海风味谣曲时,便能意会民间艺术对昌耀诗歌创作的影响,同时也形塑着他根植大地的高贵的百姓视角。
“虽然昌耀出身也算富家子弟,但他更愿把自己看成底层人,加上他有过流放、劳改经历,尽管后来有了名气,但更多时候属于不受社会待见的边缘人物。你看他写那些乞讨者,许多都属底层行列,但在诗人眼里,他像巴赫金一样都给他们加冕,让他们成为精神上的王,赋予崇高象征意义。这是昌耀的平民立场。”马钧强调,“昌耀在名片上突出‘百姓’身份不是矫情,有人把它当成修辞和反讽,但昌耀是严肃的。这涉及他的政治立场,和他那一代人的政治情结。我觉得他的‘百姓’情怀是真诚的。”
1995年,肖黛邀请昌耀去她就职的大学分享诗歌创作,昌耀一开腔就说自己参加过抗美援朝、为国负伤、保卫家园、想当英雄、非常光荣。“这个话题,他磕磕巴巴讲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又用半小时磕磕巴巴地说,我是自愿来青海的,一心要投入支援大西北建设中……这是时代对每个有志青年的要求……他讲得很慢,但极动情,用当下的话说,满满的主旋律和正能量。”
“老友”肖黛眼中,昌耀本质上是个积极、主动、自觉自愿的理想主义者,但也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诗歌创作中的自传性意味,与他的现实生命形态互为照应,连同他诗句的所谓孤绝、冷峻、奇倔,因为生命中的苦难巨大,也都变得极为合情合理,而不是世俗的阴阳怪气或者浅薄的艾怨晦涩。”
“远处,蜃气飘摇的地表,/崛起了渴望啸吟的笋尖,/——是羚羊沉默的弯角。//……正是为了大自然的回归,/我才要多情地眷顾/这块被偏见冷落了的荒土?”(《莽原》)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以他的《白雪歌》《轮台歌》《走马川行》等名篇呈现西域令人惊异的地貌风情,时人殷璠称之“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20世纪的“西部诗人”昌耀笔下的西域,堪与岑参相辉映。
“大自然最原始的那种生命的动力,西部恢宏博大的文化精神早已渗透到他的血液、灵魂,成为一种与其个性气质、艺术信仰同构的关系,成为审美认同的基石。”昌耀曾在《宿命授予诗人荆冠》(问答)中如此评述画家、好友朱乃正,仔细想来,这又何尝不是在说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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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切侵凌秋是解毒剂
九月风如焚,/不愁莽苍不红。/天幕以西,/声色未露,/牧人甩鞭,/原上草/一时嗖嗖驰去/许多响马,/许多响箭。

——《秋辞》

1955年6月,年仅19 岁的昌耀响应“开发大西北”号召去了青海。据他事隔近40年后提供的《一份“业务自传”》,“1957 年对于我以及我这样一批人都是流年不利的一年。那年秋,正当我的第一本诗集《最初的歌》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发排出版,我以两首原由《青海湖》诗歌专号刊发的16行小诗《林中试笛》而罹罪……故定为右派分子。这是一个对我的生活观念、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影响的时期。”
昌耀自己写的小传  图/《高车:昌耀诗歌图典》,王俏也提供
1957年7月初,昌耀自贵德县河西乡回到青海省文联,领导嘱他发表新作。昌耀随即抽出下乡时所写短诗《车轮》《野羊》两首作品,冠以“林中试笛”总题上交,领导定于《青海湖》第10期庆祝国庆八周年特刊诗歌版头题发表。
时值“反右”斗争如火如荼,昌耀的作品完全游离其外。两天后《林中试笛》被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文联会议室墙上,批判者认为“一只残缺的车轮”等意象反映出昌耀的“恶毒性阴暗情绪”,领导将当时已开印的第8期《青海湖》紧急调整,换上昌耀的《林中试笛》并加上“编者按”:“鉴于在反右斗争中,毒草亦可起肥田作用,因而把它发表出来,以便展开争鸣。”
孤傲内向的昌耀,向来不参与社会活动,也不愿过问旁人的事。他后来在1962年写的《甄别材料》中表示,自己只是将生活简单划分为对创作有利或无益两种情况。“比如,逛庙会,去草原能启发我写作的灵感,而开会,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琐事似乎只对创作小说积累素材有好处……”诗人在材料中坦言,“我对政治与艺术的理解是幼稚的,这也表现了我的不成熟。”
1957年7月27日,昌耀模仿《诗经》四言句型,写下颇具古风韵致的《月亮与少女》:“月亮月亮/幽幽空谷//少女少女/挽马徐行//长路长路/丹枫白露//路长路长/阴山之阳//亮月亮月/野火摇曳”。创作中,昌耀纯任自然地引入歌谣里环佩叮当的音律与回环复沓的节奏,早期这首优美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源头的自觉回溯。
马是昌耀钟爱的动物,也是他心理投射的象征。他为自己设计的名片左上角:日、月、山下一匹沉思的骏马,周身泛漾着神秘幽静的蓝色。“忧戚的眼神掉在忧戚的河道,天边长出/蜷曲的鬣毛”。(《远离都市》)
《风景》中的“龙驹”、《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跛行的瘦马”、《黑河》边“望空傲啸的马驹”、《哈拉库图》里“向空鸣嘶的老马”……昌耀在诗中发问:“有比马的沉默更使人感动的吗?”(《山旅》)
自1957年下半年起,遥想月夜“挽马徐行”的年轻诗人,头戴“囚徒”荆冠,踏上“路长路长”的流放生涯,在“激流”与“群山”中,“随我对我们红色的生活/作一次惊愕地眺视”(《群山》)。
昌耀先是在省城近郊的监狱工厂冶炼钢铁,接着被转移至浅山地区每天抬着上百斤重的条石修筑盘山水渠,在长达500行的诗作《大山的囚徒》中,他曾写道:“我倒下了/石棱穿破了眉骨/血浆从眼眶里进出……”。那一天,他因体力不支、更因心绪恶劣,致使失衡的石料砸向踝骨,当场昏死过去。醒来见管教人员正吆喝着抬他去急救,他却嗷嗷吼叫,宁死不从……抗争之剧烈,诚如他笔下“拒食的战马”。
“秣马的兵夫一顺儿不懈地操演着同一劝食之舞蹈。……此一加餐是如何险绝而痛苦。/拒食的战马默听远方足音复沓而不为所动。/这又是何等悲凉的场景。”(《怵惕·痛》)
蒙冤的昌耀自觉委屈、愤懑,他曾以文字材料“上告公堂”,但坚决申辩、反复抗争的结果,却是刑役的层层加码。在看守所里,他每天要干十几小时苦活,吃饭就蹲在墙角啃些发酸变质的干馍馍,晚上睡在一米高的马桶旁,他将同犯的鞋子悄悄收拢,填在脑后当枕头。若能这样睡到天亮自然好,但同犯们会起夜,排着队轮流便溺。黄色的液体四溅,溅入诗人的噩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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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昌耀  图/王俏也提供
到了祁连山下的农场,日子仿佛有了盼头。那里生长青稞,青稞熟了的季节,昌耀和他的难友成了神秘的耗子,靠偷炒青稞暂缓饥饿。白天劳动时,他们把麦穗捋到裤子里,晚上猫着腰用脸盆炒青稞。某天夜里,大家坐在窑洞里偷吃各自的青稞,有一人溜进来,黑暗中把手伸向昌耀,诗人慷慨地将自己得来不易的食物分享给他……第二天出工站队时,昌耀被揪了出来,原来那个“乞讨者”竟是他们的管教干部,他让诗人把脖子扭来扭去供大家取乐——看这个耗子,偷嘴偷得多肥!连脖后颈都有肉褶了!众人哄笑起来……
“对于一切侵凌秋是解毒剂。”(《踏春去来》)
“二十三年高原客,多惊梦”(《秋之声(二章)》)
自1957年那个秋天起,孤往冥行的诗人经历了23年苦难生涯,“像一个亡命徒,凭借夜色/我牵着跛马,已是趱行在万山的通衢,踅身/猛兽出没的林莽,扪摸着高山苔藓寄生的峭岩,/躬着背脊小心翼翼越过那些云中的街市、/半坡的鸟道、/地下的阴河……/二十多个如水的春秋正在那里流失,/只余回声点滴。”(《山旅》)
“午时的阳光以直角投射到这块舒展的/甲壳。寸草不生。老鹰的掠影/像一片飘来的阔叶/斜扫过这金属般凝固的铸体,/消失于远方岩表的返照,/遁去如骑士。//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听它一步步落下的蹄足/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
结束流放后,1979年,昌耀在《致友人》中以这样的诗句重新亮相:“九死一生黄泉路,我又来了,骨瘦如柴/昂起的/还是那颗讨厌的头颅”;1998年底《昌耀的诗》出版,他在《后记》中把《林中试笛(二首)》以其被批判时的原貌发表出来,“为了给我稚拙的青春与‘史实’的解释保留一份背景资料,姑且将我的两首短诗‘立此存照’”。
依然是那匹“拒食的战马”,骨子里藏着悍厉。

 

大雪的日子不过是平凡的日子
西羌雪域。除夕。/一个土伯特女人立在雪花雕琢的窗口,/和她的瘦丈夫、她的三个孩子/同声合唱着一首古歌:……//那一夕,九九八十一层地下室汹涌的/春潮和土伯特的古谣曲洗亮了这间/封冻的玻璃窗。我看到冰山从这红尘崩溃,/幻变五色的杉树枝由漫漶消融而至滴沥。/那一夕太阳刚刚落山,/雪堆下面的童子鸡就开始/司晨了。

——《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

“雪”经常出现在昌耀的诗句中,甚至被他多次直接嵌入诗题。
流放前,他在《鹰·雪·牧人》中写下诗句:“鹰,鼓着铅色的风/从冰山的峰顶起飞……/大草原上裸臂的牧人/横身探出马刀,/品尝了/初雪的滋味。”
待到完成《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时,诗人已脱去“大山囚徒”的垢衣,入赘藏族草原之家,在半农半牧的西部边地上撑起一个五口之家,除夕夜飘雪的诗中,隐隐升起苦涩温馨的烟火气。
昌耀给他的三个孩子都取了诗意的名字,对他们的未来寄予深切期许。长子王木萧,取自杜甫的《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女儿王路漫,取自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次子王俏也,取自毛泽东的诗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父亲对我的期望,可能就是与世无争吧。”电话那头,王俏也的语速平缓,说话不太流露情绪。如今,他也年过不惑,已为人父。在不少老熟人眼里,小儿子的长相和性格与昌耀有几分相似。受访时他言语不多,稍显木讷,但你能感觉到他的坦诚。“我也想通过那首诗(《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去理解自己父母的感情,但我没读懂。许多人觉得这些诗句写得很好,但我看完觉得没啥意思。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母感情不太好,最终他们在我上初中时、大概92年左右离婚了,我们家整个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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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在儿子的画上备注解说  图/《高车:昌耀诗歌图典》,王俏也提供
1973年1月26日,37岁的昌耀依照藏族传统迎娶了比自己小20岁的杨尕三,高原土著浓脂重彩的古艳婚俗定格于他的经典名作《慈航》,“迎亲的使者/已将他扶上披红的征鞍……/吉庆的火堆/也已为他在日出之前点燃。/在一处石砌的门楼他翻身下马……/怀着对一切偏见的憎恶/和对美与善的盟誓,/他毅然跃过了门前守护神狞厉的/火舌。//……然后/才是豪饮的金盏。/是燃烧的水。/是花堂的酥油灯。”
长诗《慈航》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浪漫意识,不仅刻下昌耀与这位藏族发妻的爱之盟约,也是诗人对“摘掉荆冠”、洗脱罪名得以重生的礼赞,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昌耀的婚姻航程20年后在苦海搁浅。朱增泉在《寻找昌耀》一文中指出:“昌耀和这位土伯特妻子的婚姻,就像一幅色彩浓重的高原油画,‘美’得极不和谐,极不协调。它反映的是昌耀苦难中的幸运,幸运中又包裹着他命运中的不幸。这就是昌耀的人生基调。”
昌耀离婚前,去他家拜访的人都已觉出几分异样。“我第一次去是他们家孩子给开的门,给我指了下他书房,我就又敲了敲书房门,他来开门,也不说‘你请进’,而是问‘你找谁’……后来我多次给他送过我们诗社社刊,也不敢多待,因为他比较有个性。”上世纪80年代,圈内小字辈章治萍多次登门拜访昌耀,在他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叙述中,孤傲的诗人似乎不通人情世故。“你去他家,他从来不倒茶的,没这概念,他通常一个人在书房,你去他就站起来握个手,然后坐下,聊个十来分钟,你走时他就站起来挥挥手,也不送你到门口。端茶送客他都不会。当时就看得出来他和家人不太和睦,我去时遇上两次他们家吃饭,都是夫人和孩子们在饭厅吃。他在自己的书房吃,他的书房不允许家人进的,里头一看就是搞创作的,床上、桌椅上全堆着书,杂乱无章,但书在哪里他都知道。”
即便早年同桌共餐,在长子王木萧眼中,昌耀“一家之长”的形象也极为严苛。“小时候,父亲在家里实行了‘分配制度’,吃饭时的气氛是很紧张的。母亲把刚做好的菜,依次分配到我们5个家庭成员的碗中,但主食是不分的,吃饱即可。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中吃完碗中的食物后,必须还要把撒在桌子上的全部吃掉,做到‘颗粒归仓’。”
但在王俏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颇为溺爱,还给他儿时的涂鸦小画题了不少字。“三个孩子中,父亲对我关爱最多。记得80年代他经常出差,每次都会给我带回些玩具,像那种一打就闪光的小手枪,或生铁铸成的小剑,他都给我买。我上小学后风靡变形金刚,我们那里有个商店当时上了美国进口的变形金刚,我记得要五十多块钱,赶上当时一个人的人均工资了,我父亲就说要给我买,然后带我去看,看后心里很着急(没钱),但过了几天,他就给我买了一个。”
1985年,昌耀(左二)、燎原(左三)在西宁一农家小院  图/《高车:昌耀诗歌图典》
比起“读不太懂”的《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王俏也更喜欢父亲的《峨日朵雪峰之侧》:“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我小心翼翼探出前额,/惊异于薄壁那边/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
“我更喜欢他在海北流放时写的作品,关于自然的那些我更能呼应,父亲诗歌里有些字比较生僻,我也喜欢听听网上朗诵的,比如前两天听那首《河床》,感觉气势磅礴,阅读的话我确实能力有限,像‘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炊’这种看似很普通的,我也不太理解。”
2016年,王俏也从格尔木回到西宁,和爱人一起开了家民宿。“想到父母婚姻破碎,家庭分裂,我就寻思给民宿取名‘土伯特之歌’,里头有些怀旧情感,也是呼应父亲那首诗吧,虽然我读不懂,但至少取个名表达对家的爱。”
这让人想起昌耀1990年写下的诗句:“大雪的日子不过是平凡的日子。”

 

怀春者的信柬
我是昨日高山的冻泉:/曾为情思深闭而苦痛。/曾因积久的缄默而喑哑。//……且别笑:/玉棉剥尽,/西风吹去——/乃是一束束/怀春者的信柬。

——《怀春者的信柬》

历经二十多年命运锤砸,昌耀于1979年回到《青海湖》编辑部,端坐在那张曾经属于他的、诗歌编辑的办公桌前。众人眼中,遭受了漫长监禁的昌耀,清瘦、木讷,肢体僵硬、不苟言笑。
“这人呆嗒嗒(ái dā da,江南方言)的,两手放膝盖上,任何人讲话,他眼睛都往下看,眼里也没光彩。好像人家都是管教干部,他就是个劳改犯。你根本无法把他的作品和眼前这个人联系在一起,这是我当年的第一印象。”上世纪80年代初,肖黛在一次诗歌活动上初识昌耀,她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忆,“那是个冬天,昌耀穿件藏蓝色鸭绒服,油光锃亮,脏得像三个冬天没洗吧。他皮肤白净、个子不高,一副南方书生的文弱样。我当时就想,劳改这20年,怎么没把他改成个红彤彤的庄稼汉?你还能感受到他的儒气。他跟那种目光炯炯的诗人不同,昌耀的光芒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跟大家坐一起,但好像不在这个场里,这跟他的个性、思路有关,他对日常事务不往心里去。”
长子王木萧印象中,昌耀“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衫,戴着一副与脸庞极不相称的塑料黑边眼镜,显得书生气十足”,但父亲“脾气很暴躁”,“那双眼睛和冷峻的眼神,让我心惊胆战”,儿时,他“惊奇地发现父亲不会‘笑’(偶尔会笑,也是因为创作出了他认为可行的作品,并且笑得很难看)……”。
1979年夏,一家五口在青海省委党校院内合影  图/王俏也提供
昌耀留下的照片中,很少见他微笑,顶多一丝浅笑。1980 年代初和小儿子王俏也的合影中,他难得显出父亲式的温暖微笑。彼时,昌耀已带着妻儿离开农场返回西宁,被苦难腌渍得太久的诗人,即便在这么一个理当大幅度调动颧骨肌肉的时刻,也只是微微牵动了一下他的面部神经。
“我们从没见昌耀开怀大笑过。新疆作家周涛写过一篇文章,形容昌耀的笑是羞涩的,这个表述非常准确。昌耀有笑的时候,但都很克制。他在作品里写了大量的笑,但这些笑多半是拟人化的,让大自然的冰在笑、河流在笑,唯独人的笑,他写得不多。”马钧记得,仅有一次,在昌耀女友家中,他亲历了诗人的灿烂笑颜。“有次和作家风马由昌耀带到修篁家去。修篁女士打发昌耀去买点零食招待我们。聊天时,我无意瞥见窗外拎着零食走在路上的昌耀。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一个男人轻快的脚步,因为这趟甜蜜荣耀的差事,他浑身洋溢着愉快,就像布列松那张照片《男孩》,脸上泛漾着满足、得意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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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昌耀与儿子王俏也在西宁  图/《高车:昌耀诗歌图典》 ,王俏也提供
1990年代,昌耀的诗作在险拔峻峭中流露出几分温馨与柔情。声名鹊起的他,以“著名诗人”的身份应邀前往南方,“头戴便帽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参加诗歌笔会或担任诗歌赛事评委。苦难赋予诗人某种传奇性,在外省聚会的日子,昌耀从同道的敬重中收获“吾道不孤”的安慰,与异性倾慕者交流时,情感长期冰封的诗人,确乎受到了意外的“爱”的引动。
“冰湖坼裂:那是巨大的熔融。(《冰湖坼裂·圣山·圣火——给S·Y》)
彼时,昌耀的婚姻已濒于破裂,先后寄居于作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的办公室,流离失所中不时扮演一个“大街看守”的角色。就是在这样的生存中,他的诗作里开始出现诸如“S·Y”(或“S”)、“修篁”等女性名字或符码。
昌耀常给人以冷峻肃穆的印象,但在亲密关系中则显出极少外露的天真和憨气。他给对方取名“S·Y”,代表“傻丫”的昵称;他曾幻想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速记员安娜小姐般的爱情,因此书信里常自称W耶夫等,从这些字词使用上,也能看出诗人时而也有被苦涩包裹着的幽默感。
1990年夏,昌耀在杭城结识了一位年轻女诗人,此后两年频繁与对方通信,双方联系时断时续,昌耀亦有多首诗作题献S·Y。这些作品“时而暧昧,时而明晰,时而温馨有加,时而恶劣透顶,直至他临终前几天写于病榻上的《一十一支红玫瑰》为止”。关于昌耀与这位南方“滨海女子”的交往,燎原评价,诗人的情感如火山爆发,“而炽热的岩浆和气浪却炙烤得对方无法承受,遂又在对方扑朔迷离的回避中,使自己陷入爱的灾难。” 
与S·Y关系破裂后,昌耀1992年7月的诗作中出现了另一个名字:修篁。
“篁:我从来不曾这么爱,/所以你才觉得这爱使你活得很累么?……我亦劳乏,感受峻刻,别有隐痛……/我百创一身,幽幽目光牧歌般忧郁,/将你几番淋透。你已不胜寒……/从此我喜忧无常,为你变得如此憔悴而顽劣。/啊,原谅我欲以爱心将你裹挟了:是这样的暴君。”(《致修篁》)
从1992年《致修篁》《傍晚。篁与我》《花朵受难》等作品,到1996年至1997年间的“《伤情》三章”,昌耀曾多次显示内心对双方恋人关系的确认,但至1996年底,出于对未来生活的务实考虑,两人关系发生变故。
“芳草把层层色彩托出泥土。/刺猬披一身锐利的箭镞……”,无羁的灵魂裸露,“一切无情。/一切含情。”(《慈航》)数段情感经历都曾是昌耀苦难生涯里的甜蜜插曲,但现实生活中却常留下“一地碎片”的锋利伤口。
“哎,这个老昌耀啊!”肖黛忆起昌耀最后时光有次在病榻上哀叹——其实没人爱我。“我安慰他,我们大家都爱你,就像你热爱妖精一样的女子们……我知道他的意思,爱他的人,大抵是爱着因他的存在而有了那些美好的诗歌而爱。他大概是说,他就是个普通男人,他爱妩媚、贤淑、冰雪聪慧的女子,居然很难吗?你看他交往的女性,有的非常漂亮,有的非常善良,像修篁真是非常善良。唯美、善良,是他诗人的追求,但很不现实,所以他的生活一塌糊涂,他到我们家吃饭,都惊讶于我的厨艺,其实他一辈子都没吃过好的。”
2000年初春,昌耀病重期间与韩作荣(左)、肖黛合影  图/《高车:昌耀诗歌图典》,王俏也提供
整理年谱时,张颖细读昌耀书信,也认为诗人的个性注定了悲剧。“我觉得昌耀特别单纯,但他不太活在现实世界中,真实情感生活里他是失败和被动的。纯真的爱情是他的寄托,在昌耀生命中充当了诗意渴求的源头。你看他在诗里写一家人生活,里头是他对女性的想象,但杨尕三的性格完全相反;又比如他和S·Y的交往其实有点幼稚,让人家赠送7根长长的青丝、寄100元钱让她夏天去买汽水喝。昌耀这些行为单纯可爱,但放到现实生活中毫无胜算。只能说,他没有遇到一个能真正珍惜自己的人。”
“诗人,这个社会的怪物、孤儿浪子、单恋的情人,/总是梦想着温情脉脉的纱幕净化一切污秽,/因自作多情的感动常常流下滚烫的泪水。” (《烘烤》)
是的,正如马丽华在纪念文《骊歌向诗魂》中所言,“昌耀是唯一的,而且无从仿效——其精神世界,无人能够仿效;其生活状态,无人愿意仿效。” 图片
青海湟源,昌耀诗歌馆  图/视觉中国
(参考:《昌耀诗文总集》《高车:昌耀诗歌图典》《昌耀评传》(燎原 著)《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马钧著)《昌耀年谱》(张颖 著)等;致谢:肖黛、马钧、 王俏也、章治萍、燎原、张颖等拨冗受访,马非、梁建强、青海人民出版社协助联络,实习记者倪瑜遥整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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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总第725期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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